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返台事件與中共對台政策的行銷策略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晚間，中華民國國軍駐守金門的一位上尉連長林正誼（即現今的林毅夫）游泳「叛逃」到對岸。在此之前，和林毅夫在金門同營的一名兵器連排長企圖游泳到對岸，卻被潮水沖回料羅灣，結果被捕搶決，林毅夫也在同僚面前痛罵叛逃排長不忠不義，有趣的是，當晚林毅夫就被國防部展開「雷霆演習」實施大規模搜索，並無結果，於是在五月二十六日依規定以「失蹤通報」，次年五月十七日以失蹤滿一年宣告其死亡。

林毅夫「叛逃」至大陸時，國防部長是高魁元，參謀總長是宋長志，陸軍總司令是郝柏村，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是王升。

這些高級將軍曾經認可、稱讚當年的林正義投筆從戎就讀陸軍官校，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愛國青年，沒想到後來這位所謂的愛國青年，竟然另有抉擇，「叛逃」到中國大陸去，其「識人之明」將「情何以堪」？國防部不趕快要求林毅夫家屬「配合」他們領取實物配給及撫恤金，將無法掩飾因「叛逃」的真相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祇好謊報失蹤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國防部反而要追討撫恤金，豈不滑稽？

國防部不僅要追討這筆撫恤金，還要罵人家不忠不義不孝與忘恩負義（國防部長湯曜明的強烈譴責用語）。由此可見，這些人品人論事，以本位主義和個人利害為出發點，與台灣各政黨或各政治人物的品論標準沒有兩樣，不值一顧。說人家不忠不義不孝者，也未必能證明自己是大忠大孝大義者，將來在關鍵時刻是否能大忠大孝大義也都是問題，尤其是目前國軍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當頭，還有尹清楓命案、拉法葉案等軍紀敗壞的嚴肅問題，豈能罵幾句就證明自己已經盡忠盡職了呢？

林毅夫返台事件的意義詮釋，必須放在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動機(二)系絡。這也是任何意義詮釋時所必要的觀點。筆者先從時空的系絡說起，最後才從動機的角度去理解。

一九七九年這一年是兩岸關係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從這一年的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美國國務院正式通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於一九八○年一月一日終止。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宣佈，自即日起，停止炮擊大、小金門、大膽、二膽、馬祖等島嶼。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世界上普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同時強調，實現祖國統一，「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

這時候蔣經國總統在「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典禮」上聲稱，中華民國絕不會放棄一貫的反共路線，不到共黨政權徹底崩潰，反共奮鬥絕不中止，絕不讓任何壓力來改變中華民國反共復國堅定不移的方向。

這一年的元月十一日，行政院長孫運璇就《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聲明：「……和平、統一，確實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願望，但要中共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他完全無知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精神，還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忘了自家中國文化的特色，陷入西方文明體系價值的內戰之中而不自知。

一九七九年也是中共結束十年文革，並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實踐的一年，那時候只有極少數有遠見的人，才會有信心看出中共基於十年文革的慘痛經驗，決心「撥亂反正」，一般凡夫俗子是無能也無信心斷定二十多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會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更想像不到中國大陸的市場能夠吸引全球各地的資本家「萬國來朝」的榮景，應驗了《管子》的一句話：「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事者不謀於眾」的胸襟偉識，一般人都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以小鼻子小眼睛來看事物，更糾纏本位主義的利害觀點來品人論事，那有資格或能力批評德行或見識高人一等的人物的言行舉止，其所代表的意義呢？

林毅夫叛國嗎？不要說現在中華民國憲法仍是一個中國的架構，在一九七九年雖然發生以上所說的巨變，兩岸仍然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冷戰關係，既然是一個中國原則，何來叛國呢？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在近代面臨東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建設運動中所尚未完成的建國工程。既然如此，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自然有權利選擇那一股建國力量最能代表全民族的福祉，而先走一步，以求貢獻於建國運動，早日完成統一。

真正叛國者老實說，才是搞台獨運動者，因為台獨是背叛「一個中國」原則，台獨分子也有選擇權，但他們昧於時勢，未把美國「不支持」或「反對」台獨的精神充份體會而盲干，這種理想主義精神雖然可愛，其不自量力的固執卻也其心可憫！

尤其是自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李登輝公佈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後，雙方冷戰結束，只欠一個和平協議，因此才有後來一九九二年兩岸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以及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的「辜汪會談」。臨時條款被廢前，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在立法院表示：「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基本國策將由以武力與戡亂的方式統一中國，轉變為和平民主統一中國。」既然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統一中國，那能再以冷戰時期雙方對立謾罵的姿態，譴責林毅夫呢？如果軍方對林毅夫返台不逮捕追究，進行法律追訴，則對軍心士氣、國家認同都會造成嚴重傷害的話，試問自一九八七年解嚴及開放探親後，已有二千萬人次，包括軍方高級退役將，國民黨統治時代的政治犯，及許許多多在職中、高級公務人員往返兩岸，乃至於中共的黨政幹部來台訪問，都不會對軍心士氣、國家認同發生嚴重傷害嗎？真是豈有此理！

