新世紀兩岸的新戰略形勢

近來，美國小布希政府已開始在台海情勢上沿用冷戰時期的戰略思維：一方面強化台灣的軍備，另一方面編造罪惡七國，故意透過《洛杉磯時報》透露，針對該「七惡」，美國將會不惜以戰術核武對付，其目的無異就是要讓台灣在採取與中國對抗的政策時，不必有後顧之憂。如此一來，將來台灣在政治上應會比較有信心地走上「漸進式台獨」的路線，再適時利用台灣激怒中國之後，就可以很成功地把中美對抗的戰場，由美國本土轉移到台灣海峽。

如此之戰略將可收一舉三得之效，一者可免除美國本土之兵禍，頂多只需使用戰術核武於台海戰場上，不必動用到戰略核武（事實上在該地區動用戰術核武，其效應等於是戰略核武的效果，因為該區域乃是中國的精華地區），而且美國更可掌握介入深度及廣度的主動權，在據有戰略優勢之餘，最後甚至可以透過談判手段取得更大的利益；其次，就在台海兩岸從對立至對抗，甚而達至衝突的過程中，透過兩岸彼此的軍備競賽，又可以某種程度地拖住中國的經濟發展，甚至拖垮中國的經濟，也進而拖累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激起該地區仇視中國的情緒；最後，此一戰略的總收成，將是犧牲一個小台灣，換取美國百年霸權的再鞏固，只要「中國威脅」一除，將可確定百年之中歐亞大陸將不再崛起任何的強權，至此世界上將不存在任何國家足以威脅美國在世界的支配地位。這是小布希政府的如意算盤，會不會讓其得逞，就要看中國人的智慧了。

現實而言，台灣是兩大之間難為小，只能兩害之間選其輕，其選擇空間顯然並不大，而中美台三者之間的戰略思維又是如何呢？這個問題實在值得吾人進一步的探討。

事實上，根據理性決策的理論，任何國家的國家發展政策都應該是針對相關的客觀情勢，為了貫徹自我目標，所規劃出來的國家發展綱領及戰略部署〔注一〕。因此，一國的國家安全政策，理性上，也應該是根據客觀情勢，為維護國家安全，所規劃出來的戰略部署及行動綱領。而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針對客觀情勢的國家安全規劃必須要能超越時間、空間和敵我的思維，才能「決勝於未戰之時」〔注二〕，進而「持續」鞏固國家安全。

環觀整個世界，從台灣的立場來看，中共應該是其國家安全上最主要考量的對象。所謂「攻心為上」，尤其以小對大的情勢下，更應堅守「未戰先勝」的原則，方能確保基本的國家安全，因此就必須從敵我思維中去求勝。從整體的對抗原則而言，以小對大的情勢，絕不能採取一對一攤牌的決戰方式，更不能將對抗的重點集中於單一面向上，因為一旦被擊潰或突破，將導致全盤皆墨﹔而相對來說，以大對小則應反其道而行，將對抗面縮小，並集中在特定層面上攤牌，以求決戰。

根據這個原則，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上，應該會盡量擴大其競爭的層面，並將兩岸關係放大到國際的架構內去思考和解決。然而，過去長期以來，表面上台灣雖然堅持兩岸必須在國際場合上做官方的接觸，其實這只是立場的堅持和僵化而已〔注三〕，在所有的政策層面上，不管朝野都還是在處理兩岸的事務上局限於兩岸關係的架構內去思考；一切政策幾乎都沒有跳脫出這個框框，當然就會繞著統獨問題在打轉，所有的問題和爭議也都是從這個思維引申出來。

譬如，目前一般人看到台商往大陸投資而導致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就只會想到大陸方面試圖「以商圍政」的政策所致，因此自然就會想出「戒急用忍」的政策去堵台商的大陸投資潮。但是，如果能夠冷靜、理性的分析，並把思考格局放大到國際的經濟體系，那麼或許就能夠發現，台商到大陸的投資潮可能是有國際的因素存在，應該從國際經濟體系中去尋求解決之道，方能奏效。

