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特使訪問大陸之研析

一、事 件

今年九月九日中共接受達賴喇嘛派遣的私人代表：他們是達賴喇嘛駐美國代表嘉日洛智堅參、駐歐洲代表格桑堅參，以及二位助理西藏流亡組織之國際關係與宣傳部副秘書長索南達波、國際聲援西藏中心主任普瓊才仁訪問北京，之後並赴四川、拉薩、林芝、日喀則、上海等地訪問，前後近十六天（二○○二年九月九日至二十四日）。

此一事件對敵視、冰凍而且互不信任的中共與達賴喇嘛雙方自然是一件令人意外而突破的發展，雖然中共方面對達賴私人代表來訪採取十分低調的態度，只在九月十日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會中，以答詢記者問題的方式，表示「承認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是旅居海外的藏胞，他們以私人身份到中國訪問，我們歡迎他們回中國親眼看看西藏和其他藏族自治區域的發展。」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重大的突破，特別是在中共人事交替之際，自然格外引人重視，究竟雙方是如何突破自我的堅持，促成此一破冰接觸呢？

二、中共的考量

至於中共之所以傾向願意嘗試重開與達賴喇嘛的接觸之門，個人以為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共對自己的治藏政策和治藏工作開始比較有信心。事實上，中共在今年釋放了六名被控犯有政治罪行的藏胞，放鬆了外國記者赴西藏的採訪，以及派出西藏文化訪問團等舉動，都是直接、間接地代表了中共在這一方面的信心。當然有不少外電猜測中共此次的政策轉變是為了江澤民訪美而作的宣傳，然而此一猜測不但忽視了中共內部的工作程序，而且也忽視了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的角色，簡言之，類似的接觸不是江澤民一人說了算，而是必須有一定的作業流程，同時站在達賴喇嘛的立場，他們一貫敵視中共，仇恨中國，他們何必在此時對江澤民伸出援手，因此除非我們可以證明此次會面是中共方面主動，而且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也不反對，並且願意配合，否則會晤和江的訪美就可能是一種巧合而已。當然中共對達賴喇嘛策略的改變應有其他考量，這裡包括了國際形象、反「華」統戰、分裂藏獨、戰略制美四大因素。

首先是重建國際形象：中共自上世紀末開始大力推動睦鄰外交、夥伴外交，領導人紛紛出訪，加大了在國際上宣傳的力度，但是由於制度、價值、文化的不同，加上不時出現的異議人士、分裂份子到處的示威，以及國際反華人士的鼓噪，因此中共在國際形象的改善十分有限。本世紀中共全面融入世界，申奧成功和進入WTO經貿國際組織都可以說是具體的成果，但仍然對上述的形象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倘以達賴喇嘛作為突破口，肯定對中國愛好和平，中國是具有理性可協商的國家形象建立是有幫助的，特別是在法輪功事件之後，中共迫害宗教的印象是根深柢固的，而與達賴喇嘛的接觸顯然也可以對國際反華人士攻擊迫害宗教是一個很好的反擊利器，當然形象重塑是一件長期性的工作，一次的接觸不可能完全改變，但至少是一個開始。換言之，與達賴喇嘛的接觸是中共考量其在國際上的得失，我們只看他所允許訪問大陸的達賴私人代表的另一身份，就可以理解中共的企圖，他們是達賴喇嘛駐美、駐歐，以及公關宣傳的人士，所以我們以為這是中共一個比較戰略性的考量。

其次，分化反華統戰：目前在國際社會中反華的勢力一共有六股力量，分別是海外民運人士(主要是反共)、法輪功信徒(主要是反江、反共)以及台獨、藏獨、蒙獨、疆獨。而其中持續最久，在海外知名度最高也明顯獲得國際力量支持最明確的，就是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因此可以邏輯地去推論，一旦達賴喇嘛放棄了反共、反華的立場和中共接觸、協商、談判得出一個結果的話，對海外其他反共、反華的勢力都是一種沉重的打擊，也就是一種危機，反共、反華的海外勢力其內在一體性就可能被摧毀，至少是大大削弱。換言之，中共自從本世紀初提出對統戰工作檢討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中共在國際統戰方面的具體工作，就是從達賴喇嘛入手，逐步瓦解國際華人圈的反共力量、反華力量，最後孤立出階段性的敵人加以打擊。

其三，分裂藏獨勢力：中共一貫認為打擊敵人最容易的是從他們內部的堡壘攻破，而深入敵人內部的方法就是分裂敵人陣營。在海外的藏胞中，很明顯從表面宣傳來看，有主張激進藏獨的，有主張策略性自治的，不論他們真正的企圖為何，對中共而言，那怕敵人「些微的、暫時的、不確定的矛盾」也不應該放過，甚至對沒有明顯矛盾的敵人，中共也想辦法加以區分，如錢其琛區分廣大的民進黨員和頑固的台獨份子就是一例。總之，接受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自然就將達賴喇嘛及其信仰者和世界藏族青年大會的頑固、激進份子加以區分，一面使達賴喇嘛的主張在藏族中有更大的迴旋空間，一面也孤立了激進的藏獨派，所以接受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訪問對中共而言，是一種立於不敗的統戰作為。