問題的根源是，你是從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角度，還是以動員戡亂的冷戰角度來看問題，如果是後者，林毅夫返台可能就會有軍心士氣或國家認同的問題。如果是前者則林毅夫的返台，就有促進化解兩岸僵局的作用，並進一步催生兩岸談判，共議國號，也就沒有什麼叛國的問題存在。

這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從中華民族的大孝大義立場來看，林毅夫的動機則很清楚，他說：「我記得我當兵的原因是，蔣經國先生曾講過，不做被人欺負的民族的最後一代，這一代年輕人應為讓中國成為一個意想不到的完美時代的開端而努力。」這就是民族大義的立場。林毅夫在一九八○年寫給李建興的家書中又說道：「台灣不該獨立，更不應該再次淪為次殖民地。那麼台灣到底應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題。基於對文化、歷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認識，我覺得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選擇方案。做為一個台灣人，我深愛這塊生我、養我的地方，我願為它的繁榮、幸福奉獻一生的精力；但是做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台灣除了台灣人的台灣之外，台灣還應該能對中國的歷史發揮更大的貢獻。長期的分裂，對大陸不利，對台灣不利，對整個中國的歷史更不利。因此如何在不損害台灣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國早日再度統一，是我輩有志青年無以旁貸的責任。」大哉！勇者智者之言也。

如果不站在中華民族大義的立場來詮釋這個問題，則林毅夫成為一個狹隘意義上的「叛國者」也說得通，但是那些從狹隘意義上發言的人，將是一群十分可憐不知自己處在何種時空位置上，既無搞台獨的本事，也不願搞統一運動，他們剩下的只有個人權力慾的追求，以及被政客耍弄名詞，跟著起哄毫無自立自主意識的可憐人。

至於從政權或政府的意義上來說，政府能做好事，也能做壞事，公民有不服從(Civildisobedience)的權利，公民自可衡量兩岸政府過去的政績，以及將來的可能表現而自願地抉擇。中共既已非「叛亂團體」，林毅夫也就不是什麼「投敵叛國」的繼續犯。否則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以前的「資匪罪」，現在難道還是如此嗎？同樣地，兩岸三通也不再是「通匪」了，何必再以泛政治的冷戰思維，來評論或譴責今天的林毅夫？這是從法律關係來詮釋的，軍人也必須服從現在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的法律架構，不得逾份像潑婦罵街似的說人家「不忠不義不孝」。

一九七九年正是兩岸政府「不完全繼承」與「不完全喪失」統治權三十週年，兩岸主權共享，治權分屬的時代。經過三十年的檢驗，中華民國政府在民族問題上是失敗的，她退出聯合國，中美與中日等重要外交關係已斷，依靠冷戰結構苟活而已。在民權問題上，蔣經國政權依舊是威權統治，民主政治未見實施誠意。在民主問題上，國民黨政府因十大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台灣躋進四小龍之一，外匯存底漸增，可謂成功。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民族問題上則是成功的，她躋進聯合國五強之一，成為軍事戰略的重要大國，美國要聯合中共以制衡蘇聯，並已結盟解決越戰問題。在民權問題上則因文革剛結束，政治上正處「撥亂反正」的關頭，雖仍為獨裁政體，一時尚難實踐民主體制。在民生問題上，也因文革動亂，搞得民不聊生，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前程似錦。

林毅夫面對上述兩岸政府的現況，看出一個國家必先在民族立場上有了成就，結束鴉片戰爭一百四十多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才能繼續發展經濟，並以國防力量保障經濟果實；有了經濟成就才有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林毅夫在一九七九年就已觀察到鄧小平這一改革開放的卓識遠見，十分不簡單，其膽識與能力令人敬佩得很。而台灣在一九七九年雖有經濟上的小成就，任何人一看便知這雖是台灣同胞的努力結果，但若無美國在冷戰結構上的支持，台灣的經濟也難有成就。即使台灣經濟有所成就，但若在民族主義立場上不能有所表現，最後將落得依附美、日強國，毫無國防實力以保障台灣的生存。不幸的是，自一九七九年以後二十多年來台灣的發展正是如此，尤其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搞得台灣人早已四分五裂，軍隊流於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陳水扁上台兩年後，台灣的經濟與財政更加雪上加霜，每況愈下，前景暗淡。