事實上，台商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商人之一，任何的投資不可能不做風險評估，只要有其他較佳的選擇，他們決不會頂著風險，跟自己的資金過不去。台商到大陸投資，固然有國內的因素，但另外的原因是，東亞金融風暴之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幣值大幅度貶值，因而工資隨之大幅度下滑，勞資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得以緩和，藉此吸引了許多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舉投入。而這些跨國公司有很大部分都是曾經投資在台灣的外商，這種情勢當然迫使大部份的台灣定單流失，轉移到這些受過金融風暴襲擊過的國家。於是台商為了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到大陸求生機（相較之下，大陸以WTO開發中國家的身份對美輸出仍具有最惠國待遇的關稅優惠），難道還有其他的地方可供選擇﹖要不然難道就任憑坐困愁城嗎﹖

這個時候，台灣如果能夠跳出兩岸關係的框框，掌握自己產業結構的優點，從國際體系中去尋求替代方案，就可能會發揮「疏導」的效果，不必擔心「戒急用忍」政策將有潰堤的疑慮；漸漸地，經濟的困境也得以舒緩。從此邏輯來推演，其它層面的決策也是同樣的情況。所以，只要把格局放大，從國際戰略的體系去思考兩岸的關係，應該只有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哪裡還會有統獨爭議的糾葛呢﹖

更進一步而言，攸關國家安全的思考不應該存有僥倖的心理，必須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所以應該客觀分析雙方的思考模式及作為，方能進一步尋求對策。大陸方面乃是以大對小的態勢與台灣對峙和鬥爭，基本策略上可以根據人民戰爭的指導方針〔注四〕，將台灣誘入對她最有利的範圍內，然後在特定層面上對決﹔至於時機，中共的鬥爭原則應該是，如果沒有勝利的把握，絕對不輕易攤牌。新世紀既然是全球化的形勢，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封鎖已經達到特定的成果，未來在新世紀的鬥爭層面應該會鎖定在經濟的層面；一來因為這是新世紀的趨勢，二來經濟是台灣民心之所繫，而且最近的發展已顯現消長互見的傾斜，從中共的立場來說，只要積極整軍經武等待攤牌對決的時機。

所以，新世紀的中共對台政策應該是採取經濟封鎖的策略，而且中共應該也非常清楚，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只要從國際經濟體系下手，自然就會迫使台灣的產業外移，正可收一箭雙鵰的效果。於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來思考，整體的策略形勢應該是，盡可能將台灣誘入在兩岸關係的框架之內，然後以其經濟發展的成果，廣對世界宣揚，透過其廣大的市場為誘因，再配合共產主義的革命策略，以第五縱隊對台灣內部從事滲透破壞〔注五〕；如此一來，將可以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發揮焦土策略的效果，屆時台灣想不陷入「一個中國」的框框也很難了。可見，儘管中共還在宣稱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但在處理新世紀的兩岸關係上已經有國際架構的思維了。就如當年美國解決「越南問題」的經驗一樣，必須先解決與中共的關係；中共目前亦已能認知，中美兩國關係的解決，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

另外，面對新世紀全球戰略架構的新形勢，儘管中共對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仍然難以超越，但是也會對整體競爭的態勢做戰略的規劃。事實上，中共自從九五年及九六年的飛彈及軍事演習之後，已經逐漸認知到，兩岸問題是不可能堅持「兩岸解決」的原則了，多少程度上必須透過國際的架構，尤其必須考慮美國的影響。而如果要想擺平美國這個因素，就必須從全球戰略的高度去思考和規劃。其實，中共心裡也非常清楚，至少在新世紀的前半世紀中，以中國的國力來說，還是無法真正對美國產生實質的威脅﹔另一方面，中共也瞭解只要超越美國，就等於擊敗美國。因此，根據共產主義的鬥爭策略，中國是不能也不會與美國搞攤牌式的對抗，這個原則早在上世紀末就由鄧小平汲取美蘇對抗的經驗後提出〔注六〕。基於此，中共顯然只會在全球戰略架構下對美國採取「假對抗、真超越」的戰略方針。從這次中共處理中美撞機事件的謹慎態度，以及最近「作而不述」的謹慎作為來看，應該可以得到證明。針對小布希政府的強硬路線，中共不是不回應，而是要從國際體系下手，以醞釀足夠的籌碼，作為未來鬥爭的準備。

