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九)

逐客所寫的《「向前看」》一文雖然不做人格攻擊也較無黨國文風，但也一樣呼應兩岸二分對立的觀點，並對中國的歷史意識提出了遠較深刻的挑戰。他並不加入對傳統中國的鄙視，不責怪義和團愚昧無知，也不正面否定民族主義的正當性，然而卻提出了對歷史意義的質疑。

逐客要我們拋棄中國的歷史包袱向前看，文章開始就問「是否年青一代必須依賴一些歷史事件（或更真確的說：歷史神話）才足以成長自己的靈魂。沒有北京大學、新青年、五四運動就沒有這一代的靈魂嗎？難道我們已喪失了自我啟發、自我豐富的能力，而要透過一些歷史的傳說來發現自己」。又說「當有歷史困難、是非難分時，暫時遺忘是唯一選擇的辦法。『向前看』是解決過去災禍疑難的最佳辦法」。為了挑戰近代中國歷史事件的意義，逐客甚至進一步去挑戰歷史一般的意義：「歷史是歷史、歷史不是無上的道德真理，不是唯有透過它，才能發現意義」。

逐客雖對歷史一般的意義也提出挑戰，但是對中國歷史卻更顯得不安：「我們不再能自由地問好的中國人、理想的中國該是什麼？而只能問誰最能繼承鴉片戰爭義和團的反帝精神？誰代表五四精神？因而我就屬於誰？…………我們不該為屈辱歷史所逼迫，而交出自己良心的自由和所深信的價值」。顯然他感覺到中國近代歷史的力量太大了，而這個力量所推動的方向卻又不符合他所深信的價值觀，譬如說這個力量會導致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因此他只能提出用遺忘與向前看的方法來對抗。

然而不顧歷史情境，不管是哪一類情境，而只依循「個人良心的自由」生活，在當時的台灣，甚至今天整個世界，都可能只是烏托邦的主張。這一點逐客並非毫無所覺，於是他又說：「很可瞭解的：追求成功，以抹拭掉不愉快的回憶是受屈辱民族感情上所難避免的」。顯然逐客的困境並非在於歷史一般本身，而在於中國近代史，在於驚覺到那個歷史力量正推動著走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必然性」，因此必須割斷中國近代史。為了割捨中國歷史，逐客甚至提說那些事件是「歷史神話」與「歷史傳說」。

逐客在呼籲割斷歷史意識之後，談到民族主義。他說「真正的民族主義份子不是只會吸收鴉片戰爭──天津教案──義和團──五四運動等歷史營養的人。能提供中國新精神、新文明使中國富強康樂的人，不論他的工具是外來的或本土的，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這是一個弔詭的說法，當時海外不少留學生就是因為認定社會主義中國確實提供了新精神、新文明，並走向富強康樂的道路，才成為「統運」份子的，顯然在這裡作者又一次自陷困境了。

不管逐客如何努力要拋開「歷史」與「民族主義」的困境而未能成功，他卻清楚提出了要對中國歷史做一割捨的主張。這也是一個重要宣示，與胡主民將兩岸人民對立起來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預示著脫離「中國」的走向。

穆谷在他的第一篇攻擊文字遭到駁斥之後，寫了一篇萬字長文《戈登結上的一刀──真理的對質和爭論的解消》。文章一開始就含沙射影說這篇答辯是為了使我們的用心「路人皆知」，然後在如此輕易封殺對手後，還是回到民族主義的問題上來。他的文章大半就纏繞在這個議題上，顯然這才是最令他寢食難安的「盲目情緒」，扣紅帽子只是個手段。

在質疑民族主義的當代意義時，穆谷繼續發揮胡主民將對岸中國人當成台灣人的對立物來看待的二分對立觀點，他說：「或許有人會再說談論民族主義只是在民族同胞間造成情感交流，與政府無關，那麼我必須再告訴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共匪一聲號令下血洗台灣；同時在世界各處默默進行孤立我們打擊我們的也正是這些『苦難同胞』。對於敵對雙方，勉強把『同胞』和『國家』分開是沒有意義的；……」。這裡更清楚呈現出「兩個國家、兩種人民」的二分對立論述。

在這種對立論述的前提下，穆谷接著營造初步的「台灣意識」，他指控與他有著「態度分歧、意識形態上根本差異」的我們只能「抽像思考」，「從一個觀念過渡到另一個觀念，……無視於一個抽像推理所能『犧牲』的實質條件；這個條件便是衣食他、溫暖他、在絕望無依時給他安慰的母社會……。他們口口聲聲『人民』『社會良心』，然而，如果他們真正關心『人民』，真正存念『社會良心』，他們便該有『本末輕重』之分，不該……使被遺棄的孤雛含憤莫瞑……」。

