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慎太郎」問題之查證（下）

在台灣總統府前延伸一條路叫做「凱達格蘭大道」。這裡是台北的市中心，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原物保留下來，現在是台灣的總統府，在它正面右手邊公園的一角有一座「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太平洋戰爭結束、台灣回歸中國不久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台北市內鬧市一販賣私煙的寡婦被一外省人的巡警打了一槍把，巡警向圍觀的群眾開槍，打死一人。此事為起因，整個台北市內陷入了騷亂狀態。第二天二十八日憲兵用機槍向抗議的民眾掃射，暴動後來燃燒到了全台灣。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一開始採取懷柔姿態，但從大陸趕來的增援部隊三月八日到達後就開始了徹底的鎮壓。犧牲人數至今無法判明。據一九九二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相當於內閣）發表的調查報告稱，死者總數約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

今天的台灣社會裡仍然留有很黑的暗影，這就是二二八事件。即所謂的省籍矛盾（戰爭前從大陸來到台灣的漢人即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橫著的一條溝）及多種的原住民族形成複雜的深刻的對立構造所凝縮的悲劇。不久後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到一九八七年止的三十八年間實施了戒嚴令體制，暴力機構實行了政治恐怖。二二八事件就是這個時代的開端，環繞二二八紀念館的公園的池塘邊立著一塊紀念碑，碑文感慨把事件視為禁忌的過去的年代，這樣寫著：

「今後，我們不分你我，相互扶持，用最大的誠意消除仇恨，將永久的和平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寶島有上蒼的得助，永遠繁榮。」

此紀念館是現任總統陳水扁在任台北市長的一九九五（中華民國八十四）年落成的。目的是告慰犧牲者的在天之靈，克服留在多數台灣人心裡的陰影，以及作為以後的經驗教訓。凱達格蘭大道的名字也是以原來住在這一帶的原住民族的名字，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把以前的介壽路（祝蔣介石長壽而命名的）改名而來的。

過度複雜的社會構造，但並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就連這個碑文也是被重新改動過的。原來強調「和解」的最初的文章被那些仍不原諒外省人的人們所換下了。

紀念館有一位日本語非常流利的台灣人解說員。一邊用日語介紹那些外省人施暴的照片和報紙的展板，一邊情緒激動地說：

「還是日本統治時代好。現在台北的都市機能就是後籐新平給我們建造的。戰後台灣人忘了日本人的恩而跑去迎接大陸人。結果被大陸人歧視，被欺騙落得如此的下場。」

極為粗略的統計，現在希望台灣作為國家正式獨立的獨派有三成，和中國統一的統派有三成，剩下的四成人是維持現狀派；又在維持現狀派中，如果保證中國不武力攻台的話，有大半是傾向獨立的。不管如何說，有關統、獨的態度問題，不同民族，不同年齡層，不同階層，可以分得細如錯綜複雜的馬賽克一般。紀念館的導遊可以說是一定年齡層以上的獨派的典型。

戰前接受過日本語教育的人，很久以來一直在言行方面都在懷念日本統治時代，以蔡焜燦氏、許文龍氏、彭榮次氏等一些企業家為中心的一部分人是這種人的代表。已故司馬遼太郎氏在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間在《週刊朝日》連載的後發行單行本的《探訪街道／台灣紀行》（《朝日新聞》社），以及漫畫家小林善紀氏二○○○年出版的《台灣論》（小學館）等當地的接待、安排人都是上面提到的台灣人做的，並且還安排了採訪李登輝前總統。

李登輝正是台北郊外出身的本省人。以「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就讀京都帝國大學的農業經濟學科，在作為千葉高射炮部隊見習士官的時候，戰爭結束。