然而客觀言之，對於美國基於「國際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思維所規劃出來的全球戰略，中共還是未能超越「國際現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思維加以因應。也因此，在國際體系內的中美對抗過程中，中共總會處於被動的不利態勢，對台灣來說，也多少程度上增加了其國家安全。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主權至高無上，所以國際間並沒有特定的秩序存在，應該是無政府的狀態（anarchy），每一個國家根據主權所作出的外交決策和作為，都是追求基於權力的國家利益，所以國家的安全一般是建立在維持權力平衡的狀態，因而必然會極力反對他國追求霸權，「反霸」也就自然成為其主要的國家安全政策﹔而相對地，「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主權確實存在，但是隨著科技的進展，國與國之間交往頻繁且關係密切，國際體系自然會形成一個權力結構，因此，國際體系內各國的外交決策和作為不可能為所欲為，都應該會受到當時的權力結構所制約，而各國的國家安全都會與國際秩序的穩定有著密切的關係，進而推論出「霸權穩定理論」〔注七〕。也因為認知上的差距，中共認定，中美撞機事件的發生是美國從事情報偵查侵害中國主權所致﹔而美國則認定，這是美國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秩序必須執行的任務，中共也曾受益於此，實在不必反應過度。然而，國際政治所要重視的，並不是理論本身的是非問題，而是哪一個理論有助於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基於新現實主義的決策思維，顯然地，美國會從全球及全方位規劃其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並主動地去防制任何可能的危害因子；而中共則仍只是沉浸於過去大中華帝國的思維，做積極性防禦的規劃〔注八〕。這二種思維落實到現實的對抗後，就變成了美國不斷地在中國的周邊放火，而中共則疲於奔命地一方面怒罵美國，又另一方面要忙於滅火的情勢。也因為如此，台灣方得以藉此得到喘息，其國家安全也暫時得以保障。

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共所能採取的對策，概要而言，主軸上還是必須促成中俄同盟以平衡美日安保體制的威脅，並對日本採行統戰﹔透過與德國和法國的關係改善，經濟上拉攏歐盟，以牽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極盡所能拉攏中東及中亞﹔穩住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並避免刺激印度，以護住運油線、新疆及西藏﹔善用市場的潛力，並透過WTO的體制，結合第三世界國家，抵制美國。在主軸上，中共一方面要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另一方面要疏離美日關係的緊密度。只要中俄同盟關係的緊密度可以與美日安保條約的關係相抗衡，那麼當中共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就足以對美、日發揮嚇阻的效應，讓其放手與台灣攤牌對決。

另一方面在疏離美日關係上，除了擴大美日之間的經貿矛盾之外，中共將設法在能源的供應上造成日本對她的依賴。根據日本官方資料透露，上世紀末，日本三菱財團與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將耗資二百二十億美元，聯手規劃一條西起土庫曼，經烏茲別克和哈薩克，橫貫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最後以海底管道直達日本，全長八千公里，連接中亞和遠東的天然氣管道〔注九〕。果若如此，將來日本的經濟命脈多少程度上會受到中共的牽制。屆時，美日安保條約的「新指針」對台灣的安全，到底能發揮多少正面的功能，頗值得懷疑。

基於這樣的國際現實，台灣在安全上的首要工作，將是透過與美國和日本所有可能的溝通管道，從區域安全的角度出發，以維繫美日關係為著眼，對雙方做遊說的工作，這比爭取她們對台灣主權的承認容易多了，而且對台灣的安全保障，將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一方面，疏離中俄同盟關係，對台灣的安全來說，將與幫助強化美日關係，有著同樣的效果。問題是，基於整體戰略的情勢（美日安保的再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南斯拉夫政權的轉向），從軍事安全及政治的層面來看，中俄同盟關係的建立是必然的趨勢，任何其他國家，包括美國，都很難加以阻撓〔注一○〕。這當中惟一可以下手的地方，就是從經濟的層面出發，而且最能有著力點的，就是運用台灣的中小企業。

