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宏觀、知識份子的宏願

談到「五四」，積極參與的熱血青年認為五四是「為國家爭主權，為人民爭人格」的愛國運動，「風潮鼓蕩，實含轉移社會、再造國家之勢」（楊亮功）；手搖筆桿的大師則視之為「新文化運動」或「文藝復興」（胡適）；綜合論者認為「五四運動」包含了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也有人就思想的傳播而言，「五四運動連累了新文化運動」（李敖）。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活動是否激化成「五四運動」？沒有五四運動，侷促一隅的白話文運動能否在一夕之間變成洪水猛獸般的新文化運動，都是假設性問題，誰也說不清。

拉大歷史的縱深，五四運動也罷、新文化運動也罷，不過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面對西力東漸，中國人努力求生存、求改革、求開創的歷史刻痕罷了，更深刻地分析，也不過是中國知識份子兩千年來，兼修「內聖外王」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的實踐罷了。

再把空間放大，看看十九世紀以來，處境和中國相近的印度、埃及、中東、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歷程相互比較，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所發揮的功能就一目瞭然。再觀察非洲大陸那些缺乏文化根基的國家的發展，不少受到殖民教育，甚至生長在歐美各國的英豪，回到祖居地建立的新興國家的發展，我們更清楚的瞭解，不植基於傳統文化的富饒土壤，橫向移植的外來文化，剎那間便枯萎，談什麼開花結果？

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清末「中體西用」說（張之洞），和五四之後，堅持西化必須以傳統價值為基礎的「新儒家」的看法的確有先見之明。

說起台灣史，有人說它是「台灣島史」；有人說它是南島文化、葡、西、荷、日文化和中國文化混同的歷史，前者無視於台灣與中國密不可分的關係；後者把南島、葡、西、荷、日文化對台灣的影響和中國文化等量齊觀，強調「多元文化」和「國際性」是台灣歷史的兩大特色（《認識台灣》教科書），無視於當今台灣居民除了百分之一點六的南島語系中國人之外，百分之九十八點三都是漢語系中國人，故意矮化、窄化中國文化，並以此做為「去中國化」的前提。

葡萄牙人沒有經營過台灣，所謂「福爾摩沙」在蘭登出版社的《世界地圖集》(THERANDMcNALLAYCONCISEATLASOFTHEEARTH,1976)中，可以查到六個「福爾摩沙」，有的是山脈、有的是河流、島嶼，並不專指「台灣」。西班牙人佔領基隆、淡水兩個小據點十六年，最多的時候不到一千人；荷蘭人佔據台灣西南沿海潟湖三十八年，偶然到中、北部活動，最多的時候荷蘭人不足兩千，當時在台灣的漢人約略五萬上下，除了被壓搾、殺戮之外，幾乎沒有受到荷蘭文化的影響。鄭成功驅荷之後接收的耕地也只有一萬兩千甲（現今的耕地約莫八十萬甲上下）。

有人說台灣史是「移民社會」土著化的歷程（陳其南、陳孔立），他們忘了移民帶來的就是因為祖籍地不同而大同小異的漢文化。整個清代，台灣又因行政、科舉、宗族、貿易等關係和大陸一體，有人因此認為台灣史是「內地化」的歷史（李國祁），筆者則認為從宋、元以來稀稀微微到如今的具體、整體，是一部台灣中國化的歷史，只有日本統治時代的「皇民化」和近十幾年的「假皇民化」、「去中國化」，形成大江流中的漩渦，縱使激起浪花也終必平息。

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來台日人最多的時候還不到四十萬（尚不及台灣人之百分之六），在台灣實施殖民政策，掠奪台灣資源，迫害台灣人。日治末期，實施「皇民化」，訓練台灣人像日本人一樣效忠天皇，激起的反感遠大於它的成效。日本人離開台灣五十年後，極少數皇民化台灣人，因緣際會，大玩親日、媚日、排中的把戲，不但日本人教的簡單簿記是偉大的教育成果，連日本人強征幾十萬台灣人上戰場當炮灰、當慰安婦（營妓）都認為是造福台灣人、台灣人理當心存感激；他們稱中國為土匪，認為中國文化醜陋不堪，連故宮文物都該唾棄，他們以日本人自居，仇視中國文化、仇視中國人（李登輝、許文龍、郭衣洞、杜正勝），此輩就台灣長期以來中國化的歷史取向觀之，固然是洪流中之一沫，何足道哉？然以李登輝執政十二年，翻雲覆雨，攪得台灣島內黑金橫行、經濟蕭條；無誠無信、道德淪喪；國家民族意識混亂、認賊作父；島內分裂，兩岸對峙的緊張情勢看來，有識之士也有必要謀求撥亂反正之道。

