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教父」李登輝

李登輝主政二十年來，台灣政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國民黨推行民主化和本土化，卻在二○○○年「總統」大選中敗給僅有區區三萬黨員的民進黨，台灣首次出現了政黨輪替。對於李登輝的評價，社會各界褒貶不一，是「民主先生」，抑或「台灣國父」、「魔鬼（國民黨）終結者」，還是「漢奸」、「日本皇民」、「大獨裁者」、「黑金教父」，眾說紛紜，迄今未能蓋棺論定。下面本文試圖評價李登輝對台灣民主政治之功過，以與各方商榷。

一、虛有其表的民主政治「功績」

從世界潮流和台灣人口結構來看，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符合台灣自然的政治生態。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李登輝對於台灣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還是有一些「貢獻」。李登輝任內終止了《動員戡亂條款》；促成毫無民意可言的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國會」改選；推動省市長民選和「總統」直選，貫徹了普選制，使企業和社會對政治的參與影響力大為提高，市民社會蓬勃興起；為推動政黨政治，他刻意用「奶水」將民進黨餵養大，使民進黨在各種選舉中不斷壯大，最終結束了國民黨在台灣五十餘年的一黨專政，實現了政黨和平輪替。公民的言論結社集會等人權亦得到法律保障，人們可以自由批評時政或官員甚至「總統」不必擔心因政見不同而被抓被關；新聞傳媒可以各彈各調，自成一家之言；二二八事件得到平反，政治犯被釋放，海外政治難民大批回台並競選各種公職，各種政治利益團體和反對黨亦登上政治舞台。李登輝還引導國民黨本土化，使台籍人士得以大量參政並獲取任何公職，鄉土文學、歌仔戲、閩南語等鄉土文化亦受到重視。客觀地說，李登輝對於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有所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台灣人出頭天」的心理，他因而被部分民眾捧為「民主先生」和「本土意識的神主牌」，尤其受到中南部一些本土意識強烈的人士的擁戴。李登輝卸任後影響力揮之不去，奉其為精神領袖的台聯在二○○一年底縣市長及「立委」選舉中能取得不俗戰績，實與此不無關係。

二、李登輝留下的爛攤子

初看起來，李登輝上述「政績」為台灣在國際上贏得了亞洲民主化模範的美稱。在這個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背後，李登輝給台灣社會留下了一個難以挽回的爛攤子：那就是族群政治、民粹政治和黑金政治，台灣人民生活在一個社會切割深化，國家認同錯亂，族群關係緊張，政黨惡鬥不息，民主憲政不斷崩裂，兩岸衝突時起，前途充滿迷茫和危機感的社會中。

（一）族群、統獨衝突。李登輝自幼受日本皇民化教育而深具日本情結，自認為「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他以日本當年極右派軍國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懷有中國人落後愚昧卑微的刻板印象，並視國民黨為比日本殖民者還不如的外來殖民政權。因此，他有著摧毀國民黨一黨專政，進而和平分裂建國的強烈歷史使命感。民主化、本土化在他眼中就是打好台獨基礎工程的最佳利器，因而，他的每一個「民主化」動作都無不含有台獨的濃厚陰影。廢除《動員戡亂條款》，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有利於緩和雙方的敵意和台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但這卻意味著承認大陸政權也是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甚至是一個國家，堅持多年的一個中國原則開始面臨崩潰；老態龍鍾、毫無民意的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應該退職，但全退則成了台灣「國會」；「總統」直選符合民主憲政的遊戲規則，卻有台灣人選台灣總統之嫌；「凍省」本身是解決「中央」與地方機構職能高度重疊、財政負擔過重、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的好措施，但卻是在為台獨建國鋪路。說穿了，李登輝的「民主化」還是在為台獨服務。

從人口結構來看，台灣政權本土化符合自然的政治生態，若是自然而然的落實，應不會有太大的後遺症，不至於造成激烈的族群、統獨衝突。問題出在，李登輝的本土化訴求別有圖謀：他借本土化來排斥異己，大權獨攬，並將中國國民黨改造為台灣國民黨，塑造台灣意識以取代中國意識，最終達到去中國化，與中國分離的目的。李登輝打著民主化、本土化的旗號來淘汰外省精英。他違背多數不能壓迫少數的寬容、容忍原則，不願以比例分配或協商民主制來保護外省少數派的基本利益，強行推動多數決制度。在強調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同時，他動員「支援台灣人當總統」，「保護本省人的總統不受外省舊勢力欺負」，「台灣人出頭天」，「台灣人選台灣人」等本土情緒，在選舉中操作省籍隔閡，以民主選舉方式使台籍人士壟斷黨政要職，將外省族群排擠出權力核心而日益邊緣化，這引起外省人的嚴重危機感，使民主政治迅速異化為族群政治。在意識形態上，李登輝亦借本土化來形塑台灣意識，打造「台灣人生命共同體」，達到去中國化，與中國分離的目的。李登輝強調「台灣優先」，凡是批評他的、具有中國意識的黨內外人士都被扣上「不愛台灣」、「反本土化」、「台奸」、「中共同路人」等大帽子而遭到排擠打壓。李登輝還積極提倡本土方言，鼓吹本土文化，對中國歷史、文化則大加貶抑，說「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不過都是騙來騙去的」；然後是修教科書，突出台灣主體，淡化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從根本上推毀台灣人民的中國意識。在最高領導人「去中國化」政策的刻意引導下，台灣本土意識高漲，台獨聲勢日壯，國家認同產生錯亂；而國家認同的錯亂又進一步使各政黨及其選民對憲政體制、政治理念缺乏共識，政黨競爭因意識形態的明顯分野而運作失靈，政黨惡鬥不息，難以走上正常的憲政民主道路。