這樣的經歷和他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功績，小林氏稱讚他為「日本精神的繼承者」「真正的日本人，有著為『公』精神的男人」。由此引發的另一個問題，即日軍並沒強制台灣婦女做慰安婦的言論，又引起馬賽克中另一個層面人們的強烈抗議。不久就發展拒絕作者入境的局面。另一方面引發高度關切，帶來對以「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為首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年輕人的高支持，同時又使到台灣日本觀光客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點燃台灣熱的人們，並不直接與蔡焜燦氏有聯繫。而把司馬氏介紹給蔡氏的是《產經新聞》的台北支局長（當時）吉田信行，《台灣論》當中的接待人則是做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的國策顧問的在日台灣人評論家金美齡。

金氏是從五○年代開始在日台灣獨立派中的核心人物。根據日本學術振興會森宣雄特別研究員的調查，金氏不一定是一般歸類的寄生在「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台灣舊勢力的那一類，曾經對於日本對台灣人的搾取和虐待激烈地攻擊過。使其態度轉變的可能是討好日本的保守主義者，因而想利用他們作為對付中國的一張牌。森宣雄這樣推論。（《台灣／日本──連鎖的殖民主義》Impact出版會，二○○一年）

以《台灣論》為代表的日本的傳媒的情況，不是與就任東京都知事以後的石原慎太郎的言行如出一轍嗎？在被稱為「台灣矽谷」的新竹市有一家半導體企業，老闆是蔡焜燦氏（七十五歲），見面時筆者有向其問起對石原的評價。

「只見過兩次，沒有什麼直接的交往，演員石原裕次郎的哥哥，青嵐會的印象很深。當時支持台灣人倒不如說是他支持蔣介石的印象。不過，最近的石原完全變了，很認真在學習吧，我不管什麼右翼還是左翼，是否愛國才重要。他參拜靖國神社，進入尖閣島，我能看到他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也只有他一個人了吧。」

傳聞海底有油田存在，對尖閣諸島，日本和中國之間就主權之爭一直就沒斷過。一九九七年五月後來因核武器言論而被迫辭去防衛廳政務次的西村真悟眾議院議員登陸其中的釣魚島時，石原也曾乘大船一直同行到附近的地方。

但是，日中台的關係並不在一條線上，採訪蔡氏時在一旁的陳水扁總統的國策顧問黃昭堂理事長就有些搖頭。黃氏一九五八年留學東京大學，是長期在日本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

石原是一位很有希望的人，但是不希望他在尖閣諸島上做文章。因為那裡本來就是台灣的領土。如果總說是日本的領土的話，那台灣也不得不講話了。這樣一來，日本便成了共同的敵人了。這樣，台灣和中國的心理上不就變得近了嗎？

台灣問題也好，台灣人的構成也好，都是非常的複雜。拿出問題的任何一部分來擴大，無論得出怎麼樣的結論其實都不會是百分之一百的錯誤。那是因為一定會包含一定層面的真實性的。

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是非常單純化的。司馬遼太郎氏的《台灣紀行》──作為隨筆也無大礙，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中對具有政治意味的事情有太過情緒化的描述。石原的表述方式不同於他們，但他就果真是按照附和一位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家應該有的思維和呻吟來行動的嗎？

他曾是青嵐會的幹事長，以反共為旗幟的他們這些人，在田中角榮政權時代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後仍繼續貫徹親蔣、親台的態度，一般外界認為這也是今日石原的立場。

但事實卻有些不同，福田赳夫政權放棄了與中華民國（當時現在的台灣）的和平條約，在表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和平條約的外交委員會上，表示以往一貫反對意見的青嵐會成員，在眾議院只有濱田幸一、林大干、中山正暉三人，參議院也只有源田實、玉置和郎二人而已。

「表決時，石原慎太郎坐在我前面的座位上，『正暉君贊成日中只有現在了』，他回過頭來對我說完，他馬上站起來表示同意的，在後來石原寫的書裡把這件事改說成是在表決日中航空協定了」。

中山正暉回憶著。石原慎太郎背叛了同志。濱田氏在他的著作中寫到「石原慎太郎你不敢說『不』」（文化社，一九九九年）同樣舉出這段往事，濱田氏談到石原在就任都知事的記者會上展開中國威脅論的事情時繼續道：