台灣的經濟與財政，只有回到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以中國人幫中國人的情懷，才有可能挽回頹勢，這也是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企業大老一再呼籲「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的心理轉折過程。若由此觀點切入，則林毅夫愛台灣也愛中國的立場，以台灣人幫中國人發展經濟，將來中國人也會幫台灣人的思路，又與王永慶等企業大老有什麼不同呢？林毅夫只不過先走一步而已，難道台灣各政黨以及軍政要人，還要與大陸長期分裂下去嗎？這種對台灣不利的事，如果硬拗下去，豈是愛台灣之道嗎？

從以上中華民族的觀點，吾人分析兩岸都要結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西方文明價值的內戰，以中國文明的價值特色，在實踐中創造中國的未來。其次，從中華民族的大系絡縮小範圍，以建國的系絡來看，兩岸已到了中國近百年建國運動中的最後關頭：要不要統一的問題。在一中原則下，林毅夫沒有叛國問題，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廢止後，更無法律問題。若從國家系絡縮小範圍，從政權的系絡來看，兩岸政府各有勝負，不過台灣早已失去民族立場，已無力保障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未來，林毅夫有選擇自由，正如莊子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祇能以實用的角度作選擇的標準。

最後，再從政權的系絡縮小範圍，以軍事的觀點來看林毅夫事件。兩軍對峙好比不良少年械鬥，其中一方成員叛逃對方時，難免影響軍心士氣，叛逃的一方定會罵自己的成員不忠不孝不義，或王八蛋、臭雞蛋……等情緒之詞，而對方則歡迎叛逃者。雙方的表現都是本能的反應、低級的回應、庸俗的謾罵。這種情緒如果沒有光明正大的理論或理念作引導，將流於「怒而不威」，沒有威信可言，則「人皆犯之也」。反之，若有理論引導則「不怒而威」，自然不必罵人不忠不孝不義了，其自信心已讓他沉著穩定，勝券在握也。

林毅夫「叛逃」時的參謀總長是海軍上將宋長志。當時在蔣經國的領導下，雖然還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但軍隊已經外強中乾，軍紀也產生嚴重的問題。從現在回想那時候的情景，後來發展的海軍尹清楓命案，以及拉法葉軍購案都與當時的軍紀敗壞有關。更駭人聽聞者，當時除了美國CIA早已控制台灣的核能發展，所謂張憲義叛逃案，在海軍已有效忠美國CIA的將軍作出「叛國」的行為。

曾任蔣經國機要及聯勤總司令的溫哈熊將軍在《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這部書第二一二～二一三頁中如此談到：「經國先生後來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中央情報局駐台單位買通了我們這邊十個將官，都是宋總長知道的人物。……有位在中央情報局台北站工作的美籍華人還有點愛國心，調職返美後還寫了封信給經國先生，信中列明被收買那十幾人的資料，包括姓名、階級等等。……覺得這些人對國家的忠誠實在有問題，所以打算在他的權限範圍內提供我們資料。經國先生看完信後，又把這封信給當時的參謀總長宋長志看，宋一看大吃一驚，因為名單中多是海軍人士。……（經國先生）歎了口氣說：『唉，這些人還不是為了那幾個錢嘛！』整個事件便低調處理了。」〔注一〕

由此可見，整個海軍腐化到什麼程度！為了那幾個錢可以出賣國家利益，那後來的尹清楓命案及拉法葉軍購案還不是為了幾個錢嘛！當林毅夫昔日部份陸軍官校同學及學生連隊幹部，聯名發表「林毅夫這個人」聲明時，指他背棄黃埔人「陞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時，筆者只好感歎，這批黃埔人好可憐喲！你們的長官有幾個人不想陞官發財的？又有幾個人不貪生怕死的？你們昔日攻擊民進黨人是「三合一」的台獨份子，政權輪替後多少將領表現了「軟骨症」的「氣節」？陞官發財與貪生怕死是人性的本能，有什麼不對？問題是「取之有道」與「捨生取義」是一更高的價值標準，糊里糊塗不想陞官發財，糊里糊塗不貪生怕死，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講些沒有自主意志的話，豈不悲哉！

軍隊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其原因即缺乏理論基礎，三民主義不見了，反台獨的結果，卻讓台獨分子成為三軍最高統帥，無可奈何！最後祇好退而求其次，以保衛中華民國憲法為職志，卻對高層許許多多違反憲法的言論默默承受窩囊氣，可見軍隊的言論已失其威信，怒而不威的結果，只是逞口舌之快混日子而已，悲夫！沒人會認真當一回事的，這是軍隊的危機，也是國家的危機所在。