《論台灣》作者癸淼兄便是洞燭機先，在李登輝機鋒初露之時，揭竿而起領袖群倫，在理論批判和政治對抗兩方面都做出極大貢獻的知識份子，筆者追隨癸淼兄，也幾乎無一役不從，隨時應召上陣。除了一九九三年追隨癸淼兄，擔任「新黨」發起人之外（但筆者未加入新黨，不是新黨黨員）。最值得紀念的事還有兩樁：第一樁是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起，應當時擔任新黨黨魁的癸淼兄之邀，在新黨社會運動的聖壇－－「台北新家」，擔任「咱的故鄉咱的厝－－愛台灣系列講座」的主講人，現場由「新黨之聲廣播電台」同步播出，獲得空前的成功，直到一九九九年，新黨籍的國大代表全力支持李登輝指定的蘇南成擔任國大議長，才停止在「新黨之音」上的台灣史講座，不久之後，蘇南成也因為國大代表們三讀通過延長任期的自肥案，而遭國民黨棄車保帥開除黨籍。

第二樁是一九九八年新黨徵召癸淼兄到台南市選立委，癸淼兄主打文化訴求，製作《府城風雲》電視節目，節目分三個單元，癸淼兄自己講「認識母語」，魏吉助兄講「俗俚俗氣」，由我主講「台南講古」，錄製了三十集講台南歷史的錄影帶。由於政治宣傳不能上電視，我們的《府城風雲》反倒發生了很大效果，民調支持率極高，民進黨和獨派的對手到競選總部來輪番叫陣，把一場高格調的選舉打成統獨混戰，癸淼兄力戰群丑、虎虎生風，我也在一旁助陣吆喝。雖然，最終還是因為備多力分，以些微票數落選，但是，我也幫癸淼兄打了美好的一仗。

癸淼兄世居澎湖，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年輕的時候仰慕牟宗三先生，成為新儒家的一員。「五四」之後，許多人鼓吹揚棄中國文化而全盤西化，新儒一派則堅信，不以傳統文化為基礎，也建立不了新文化，知識份子應該在重整舊業，開創新局的艱辛過程中，以捨我其誰的氣概，承擔重任。癸淼兄的「內聖」功夫非常扎實，十多年來，我們經常促膝暢談，從來都是憂國憂民，不及於一己之私，更何況風花雪月了，害得我這個具有三分玩世性格的小老弟，也不得不正襟危坐。

最近這幾年，我們談的問題更窄，幾乎集中在台灣前途和台灣人的命運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世界接軌，方向底定，景況也不差；在李登輝、陳水扁主政下的台灣反倒大逆轉，癸淼兄的「外王」事業告一段落之後，便苦心積慮地想要繼續做一番提振士風，改造社會、促進兩岸關係，化干戈為玉帛，順利達到整合的目的的「經世致用之學」，《論台灣》一書就這樣誕生了。

癸淼兄論史「頗有乃師之風」。我的台灣史是專家之業、餖飣之學，癸淼兄的台灣史，精微處談島民性格、重商性格，殖民地悲情和被扭曲的人心人性，鞭辟入裡；宏願處談二十一世紀思維下大開大闔開創朝野及兩岸新局；雄邁處要揚棄消極閉鎖的悲情，代以積極進取的豪情。最後萬流歸宗、高舉尊理性的大纛，牟先生地下有知，想必也為之擊節讚賞。

《論台灣》出版未及半年，又要再版，這是同類書中向所未有的現象，除了前述知識淵博，以天下為己任的氣勢雄渾之外，對於台灣的關切和深愛有以感人想必也是重要原因，而癸淼兄的文采猶其餘事；想到他說李登輝「想到就說，說了就錯，錯了就賴」就不禁令人莞爾；讀到他敘述李登輝陸續集黨、政、軍、特、產五權之後就作威作福，下台之後就千方百計要到日本來一趟「首丘之旅」就嗤之以鼻；讀到他為了「兩岸如何化暴戾為祥和」提出各種方略之餘，痛責「北京不仁、台北不智」也令人浩歎。

癸淼兄在卷末力陳：

「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一個不癡、不聾、不盲、不麻，對台灣有情的人，都會感受到台灣的亂、台灣的病與台灣的痛。近十年來，有關台灣的書籍充塞書肆，或為台灣申冤、或叫屈、或歌頌、或讚美，都值得肯定；但是對台灣的亂與病痛，則率多諱疾忌醫；或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感而不覺。尤其是台灣意識高漲，而且浸淫而成意識型態之際，對台灣的病痛深刻坦言以剖析者稀。」

眾生滔滔捨我其誰的氣概讀來鏗鏘有聲，悲憤、悲切中又透出萬丈豪情和無限希望，他給台灣的贈言就是「化悲情為豪情」和「尊理性」等九字真言，希望這樣發自台灣情、中國心的真知灼見和肺腑之言，兩岸中國人都聽得到，兩岸的領導人也能心領神會，共同開創一個合而兩利的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