李登輝「去中國化」的民主化、本土化不僅造成內政上嚴重的族群、政黨衝突，還導致兩岸關係的日趨惡化。隨著權力的穩固和外省人的式微，李登輝日益暴露出其台獨的真面目。為了確保其台獨路線，李登輝還定下「兩國論」的遺詔，對繼任者進行政策綁架。李登輝的權謀是成功的，「總統」競選過程中，三位主要候選人都不得不或近或遠地向「兩國論」靠攏。陳水扁當選後亦繼承其台獨路線，迴旋的時間和空間被壓縮，而這又使中國政府對新當局的信任和耐心大為降低。在全球化和中國日益崛起的趨勢下，持續的對抗將使台灣面臨著嚴峻的生存挑戰。即使在陳水扁任內台灣內政上族群趨於和諧、民主政治走上正軌，但這種台獨式民主將有被中國民族主義撲滅的危險。因此，兩岸關係如何解套，對於陳水扁來說，可以說是執政後最大的考驗，這也是李登輝留給台灣人民最大的夢魘。

（二）民粹主義政治。李登輝以主權在民、人民當家做主、爭取社會民主、自由、平等及「國家獨立」等理念，直接訴諸公眾情緒，號召人民無條件支援他「奪權建國」，具有強烈的民粹色彩。李登輝以「第一任台灣人總統」的身份，煽動並凝聚台灣人意識，利用各種草根型的街頭社會運動直接向政府施壓，得以擊敗國民黨內非主流派而掌握大權；又以「公民直選」大幅擴大「總統」權力，並修出一個「超級總統制」的憲法：「總統」掌握行政大權，卻無須對任何機構負責，「行政院長」變成「總統」的私人幕僚，立法、司法部門形同橡皮圖章，這嚴重違背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原則和「權責相符」原則。李登輝變成了有權無責的家父長式的民粹強人，也即韋伯所說的奇斯瑪領袖（charisma)。這種領袖自認為擁有民意，就可以為所欲為，經常繞過制度直接訴諸公眾，違背民主的程式正義，不利於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在民粹強人形象的李登輝情結的光環籠罩下，李登輝的專橫獨裁、褊狹氣小、不容異己、寵信用私、不聽建言、政治錯誤等等都被掩蓋了。如今，李登輝情結成為台灣政壇上一片仍揮之不去的烏雲。李登輝卸任後以強烈的家父長製作風影響著陳水扁的施政，其言行對台灣政壇影響甚巨。李登輝對公眾的不當動員，亦使社會各個行業都受到政治的強烈影響而泛政治化，民眾採取激烈的、非正常的手段參與政治事務，很難走上理性的民主法治的正軌。台灣社會心理學家黃光國據此強烈抨擊李登輝的民粹治台已種下亡台的因數。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聯合報》的年終民調顯示，社會失序已成為民眾的最大憂慮。五成五民眾抱怨台灣社會越來越亂，六成三對於台灣將何去何從感到迷茫。

（三）黑金政治氾濫。本來政黨為了維持清新治國的形象，至少不應提名有黑道背景、貪瀆不檢之人參選，但李登輝既要鬥垮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又要在反對黨競爭壓力下保持其政權，就葷腥不忌，極力拉攏財團、地方派系甚至黑道人物參選公職。於是大批金牛、黑道人物紛紛進入各級黨政機關和民意代表機構。這些人一般沒有多大政治理念，只知循傳統人情管道追逐私利，這種赤裸裸的擴大私有利益的利益政治嚴重違反了民主政治的公共性。金牛、地方派系左右政府政策，大搞特權貸款，工程轉包、政治獻金、貪瀆不法等等；黑道治縣，黑黃毒賭日熾，社會治安嚴重惡化，道德風氣淪喪。黑金現象全面腐蝕了國民黨的肌體，形成利益共生的黑金政治而無力自拔，致使民心大失，最終在二○○○年「總統」選舉中黯然下台。然而一些台灣民眾把李登輝看作不同於國民黨官僚體系中的另類人物，認為李登輝拖延國民黨命祚十二年很不容易。這實在是美化了李登輝。國民黨的黑金化固然與其統治缺乏民意基礎有關，但也與最高領導人李登輝的姑息縱容脫不了干係。李登輝在逼走形象清新、政治理念不同的黨內精英的同時，大量起用金牛、黑道人物來作為其統治的基礎，因此李登輝不願徹底地得罪這些黑金人物而予以姑息，辦案總是「大案化小，小案化了」，致使國民黨日益黑金化、惡質化、分裂化而最終下台；而李登輝本人亦不清廉，他坐擁鉅額薪金和豪華「總統」別墅，對違建的高爾夫球場特別照顧，調查「尹清楓命案」時亦被發現涉嫌貪污國民黨一點六億新台幣。因此，說李登輝是「黑金教父」亦不為過。如今，台灣黑金政治根深柢固，亦嚴重影響著陳水扁政府，陳水扁政府想要與金權脫鉤，還得看其掃黑之績效如何。

三、結 論

評論歷史人物的功過，我們應主要看其一生中全部活動是否有利於社會歷史的向前發展。像許多歷史人物具有正負兩面性一樣，李登輝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但卻把它異化成族群政治、民粹政治、黑金政治，對內造成族群、統獨衝突，黑金橫行，民粹主義甚器塵上，嚴重扭曲了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對外又造成兩岸關係日益惡化，延緩中國統一富強的歷史進程。因此，李登輝之過可以說遠遠大於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