穆谷在這裡所說的「衣食他、溫暖他、在絕望無依時給他安慰的母社會」就是他所想像的「台灣社會共同體」。在這裡他用了很多二分對立的詭計來攻擊我們，首先他將與他有著「態度分歧、意識形態上根本差異」的左派，與具體關懷的能力對立起來，對他而言左派只能做抽像思考，沒有關懷具體事物的能力，因此左派也就不能關懷具體的「母社會」，而這個「母社會」卻又只能是在他的二分對立論述下的「台灣社會」。他以這樣二分對立的推論方式來得出，不管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左翼民族主義者，都是與他所想像出來的抽像的「母社會」、抽像的「台灣」對立的。這裡可以清楚看出，他為了抵制我們以左翼民族主義的立場討論台灣社會問題所帶來的影響，為了建構這套「台灣意識」論，竟然無視於左派有著深刻社會意識的具體事實，無視於兩年來我們的介入校園民主抗爭，也無視於我們正在宣揚「擁抱斯土斯民」理念，並鼓勵學生參與中央民代選舉的監票活動，更無視於陳鼓應對學生民主權利以及王曉波對台灣勞動者處境的大聲疾呼。

然後穆谷轉而對付文化民族主義，認為「北劍的錯誤在於，他企圖把文化置於更高的層次上來解消政治的分歧；而事實上並無所謂文化高於政治的道理」。他於是提出台灣獨立論者的一貫論證：同文同種的美國與英國，當年由於實際利益的衝突，在政治上分成了兩個國家，因此台灣與中國大陸是可以分成兩個國家的。他並認為「國家先於民族」，意思是說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是既不需要有個中華民族，也不需要有個台灣民族來做基礎，反而有了台灣這個國家之後，台灣民族才有可能。他一手建構國家一手建構民族的這套論述可以稱得上當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典範。這個論點雖然沒進一步闡述，但在世紀之交的世界性民族主義風潮中，民族/國家/文化三者的關係卻依然糾纏不清。

面對兩岸二分對立邏輯與台灣意識論述的出現，反彈最為強烈的莫過於文化民族主義者北劍了。相對於已經在論述上取得霸權的現代化派與西化論者，他們被認為是文化保守派，在政治光譜上被擺得較為右邊。經過一九六○年代西化與傳統論戰之後，他們甚至被認定與黨國有著瓜葛不清的關係。然而如今卻有這麼一位文化民族主義者來與左派結盟，無寧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北劍對亂扣紅帽子極為反感，在〈民族主義的根基及其他〉一文裡首先指斥這種惡劣作法。他接著指出反民族主義的態度是根源於觀念的誤導，他將民族主義分成政治的與文化的，政治民族主義如日本與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所衍生的問題，並不必然否定「每一民族追求文化理想與自求多福的願望」，又說：「一個民族追求其文化理想是天經地義的趨向，不必扣一個罪惡的大帽子。」

在提出文化民族主義的天經地義之論後，北劍進一步說明「中國民族主義從來都是源自文化意識的本位論，而且中國民族在四千六百年艱困的奮鬥下，發展出異於世界上任何文化體系的思想精神；就同化力而非武力之渾厚而言，世無其匹，不僅此也，王道政治的理想是所有統治者共通的願望。」這是他對「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認識，而且進一步認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這傳統的繼承，因此「所有辱罵一九○○年義和拳民的中國人，大概洋水喝多了」，「太作賤自己的民族了」。

當然在反擊對方扣紅帽子手段時，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可以理直氣壯說：「毛共崛起於國際社會，也許滿足了一些中國人的安慰，但是，在文化的根基上和生活方式上，馬列主義不是屬於中國，也決不適合於中國。……我們反共，不是反華，更不要數典忘祖把中國性埋葬」！這裡他提出的「中國性」這概念，居然在二三十年後還在與西方的啟蒙與進步等現代性概念混戰不懈。

由這個文化立場出發，對於對方提出二分對立的陷阱式問題「毛共壓迫我們厲害？還是美、日壓迫我們厲害？」就有著簡單的答案：前者厲害，但後者也不輕。而且如果只是企圖躲在後者的保護下，前者的壓迫就不可能解消。這在今天似乎還是一個鏗鏘有聲的論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