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俱進的統一觀

一、前 言

一九九五年元月三十日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以下稱江八點）之後，中共第三代的對台政策大致依循此一框架努力操作。此一談話在對台政策的基調上與毛、周、鄧的對台政策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彰顯了第三代對台形勢新的認知，此一認知的最大特點就是將「統一」工作分兩步走，首先是以兩岸的「政治談判」來結束兩岸長達五十年的「敵對狀態」，在台灣最關心的國際空間的問題採取「共享國際尊嚴」的方式尋求解決。兩岸之間在民間可以加強經貿和文化的交流，在領導階層也可以互訪。總之，中共的第三代確實建構了一個十分有願景的和平的兩岸新關係。此一構設除了反映出中共政權在當時對「和平」和「發展」的基本需求之外，也基於以下的認知和判斷，一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雖然在中國的具體內涵上兩岸的認知多有不同，但至少在「原則」上是相互尊重的。二是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不論李登輝如何執政，整個國民黨對中國、中國近代史、中國人的責任和感情仍然是主流價值，也因此對統一的困擾祇在於不願受共產黨統治而已。三是美國當局處理兩岸問題採取比較彈性與謹慎的態度並無積極介入的跡象。在上述的認知下，「江八點」自然是一種十分寬大的政策，十分可惜的是這個策略面對台灣當時的李登輝而言，只是一種虛擲的善意，李登輝不但無意接受「江八點」的善意，而且是利用對方的善意來經營自己的企圖。因此，客觀而言，在「江八點」之後的兩岸關係未見好轉，而且連續發生李登輝訪美、一九九九年的兩國論、小布希政權軍售台灣等對兩岸關係投下不可知的變數。

二、台灣的變化

在過去的十餘年之中，台灣的政治也和大陸的改革開放一樣掀起一場政治革命，這一場到目前尚在進行的革命，促成台灣自身也出現了自我的調整，而以下列三點最為明顯。

第一是民粹的台灣，從政治的局面來看台灣以前的威權統治，經過八○年代的黨外運動到九○年代的政治制度改革，使得台灣的政治出現了民粹式的民主機會，此一民粹的政治特質，主要表現為選舉式的市場政治的性格，這使得台灣政治在政策的穩定度出現挑戰。換言之，台灣未來數年的政策上出現反覆的可能是存在的，同時市場政治性格也迫使台灣政府必須不斷提出新方案、新對策，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未來的政策更具有多樣性，但是實踐的可能性和持久性則有待觀察，市場政治性格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民至上，而在台灣的人民至上與大陸不同的是，在大陸的人民至上是當權者的口號，是當政者施政的道德要求，而在台灣的人民至上則是具體的、實在的、個別的人民，可以赤裸地為自己爭取利益的實際權力，此種「人民至上」的特徵在選舉的鼓動之下，逐漸形成一種民粹政治，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者必須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為工作重點。

第二是分裂的台灣，數十年來台灣社會陷入一種極大的認同分裂之中，此一認同分裂十分尖銳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緣認同，台灣地處亞洲的海陸交會之處，亞洲的南北必經之地，在地理上鄰近大陸，在心理上仇視中國，距離上遠離美日，但情緒上親美媚日，此一反差的格局，使台灣人民在地緣的認同，無法參與自己所在的亞洲，心理上對亞洲事務的關心遠不如對美日，尤其是美國事務的關心，更為其甚者，台灣對世界或國際以至對亞洲的認知和關切，也都是透過美國的角度和眼光去認識和理解，是以台灣身處亞州而未必認同亞洲的現象在近數十年來可以說是十分普遍。二是國家認同，這是留心台灣政治的人士都十分清楚的，在中國認同上有中華民國、中國之分，在中國又有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地理的區別；在台灣認同上，有中華民國在台灣，有台灣的中華民國，有「台灣共和國」等十分混淆，此一混淆直接衝擊了台灣社會最基本的「心理共識」，由於基本的「心理共識」不存在，因此台灣社會自然就會陷入相互懷疑，相互猜忌的情況。三是「族群」認同，由於台灣政客的有意操作，促使台灣原本並不嚴重的「族群」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分歧，彼此使用的語言暴力和文字的侮辱也越來越強烈，所幸是迄今為止族群的衝突除了少數的媒體與政客是公然鼓吹之外，其他大部分的衝突都是在選舉期間，以及在討論台灣的兩岸關係時才會激化，然而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上述的三種分裂、矛盾和相互衝突的認同，這就意味著必須尋找到台灣在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才可能團結大多數，得到大多數的支持。

