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可滅，而史不可滅

本土主義（nativism）或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的概念，根據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當可追溯到人類學家摩根（Lewis Henry Morgan）研究北美印地安人所著《伊洛魁人的族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 1851）一書。這是一個宗教運動，在白人和基督教入侵下，印地安人以「鬼舞」（Gost Dance）來強調自己的文化，和白人文化相對抗。後來，普遍使用後，則指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統治和堅持自身文化復興的文化運動。最典型為人所知者為印度的聖雄甘地。

在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後，前期為武裝抗日運動，犧牲無數，抗戰時期，在重慶的「台灣革命大同盟」曾估計達六十五萬人之多，中期則有文化反抗運動，正是「本土主義」或「本土運動」之義，主要人物有林獻堂、連橫等人。灌園先生終生不著和服，不說日語；雅堂先生則勤於著述，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有《台灣通史》、《台灣語典》之著。

此外，台灣「本土運動」有一九二一年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和創辦《台灣民報》，明言要搶救「漢文的種子」，及提升台灣文化。「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者，蔣渭水、翁俊明、賴和、杜聰明等皆孫中山「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之秘密黨員，而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故「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報》等「本土運動」皆為中國國民黨前身之秘密黨員所領導者。

孫中山為甲午戰敗而毅然走向革命，成立興中會，「恢復中華」，即意含台灣。一八九七年，即派陳少白來台，成立台灣興中會，有楊心如等人；後又有羅福星潛返台灣，成立台灣同盟會革命黨，事機不密，而於一九一四年犧牲成仁；一九一○年，又有翁俊明在台秘密成立台灣同盟會，秘密吸收同志，後同盟會沿革為中華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同志蔣渭水等不但推動成立「本土運動」文化的「台灣文化協會」，並於一九二七年成立日據下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台灣民眾黨」，民眾黨黨旗即仿中華民國國旗而為「三星青天滿地紅」，以「三星」代「白日」。「三星」者，乃「旗飄主義像三星」，三民主義也。一九四六年，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和西安晉見蔣委員會長和謁黃陵，發表談話謂：「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為民族主義也」，這就是台胞抗日五十年的意義之所在，也是紀念台灣光復所不可或缺的。

近十數年來，「本土化」之聲甚囂塵上，然不見林獻堂、蔣渭水、連雅堂諸先生，無稽的以國民黨為「外來政權」，卻以「人類之惡」的殖民主義為「最有良心的統治」，以「皇民化」為「本土化」，欺騙國民黨，欺騙台灣人民。

十月十二日，李登輝在基隆參加「李友會」成立，自承以國民黨主席身份欺騙國民黨，國民黨「傻啦」，所以，被他騙得轉移政權。國民黨為什麼會「傻啦」被騙成這個樣子，有道是「亡人之國先亡其史」，國民黨無知於台灣的歷史，也無知於自己的黨史，所以才被李登輝騙了。

雅堂先生在異族統治下發憤著述為史，其在自序中有言：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鑒也，代之興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明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

我為台灣史，尤其是台胞抗日史，奔走呼號三十年，並邀集同好組織過「台灣史研究會」，憤發為文上百萬言，實受雅堂先生啟發良多。所以，我在《台灣史研究的自我告白》一文曾言：

「台灣史研究始於連橫之《台灣通史》，其在自序中言：『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采。然則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雅堂先生懷亡國之痛而著史之情躍然紙上。在今天各種分離主義雜陳肆虐之際，而寫作台灣史，又豈能無雅堂先生當年之痛乎？尤其我這樣的一個第二代『外省郎』，其處境之艱難猶甚於雅堂先生了。」

國民黨被李登輝騙垮了，那是「傻由自取」，怨不得人，但若台灣再被李登輝騙垮了，那就涉及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安全與福祉了。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連震東文教基金會將發行「《台灣通史》影像系列紀錄片」，以教育民眾，並在光復節舉行發表座談會，聞之喜甚。連震東者，連雅堂之子，連永平（戰）之父也。《台灣通史》影像紀錄片的發行正是上承雅堂先生之遺志。永平先生身為雅堂先生長孫，又為現任國民黨主席，更當努力於台灣史及國民黨黨史，不要再被李登輝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