台灣素來與蘇聯或俄羅斯都有良好的外交關係，過去兩蔣的糾葛已成雲煙，當前如果從經濟關係再續前緣，不談軍政關係，只要說服美國，應該很容易啟動。一來，俄羅斯經濟一直處於艱困的狀態，在對西方援助絕望之際，政策已開始轉向東方〔注一一〕﹔二來，儘管中俄關係基於雙方國家安全的現實已得到改善，但俄羅斯心知肚明，基於地緣關係，中共絕不會坐視其坐大〔注一二〕，因此經濟上必須靠自己站起來。台灣如果主動表達合作，既可以讓俄羅斯維持其國家尊嚴，彼此又有互補的效應，將可能是俄羅斯的最佳選擇之一。其次，更重要的是，以當前俄羅斯的經濟體制來看，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企業根本就會裹足不前，主要是風險太高，不適合於它們的投資﹔而台灣的產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架，機動性佳，韌性強，剛好適合開發這種可以提供高利潤、高機會、但高風險的經濟體系。

事實上，台俄雙方的經濟合作，必然是一種互惠雙贏的結果﹕同時跨越各自的經濟困境。進一步看，一旦台商深入俄羅斯的產業結構，雙方的互賴將日益緊密和深化，中共若想強力解決台灣問題，屆時也將同時侵害到俄國的重大利益，其態度與政策應該是可以預期的。如此一來，台灣雖不直接疏離中俄的同盟，但卻可以實質阻撓中共謀台的決策。屆時，台俄的經濟互賴呈現木已成舟，中共亦無從抗議了，從台灣的立場而言，此之謂「禦敵於未戰之時」，安全方得以保障矣。

其次，基於現實主義的決策思維，中共對於新疆及西藏的主權宣示是決無妥協餘地的，這是中共最敏感的地方。基於台灣的安全，政策上應盡可能避免碰觸，減少不必要的困擾和危險。理性考量上，台灣的新政府應該不會為了追求獨立的表象或迷信「灌頂」，與藏獨或回獨有任何掛鉤，將其國家安全作為情緒發洩的祭品。

最後，中美雙方在全球戰略的最近競逐中，應該是對中亞的爭取。自從米羅塞維奇政權在南斯拉夫殞落之後，配合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通過黑海、裡海，將直逼哈薩克﹔哈薩克北隔俄羅斯，東臨中國，只要能夠影響哈薩克，美國就能很成功地從內部突破，制止陸權的坐大。所以，美國於一九九七年先後邀請了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總統訪問美國，並承諾提供資金的援助﹔同時又促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推動「中亞和平計畫」，提供軍事裝備、人員培訓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注一三〕。儘管如此，中亞國家終究是內陸國家，自蘇聯解體後，失去了維繫民生的資助，經濟也面臨了問題。而且經過了這次的經驗，她們也都認知到經濟不能再靠別人長期的資助，必須自力更生。基於地緣的關係，這方面中共顯然佔有優勢，所以在哈薩克境內一項油田開發計畫的競標上，中共擊敗了美國而得標〔注一四〕。從這種競爭情勢的警訊，中共不得不積極開發大西北，以穩住局面。這一方面，美國的著力點顯然有限。

雖然證據顯示，美國已透過教育體系對中亞各國的政治菁英招手，但其效應是長遠而間接的。至於對中亞各國經濟的著力，是台灣中小企業的專長。這一方面美國可能會採取與台灣合作，至少美國可以在資金方面加以協助，有助於加快腳步完成部署。進一步來說，透過這種作為，對中共形成的壓力，也會迫使中共對大西北的建設產生急迫感﹔在此同時，政策上，台灣應會表達樂見大西北建設的成功。一旦中共兩腳踩入大西北，從事大規模的建設，將必然要將大量的國家資源從東南轉移到西北，屆時如果還要兼顧台灣問題，將反而會自陷危機，台灣的安全顯然又多了一層保障。