第三是全球的台灣：台灣能在紛擾不安的國際環境之中屹立不倒，而且生機勃勃，在經濟方面的實力和努力應該是最大的資本和支柱。目前台灣的經濟發展遭遇困境，從其他國家的經濟經驗來看有可能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台灣的政府和民間，特別是民間也在不斷地尋找新的機會和可能性，如今台灣朝野也都認清「走全球化」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可能，現在的問題是台灣全球化是以中國大陸為佈局的一環，或是台灣可以不必在大陸佈局而走全球化的道路。因此在台灣而言，目前所討論的「西進政策」與十餘年前的兩岸經貿出現明顯的不同，以往只是經營大陸，轉移生產基地的需要，而目前在格局上、在眼光上、在企圖心上等基本思考上就不再是以大陸為最終目的，而是以大陸為起點，或是中轉，以多種方式向全球進軍，因此從兩岸經貿的角度來看，以往的經貿交往之目的在延續台灣經濟的生存，而新的交往則必須注意到提升經濟的競爭力。

三、兩岸關係本質的大轉變

經過了台灣島內政治生態的劇烈變化，逐漸引發了兩岸之間的關係本質的變化，加上國際冷戰結束和全球化的趨勢促使兩岸關係外在結構也同樣出現變化，因此中共「十六大」之後第四代接班人所面對的兩岸關係必然是大大不同於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所面對的兩岸關係，具體而言，其變化如下：

第一從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來說：從主張一中的台灣變化主張兩國的台灣，台灣島內民主化的政治推動蛻變為本土化、台獨化的運動，到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說法可以正式宣告過去主張兩岸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已經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以分離獨立為主流的台灣，因此大陸當局如果仍然寄望已寬鬆和彈性的「一個中國」內容來挽回台灣對一中原則重新尊重，恐怕只是一種緣木求魚的努力。

第二從兩岸關係的最終目標而論：從主張兩岸統一的台灣變成主張兩岸分裂的台灣，顯然目前台灣的奮鬥目標已經和大陸的奮鬥目標可以說已經是完全不同了，因此不論大陸以什麼樣的方案來統一，或是談多少統一的好處都很難說服自認為必須爭取出頭天的台灣人民重新贊同兩岸必須走回兩岸統一之路，在台灣「統一」已經是一個負面的價值，是和台灣人民當家做主出頭天的價值相衝突的。

第三從主導兩岸發展的主要政黨的關係來看：在過去一直是由國共兩黨主導，兩個政黨都是來自中國，因此不論是敵是友，至少兩個政黨是彼此熟悉的，但是自二○○○年民進黨上台之後，共產黨頭一次在兩岸關係上面對一個完全來自台灣的、陌生的、而且是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從民進黨而言，對台灣的生態十分理解，但是對台灣以外的政治情況則十分陌生，而且對中國大陸的情況尤其仇視且陌生，因此雙方必然是相互敵視、相互誤解，這也是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情況。

第四從兩岸關係的外在結構而言：在以往兩岸事務雖然也有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介入，但是問題畢竟比較單純，比較簡略，而且美國也必須遷就冷戰的大結構來行事。但是目前的兩岸關係則已經不是在冷戰時代，而是進入了一個一超多極的時代，在「一超多極」之間中國又是新興起來的一極，自然會影響其他幾極的互動，因此由於中國的崛起，羈絆中國的兩岸問題，也就越來越成為國際關係中的兩岸問題，而再也不可能是單純的兩岸問題或是中美台之間的問題。

第五從兩岸關係的內在驅力而言：則從以政治驅力為主轉而為以經濟驅力為主，所謂內在驅力是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推力，在以往的兩岸關係中兩岸的政治不論是阻止兩岸的交流，或是推動兩岸交流，政治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自從中國大陸實行了市場經濟，以及中國大陸的綜合力量越來越強大之後，推進兩岸關係繼續發展，特別是台灣當局的政治力量無法規範的現象的推動力，很明顯是一種經濟的力量。此一經濟力量已經使得兩岸的現行相互政策受到忽視和挑戰，未來兩岸的經貿關係自然在WTO的架構將越來越市場化，從而將隨著兩岸的經貿亦將回過來推動兩岸政治關係不得不加以調整。

