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八)

意識形態神龕裡的孫中山思想採取著輕視的態度，如今我們卻對不同於黨國灌輸的孫中山原貌，有了重新認識的必要，也對義和團有了新的看法。

穆谷的《記一次熱烈但不成功的座談會》這篇文章並沒超出胡主民關於義和團的言說範圍，他只能譏笑王曉波是阿Q，認為「這種無知仇外的愚行」只是「為了滿足『民族自尊』而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對義和團的貶斥與胡主民一樣，不能瞭解到我們對義和團的另類觀點並非只是為了「民族自尊」。

面對他們對義和團的踐踏，傑的《民族主義的黃昏？》與武憶秋的《義和團思想？─兼論貧血的台大人》兩篇文章以比較感性的散文筆法來反擊，重點在於對義和團與受侵凌的中國的態度上，以及「理性」的知識份子與「情緒」的弱勢人民的對立上。

傑文首先點出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居然是經過「民主」的英國國會通過的，以此來呈現資本主義式民主所內涵的帝國主義性質，以及「民主進步的西方」壓迫「封建落後的中國」所透露的矛盾與荒謬。傑以「上帝」代表西方帝國主義的霸權、「福音」代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鋪陳中國受到侵凌摧殘後的反應，包括西化之後對祖先與傳承的自我否定，以及面對西方時的羞恥心與自卑感等情結，因此接受了「上帝」福音的東方知識份子就有了對義和團「愚昧無知、情緒用事、盲目排外」的鄙視態度。

傑文還進一步指出，這些人否定帝國主義的存在以及民族主義的意義乃是因為他們與現實隔絕，活在「理性、民主、自由」的觀念中。作者試圖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去觸及義和團的多面意涵，指出問題不只存在於民族壓迫，還有階級壓迫的一面：「所謂『民族自尊』只是知識份子的空泛情緒，而對於那些由愚昧無知的農民所組成的義和團，民族自尊這情感則太過神聖而高不可攀了。他們不是為了民族自尊這空泛情緒，而是為了切身的，不論肉體或心裡的現實上的壓迫。只有這種具體的、現實的壓迫才會逼使那些『愚昧無知』的農民們走向悲劇，而這個過程不是那些養尊處優、言必堯舜的知識階層所能體驗的」。因此「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面對義和團悲劇，如果不去細察它的歷史背景，一味譏諷其為阿Q、盲目、歪風，此種心理何異於晉惠帝『何不食肉糜』之昏庸，與知識份子之狂傲、墮落」。這個將知識份子作為一個既得利益階級來反省的觀點，呼應著陳鼓應「買辦階級」的用詞，年輕時代的我們雖不能免於言語上的粗率，但至少試圖去抓住超越民族感情的一點現實的、底層的真相。

而這個現實的階級觀點不只來自左派世界觀，也延續著台大學生兩年來企圖走出知識份子象牙塔、關懷社會、「擁抱斯土斯民」的趨勢。當時不管是慈幼會的活動、代聯會的社會服務團，還是畢聯會的參與選舉，都是超越知識份子論學說理的局限去關心社會底層的企圖。因此在這裡，對義和團的另類觀點就不只基於民族感情，更是一個「到民間去」的社會關懷取向了。

由同樣的理念引發出對台大學生的反省是武憶秋文章的重點。武憶秋指出大新的作者披著理性的外衣，「對於群眾的愚昧與罪惡，卻不知從其環境和發生上去理解，卻超然地口出辱罵之言…，難道他們根本沒有與中國人民認同？他們只是認同於擁有『知識』與『理性』的『學術』尊嚴？」這裡的「中國人民」當然不只是一種民族立場，這個概念所指涉的更是受帝國主義壓迫侵凌的第三世界的基層人民。

武憶秋認為台大人追求知識「是為了使自己頭戴光圈、鶴立雞群。…他們沒有認清學術是為了要服務社會大眾的…」。繼而指出這是台大人的貧血現象，「到處都是附庸風雅之徒，躲在象牙塔中…，他們總是一本正經、貌乎神聖的討論著一些自己一知半解的觀念及思想。…說穿了，可憐的他們，除了擁有一些可供在嘴唇邊玩弄的名詞外，還有些什麼？」這些確實已是超越民族立場而對作為知識份子的台大人的嚴厲批判了。當時這樣的自我批判確實嚴厲，然而年輕的我們真是那麼急切地想指出學生如何被黨國的教育灌輸了錯誤的觀念，以致於會對義和團抱著如此負面的態度。

我們這兩篇文章寫得感性十足，但在感性之餘也試圖將爭論推進一層，試圖超越民族主義的局限，去挑戰台灣所一向接受的西方現代化意識形態。因此傑的文章如此結論：「民族主義是有其現實之根的，沒有資本主義的擴張，沒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就沒有民族主義可言。它的湧現有其客觀環境的需求，不是如『民主』『自由』者只不過是此地的知識份子放在嘴唇邊玩弄著的語彙罷了」。最後一句話雖然說得輕率，但以穆谷與胡主民等人會在客觀上與黨國體制形成同盟，來鎮壓剛萌芽的校園左翼力量的事實來說，他們難道不是只將民主自由掛在嘴上而已？