總之，國家安全的規劃絕對必須排除僥倖的機會主義心態，應該要特別理性，並需將眼光放之四海，且要具前瞻性。更確切地說，國家安全的決策，必須跳脫傳統直線式的思維，跨越時、空的限制，不能要求速效，更不能沒有迂迴路線的思考，進一步才能建立新的立體思維，以迎合新世紀的變化和需求。再把這一個原則運用到兩岸關係的處理上，簡單的說，想要解決兩岸關係的政策，就必須有跳脫兩岸關係的思維。這是中國的道家思維（跨越陰、陽，回歸太極，萬物皆在掌握之中），也是馬克思的辯證理論（超越正、反互動的思維，才能掌握歷史進化的方向），國家安全於焉是賴也。

〔注一〕Carl V. Patton & David S. Sawicki, Basic methods of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3）, pp.8-18.
〔注二〕《孫子兵法》， 「兵者，先勝而後求戰」。
〔注三〕從李登輝時代到新政府時期，雖然都堅持兩岸領導人應在國際場合接觸，都只是想讓中共陷入圈套，默認我方在國際社會的國家人格而已，藉此在國際社會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實，並非想在國際架構的思維下，解決實質的生存與發展的問題，這是自暴其短，把弱點提供給敵人集中火力攻擊，乃犯了兵家之大忌，也是捨易求難的不智之舉。
〔注四〕Samuel B. Griffith, Peking and people's wars: an analysis of statements by official spokesme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subject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N.Y.: Praeger, 1966）.
〔注五〕Jay Mallin, Strategy for conquest: Communist documents on guerrilla warfare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0）, Foreword. 〔注六〕一九九七年七月，作者曾與當時的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先生在北京西苑飯店二十六樓面談，唐先生當面表達了中共不與美國搞對抗的原則。相關論點參考Richard 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Y.: Viking, 1994）, pp.304-305.
〔注七〕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Y.: Harper & Row, 1981）, pp.84-127 & pp.134-16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A: McGraw-Hill,1993）;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31-48.
〔注八〕Michel Oksenberg &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97）, pp.31-36.
〔注九〕杜幼康，《中亞大角逐》，《國際展望》，第十八期，一九九七年，頁七。
〔注一○〕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亭在與中共簽定合作條約後的第二天，立即召開記者，一方面表達對北約東擴的不滿，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會與中共聯合對抗美國，並願與美國探討新戰略架構。其實這是標準的國際現實主義的作為，試圖極大化國家利益，一方面抵消美國發展飛彈防禦系統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所產生的不利效應。另一方面仍可以聯合中共，制衡美日的軍事同盟及北約的東擴。然而，無論如何，中俄的軍事同盟是基於政治現實的必然趨勢。美國亦已有了警覺，試圖改善美俄兩國關係，以降低中俄同盟的可能性。相關論述請參考 Robert Blackwill, Arnold Horelick & Sam Nunn, Stopping the decline in U.S.-Russian rel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December 6, 1997）.
〔注一一〕Ariel Cohen, “A new paradigm for U.S.-Russia relations: facing the post-war reality,” Backgrounder （Washington DC: the Hertage Foundation, March 6,1999）.
〔注一二〕Vsevolod Ovchinnikov, “A world of equals,” Rossiiskaya Gazeta, January 15, 1997; M. Nosov, Challenges to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East Asia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a view from Russia （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1997）; “What's the real point: George Bush needs to come cleanr about his missile-defence ambitions,”The Economist, July 21st-27th, 2001.
〔注一三〕 Dianne L. Smith, Breaking away from the bear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8）, pp.41-44.
〔注一四〕Sylvia Babus & Judith S. Yaphe, U.S.-Central Asian security: balanc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9）;《阿拉木圖選擇了北京》，《獨立報》（俄羅斯報紙）。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