「我想說的就是這一點，只有青嵐會可以說反對過日中友好條約，而你石原沒有這個資格說。」向蔡焜燦氏轉達了這些話想聽聽他的感受。

他有些困惑地說：

「和中國交往可以啊！但對拋棄了一起走了五十年歷史的台灣的田中角榮有恨，又有憤慨。石原也贊成田中條約了嗎？我以前沒聽說過。那也是沒辦法吧，是世界的潮流，不能落在後面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台北市內的晶華大飯店內，進行震後慰問訪問的石原都知事與馬英九市長會談，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一同出席。

以前就對石原氏言行有不同看法的龍局長，把剛剛出版的著作《百年思索》送給了石原慎太郎。「我對你的歷史觀有些不同的看法，請瞭解一下我的想法。」龍局長對石原氏說。很想傳達的部分已經夾了黃色附箋。比如說下面這段話：

「要求日本謝罪，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問題，而是普遍的歷史罪責問題，（中略）我相信李登輝對人權的尊重是不落後的，但他在反中共親日的框框下，人權觀就不知不覺地萎縮得看不見了，在他看來，三千萬人的犧牲成了『個人恩怨』，歷史成了是不應該再提起的過去的東西了。」

瞬時間，龍局長似乎就感到一種不好的感受。在那個場合併沒有說什麼具體的內容，但石原卻已滿臉不悅了。

「像是說你這女人是跟我說話嗎的樣子。給我的感覺他是大男人主義者，不習慣和女性位於平等的立場似的。」龍氏回憶說。

三個月後，台灣的電視台在東京採訪石原都知事的節目在台北播出，看見內容她大為震驚，「那個女局長是反日的，無禮的人，馬市長應該好好監督她」等等意思的話都是出自石原的口裡。

「我是盡到了禮儀的，那天，抗議石原的民眾在飯店外面集了近百人，準備向他丟雞蛋的。是我說希望他們不要那樣做的，我是在說服了民眾以後見到石原的，他對我交給他的那份東京和台北的藝術家作家相互交流的倡議書至今沒作任何回應，我想我的書他根本連看也沒看，可是卻為什麼非要被他這樣指責不可呢？」

準備丟雞蛋的民眾以及當地的媒體記者有幸採訪幾位，在某種程度弄清了情況。當天在抗議的民眾中有的是要求和大陸統一的政治團體，還有受國民黨統治鎮壓的左派運動人士，並非官僚，作為作家、評論家成績，在美國、德國超過二十年的海外經驗，使她被馬英九市長所看中。龍局長在說服時大致是這樣說的：

「我本來應該站在你們一邊，但現在我是要迎接石原的文化官員，請你們理解。」

這場面在當天晚上的電視上被播出，石原看到畫面，可能也有周圍人的一些說明，所以石原認定她很有可能是接近中國的統一派。

龍局長與所謂的統派有劃開一條線。她只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她的部下都這樣講到。

對石原都知事的言行，以及對所謂石原待望論中國方面加強了警惕。以日本右傾化國粹主義高漲為研究課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崔世廣如下分析：「石原到處叫喊日本人優等論。我感覺他是對近代以前的東亞文化中心的中國有自卑感。對有中國文脈的台灣又輕視又利用，更進一步把整個亞洲作為對付美國、對付西洋的工具，雖說中國也是在亞洲的。石原待望論是日本國民在不正常的現狀下的心理反映。石原本身並沒變，而是日本國民變了。」

這只不過是崔氏的個人見解，並不代表全體中國人的聲音。但是，被強大的鄰國的知識界這樣看待，我們可以說是沒有值得慶幸的。

★此次台灣採訪有幸參加了梁肅戎（原立法院長）、馬樹禮（原駐日本大使）等人主辦的有二十多位台灣研究人員參加的座談會。另，見到了國民黨主席連戰。遺憾的是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將內容納入本稿。向梁、馬兩位先生致謝。

（原載日本《世界》月刊二○○二年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