林毅夫返台事件，使筆者想起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篇》的一句話：「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說林毅夫貪生怕死或陞官發財都是從小人小知的角度去詮釋，若沒有大智大勇，林毅夫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對於君子的評價當以大關節來理解，也就是從中華民族與建國運動的大系絡來理解，不宜從政權與軍隊的小系絡來理解。

對於中華民國的國軍，筆者要引用八百多年前宋朝呂祖謙的一段話作為勉勵：「觀人之言，當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寄語湯曜明國防部長，你要以亂助亂？還是以治助亂？還是為了陞官發財或貪生怕死，保持沉默是金為好呢？

林毅夫是大智大勇者，他看到中共在文革動亂十年後，中國將要崛起的蛛絲馬跡，所謂小小的、偶發的渾沌，即將演變為時代潮流的大趨勢，豈能小知哉！

中共如果仍像文革那樣亂搞，不知撥亂反正的話，那整個中華民族無救了，台灣的存在成為大陸同胞心之所向。相反的，如果台灣沒搞好，每況愈下，大陸卻愈來愈好，則大陸也就成為台灣同胞心之所向了。

君不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台灣人到大陸已達二千萬人次，上海定居的台商有三十萬人之多，準備移民大陸的台胞成為美加、紐澳之外的第三選擇，已達百分之十。

這說明了祇要大陸當局反求諸己，力求上進，則不必一天到晚「寄希望於台灣同胞」自然會成為人心之所向。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篇上）荀子：「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榮辱篇）

中共不要一天到晚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沒希望後，又改為寄希望於台灣同胞。所謂「寄希望也者」，消極無所作為也就是無能也，「寄希望」也是一種自我中心，我對你錯，但我給你機會，希望你覺悟，否則鴿派垮了，鷹派攻打台灣，我也就無能為力。這些觀念都是把自己放在較高的位置，然後居高臨下，俯視大地的心態，缺乏平時互尊互重的精神，也是一廂情願，單向度的自我動，忽略台灣歷史的複雜性，以及台灣與大陸命運的糾纏不清，怎能高高在上以自我為中心呢？

因此，我們一方面看到中共拚命喊「寄希望於台灣同胞」的無能表現，另一方面又看到他們自大的口氣，如「台灣同胞要覺悟不要搞台獨啊！」「台灣人只能當國家副主席」；二○○一年十月上海APEC大會上訓斥台灣記者不應提「中共」兩字；還有當眾羞辱香港記者提問，如此這般的態度，不知民主風度為何物的領導人，還要寄希望於台灣同胞與他們統一成為一國，真是何其不智也夫！

在台灣也有這樣一種看法，寄希望於中共當局爭取來大陸台胞的認同、爭取台灣人才來歸、爭取台灣青年和知識分子、補強對台工作隊伍。這種看法亦非不可，但已預設一前提，即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是不可以討論的，那是統一以後的工作，這是一種「直線思考」方式，也是和平統一工作的策略性思考，並未及於和平統一工作的大經大法。

在組織管理上，這種直線思考即「單圈學習」(Single-loopLearning)只能就手段、方式、策略獻策，但不能觸及政策方向和目標。然而，和平統一的大經大法即常道，其討論、修改則為非線性的思考即「雙圈學習」(Double-loopLearning)。中共對台政策的行銷策略不應停留在手段、方式上的單圈學習，而應提升到反求諸己，思考和平統一的常道或大原則。

管子曰：「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失人。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眾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霸言篇）莊子曰：「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大宗師篇）

筆者雖難以寄希望中共出現有聖人之道或有聖人之才者，但寄語中共領導人，和平統一之道有大計存焉否？能不能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能不能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能不能布德台灣而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伸）？還是要一天到晚消極無為地寄希望於台灣同胞「覺悟」呢？一天到晚自以為是地教訓台灣同胞？有沒有展現實踐民主體制改革的誠意呢？政治體制改革若更為成功，台灣同胞歸向祖國大陸之心也就更加熾熱心切，難道統一以後，你們還要台灣同胞到大陸就業，接受那種形同六千萬人「綁架」十二億人口的一黨專政體制？為何不能放下權力、淡泊權力，與天下賢士共議中國現階段最佳的政治體制？還要怒氣沖沖教訓台灣人呢？

三年前的九二一台灣發生大地震，祖國大陸只撥了十萬美元救濟，如此大國卻如此小兒科，實在應該多讀老子「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非線性思考，多多體會莊子聖人用兵之道，必須在和平統一的大是大非，大原則或大經大法上下功夫，才能擄獲台灣人的心。光靠中國民族主義是有時而窮，非統一之大計也。如何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絕非一天到晚寄希望於台灣同胞就能成就的，也不是以拉攏台灣人才到大陸就業那種彫蟲小技就能成事的。

〔注一〕《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六六，一九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