作為對方圍剿首要目標之一的王曉波，在他親自披掛上陣所寫的〈愛國才能反共〉一文裡，不只站穩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立場，奮力抵抗迎面而來的紅帽子，也再一次為義和團問題提出了反霸權的另類歷史觀：「歷史學家都是站在士大夫和白人價值中心的立場來寫這段歷史，來醜化義和團。」清楚點明怎麼看待義和團不只是民族問題，也是階級問題，是統治菁英的歷史觀在醜化義和團。而關心階級問題也是王曉波的本色，幾年來他對「黑手」勞動者的關心並不亞於對民族問題的關心。這可是台灣左派在一九五○年代被肅清之後，台灣知識份子關心勞動者的濫觴。

對待義和團的態度如同對越戰的觀點，顯示了雙方的重大分歧。本來在民國六十一年的台灣，討論民族主義是無須扯到這些的，然而《大學新聞》的作者或許以為可以用義和團的污名，來達到污衊民族主義的效果，於是挑起了這個饒富深意的議題，可惜的是這議題在當時並沒能有深入探討的機會與環境。

如何割斷歷史臍帶──二分對立的冷眼觀點

我們的論戰對手都十分善用觀念上「二分對立」手法。譬如堯旋問說「究竟外國人壓迫我們厲害？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壓迫自己厲害」？而每週短評則問說「毛共壓迫我們厲害？還是美、日壓迫我們厲害」？以「外國人vs.中國人」或「美日vs.毛共」的對立要讀者二選一。一般人在長期反共教育的灌輸下，當然會選擇「中國人的毛共」壓迫我們厲害，何況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我們也不能從另類觀點去分析其歷史情境。這是他們在整個論戰過程中一再玩弄的伎倆，其他還有「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對立、「義和團情緒」與「現代化理性」的對立。只要你主張反帝的民族主義，就表示你反對自由民主；只要你同情義和團，就表示你缺乏理性。

胡主民的文章不只以此二分對立邏輯為基礎，還進一步將「中國人」而非中共政權當成我們的對立面，他說「今天我們面對的不是黃發碧眼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而是與我們同文同種在共產獨裁政治統治下的『中國人』」。又說兩岸之間是「處於生活方式相對壘，思想形態相抗衡的兩個世界中，筆者深深懷疑到單純的民族主義是否已陷入了一種窘境」。

胡主民不僅將原來黨國的傳統口號「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中抽像的「大陸同胞」（我們原來的解救對像），變成與我們有著不同生活方式與思想形態的中共政權的參與者與共謀者，也將這樣的中國人當成台灣人的對立面來陳述，中國人成了在「生活方式相對壘，思想形態相抗衡的兩個世界中」，與我們對立的另一個世界的抽像「他者」了。

在「台灣意識」成為主流的今天，這樣的論述俯拾皆是，但在黨國意識形態籠罩的當時，卻有著複雜而奇妙的意涵。這種將「中國人」與「台灣人」二分對立的公開提法或許是台灣內部的第一次，其實原來黨國的「中國人」概念就已隱含這個因子了。黨國原來的中國人概念是不包含「身陷匪區」的人的，大陸同胞只是個抽像名詞，如今胡主民卻是把這個二分對立的身份顛倒過來，將黨國式的「中國人」身份奉送給抽像的「大陸同胞」。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也就可以理解他為何會那麼凶狠地攻擊王曉波的民族主義了。

這一篇頂著民主與理性光環卻又十分黨國筆法的文章，當然讓我們憤恨不已。這個在今天已經成為政治主流的「中國/台灣」二分對立操作符碼，在當時卻是初次出現，也就成了批判的把柄。黃道琳與謝史朗二文於是在反擊對方的扣紅帽子之餘，進一步批判他們將對岸中國人當成台灣人對立面的觀念。道琳開門見山直撲這點：「胡文的民族主義把台灣跟大陸的同胞分成兩個對立的『民族』」，又指出「這是什麼荒謬思想，這是什麼惡毒言論！照他說來，我們今天要把過去反抗帝國侵略的武器轉而『面對』在共產統治下的中國人！…這不僅比『台獨』分離思想更惡毒，簡直是要我們與在共產統治下的七億苦難同胞為敵了」！史朗則質問胡主民「與大陸七億同胞面對才是識時務嗎」？

就親美反共的立場而言，將海峽兩岸的人民對立起來看待其實是很現實的態度。我們以左翼民族主義的立場揭示了他們的這個觀點，當然以為抓到了把柄，而以「台獨」的帽子反扣回去，然而卻是在對方扣紅帽子的情況下被迫進行自衛的無奈手段，卻也見到當年大家同樣受到黨國文風的惡劣影響。

受到反越戰、六八學運、文革與保釣影響的我們這批學生既不再盲目反中國，也不認為獨立是條出路。然而我們這批學生之所以會在這個節點上擁護民族主義，並非為了反台獨，而是要反對身兼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龍頭的美國霸權。我們當時認為台灣最大問題在於親美的黨國威權體制，「統獨問題」並不存在，我們向來也沒有本質論地去否定台獨，還曾興致勃勃傳閱過左雄與史明關於台灣民主或民族革命的辯論文章，因此不僅沒有對立的心理，反而抱著同情與敬意，認為是向黨國威權體制抗爭的盟友，遑論當成敵人了。但是我們的論戰對手顯然十分敏感於海外民族主義的反帝風潮，雖然這個風潮在台大其實只在一小群師生之間起作用。這本是黨國密切在注意、隨時會動手鎮壓之事，而我們的對手卻如此過敏，如臨大敵，以致要主動出手幫助擒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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