第六兩岸未來現象來看：我們相信以目前兩岸的互動，如果再加上「三通」的議題一旦獲得解決的話，兩岸關係未來的現象必然呈現一種多元化影響的情況，民間力量所主導勢必日趨強化，地方政府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也必然日趨重要，因此在未來兩岸之間的城市交流將成為兩岸之間的另一種交流，而且此一交流既可以不必凡事要求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來處理，但也不同於純民間的、無政治約束力的交流。民間交流可以增加兩岸的理解和熱情，而城市的交流可以具體而微的協助民間企業進行有效的交往。

總之，未來的兩岸關係勢必成為多元的，複雜的、全面的、新型的兩岸關係，這是「十六大」之後的接班人必須面對的兩岸關係。

四、第四代中共領導「統一政策」之蛻變

中國大陸之執政黨再今秋亦將召開「十六大」，面臨「換代接班」的重大轉折的變化，統一工作自然也是「換代接班」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面對上述的巨變，我們很難想像「統一」工作可以一成不變，可以不必與時俱進，則中國大陸自身的綜合國力的提升，大國信心的不斷增強和國際重要性的與日俱增的情勢，中共當局也有必要在「統一」政策中提出批判性的思考來因應新的變局。

首先，「一元的統一觀對多元的統一觀」：統一的任務必須從單一的政治任務真正轉而成為經濟、文化、學術、體育、科技等各個領域的多元統一任務，單一領域的統一進度並不一致，也無須一致，也因為多元領域的統一進度不一致性，因而凸顯了武力手段的非必要性。

其次，歷史的統一觀轉為發展的統一觀：在中國追求統一的過程，歷史的證成是必要的，但不能是唯一的，主要的理由，從大陸政治社會化的作用來論，中共所要求的「統一」恰恰不能只是歷史的、民族的責任，而不需是對未來中國的現實利害、對中國人的切身好處，才有可能真正動員中國人共同參與，因此所謂發展的統一，就必須使統一真正成為中國現代化和台灣升級化的一環，使「統一」成為中國現代化任務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其三，以兩岸和平統一彰顯中國特色的典範：在中國強大的過程，西方強權、霸權對此充滿無可奈何的疑慮，因此在過程中不但以各種手段干擾和阻擾，其中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人權問題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抓在手中的辮子。中方的說詞最強而有力的就是「中國特色」，然而多年來除了「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問題之外，我們看到的「中國特色」的代表並不多。如果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有可能在統一上作出新的努力，和平解決了台灣問題，則在「中國特色」就有了新的代表作，此一代表必然就有助於心臟問題的解決，不但是統一的目標可以是中國強大的標誌，而且使統一的過程尤其可以成為其他國家和平解決內部分裂勢力的典範，則中國自然可以不富而強，不統而一。

其四，以戰術思考處理兩岸關係，以戰略思惟考慮台灣問題：中國和平統一必須建立在和平和發展的兩岸關係，以及安定和繁榮台灣回歸之上，所以「和平」在統一的過程，不僅是工具性意義而富有終極的意義，特別是「和平」不僅是完成統一的過程，更是統一之後的結果，在此種要求之下，戰術思考和戰略思維是統一，不同之處在於在兩岸關係和平作為戰術思考，是以忍耐爭取和平，而此一忍耐不是道家的隱忍，不是為報復而忍耐，而是因自信而忍耐，因寬大而忍耐。至於戰略思維的和平，是以和平爭取理解，建立在相互理解之上的和平，因而促使雙方可以在理解的基礎，建立真正的和平，此種和平也就是一種新型的統一，也是一種不會再分裂的統一。

總之，正像江澤民在「五卅一」講話中所說的「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弘揚與時俱進的精神，是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保持先進性和創造力的決定性因素。我們黨能否始終做到這一點，決定著中國的發展前途和命運。堅持與時俱進，就一定要看到《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多年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發生的重大變化，一定要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生的重大變化，一定要看到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工作、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一定要充分估計這些變化對我們黨執政提出的嚴峻挑戰和嶄新課題。要使黨和國家的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一樣，在和平統一的任務上，兩岸的中國人也必須理解了台灣的變化和兩岸關係本質的變化，和中國自身的變化，新的和平統一任務，不但要延續還要提升以往行之有效的統一政策，而且更需要體認變化，在統一的理論上、在統一方法上，再統一過程上不斷與時俱進，使得兩岸的和平統一，不僅是中國人的資產，而且是世界上其他國家解決分裂問題的資產，不會因為中國統一的完成而結束，而必須是因中國和平統一，而使世界真正開始認識到和平在國際政治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