其四，強化戰略制美：自從「911事件」之後，美國出兵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同時也借此次戰後之便，美軍得以進駐中亞地區，美軍的常駐中亞，一方面控制俄羅斯進印度洋的咽喉，一方面也形成對中共的戰略包圍的態勢。對中共而言，中亞各國原本被中共整合進入上海合作機制，不料「911事件」引入美國力量的介入，這使中共原來的優勢部署相對弱化，然而美軍已入侵中亞，自然就不可能放棄此一戰略要地，因此中共必須著眼美國勢力已經存在、繼續存在，而影響力不斷擴張的基礎上，重新佈置中國自己的中亞新戰略。以此思考，除了新疆的部署之外，西藏地處南亞之北、中亞之東，倘能徹底解決西藏問題，日後中亞一旦有事，西藏之軍便可以毫無顧忌就近馳援，否則西藏駐軍便只是對內鎮壓分裂的角色，無法兼顧中亞。是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此時此刻也是帶有戰略意義的措施，在此新環境的挑戰，解決達賴喇嘛問題，便從解決人的問題上升成為解決中國中亞戰略問題的助力或阻力的問題，同時也預防美國的勢力從西部和西南同時包圍的形勢。

三、達賴流亡組織的考量

從西方媒體對此一事件的反應來看，絕大部分都認為這是為中共江澤民訪美所作的宣傳，在此一猜測的背後，他們都必然地假設了是中共主動向達賴喇嘛示好，我們雖沒有反證可以推翻，但是我們更沒有理由不假設是達賴喇嘛方面主動，而中共政權順水推舟。事實上，這個形勢對達賴及其流亡組織而言，我們以為也不是十分順利，特別去年「911事件」之後，達賴喇嘛並沒有發表聲明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反而在去年（二○○一）十月二十四日在歐洲議會講演提到「在人類邁向地球村的現代，通過暴力──特別是通過戰爭來尋求解決糾紛是不行的」，他還特別說「通過911恐怖事件，我們要吸取教訓，為了產生以和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彼此糾紛的文化而必須具有為世界負責的意識」(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OUzhou.html)，因此美國政府並不滿意。今年達賴喇嘛在「911」週年的講話上又呼籲「非暴力」原則解決「911」恐怖，他還說「任何一個國家再也無法奢望完全殲滅敵人，或是軍方贏得全面勝利，更何況世人並無永遠的敵人，今日的敵人突然搖身一變成為明天的盟友。」(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209/index.html#020911.1)以美方目前的單邊主義作風，自然是不滿達賴的講法，這對達賴和流亡組織而言自然是不利的。看來此次的會晤在達賴喇嘛方面可能包括了以下的考量：達賴喇嘛的年齡威脅、美方反「恐」影響－－中美關係改變，藏人失去原有的著力點，以及中國日益強大與重視海外藏胞工作的壓力。

從達賴個人的年齡來看：達賴今年已經六十七歲，能繼續與中共周旋的日子越來越有限。對中共而言固然要對付一個沒有達賴喇嘛領導的海外反華藏人，其實是有得有失，失是指失去一次解決的方便性，得是藏人分裂反而可以給中共統戰工作增加許多的機會；但是對海外藏人而言，失去此一政教領袖，內部的權力鬥爭、整個流亡組織的派係爭奪，必然趨於明顯，這樣一來，一方面影響戰鬥力，一方面也影響外國勢力的支援，所以達賴喇嘛的存在對海外流亡藏人的重要性是遠遠大於對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困擾，因此趁達賴喇嘛尚能清楚議事的情況，與中共重開接觸，對主張和平、自治解決西藏問題的海外藏人而言是比較有利的，比較能團結更多的藏胞，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路線。

從「911事件」而言：「911事件」對海外藏人的影響有二：一是對原來堅持採取暴力路線、武裝路線，爭取西藏獨立的海外藏人，如藏青會集團而言，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所爭取的路線一旦被定位為「恐怖主義份子」，則西藏問題解決就不可能獲得任何公開的支援，所以「911事件」使他們不得不慎重考慮改變他們的路線，回到達賴喇嘛所號召的「和平自治」的路線；二是由於中共在反恐問題與美國的合作，以及美國在國際反恐作戰中對中共支持的需要，無形之中壓縮了達賴喇嘛集團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我們只要看從「911事件」以來，達賴唯一登上國際媒體的就是此次與中共的接觸，就可以知道國際的現實，此一國際情勢的轉變使得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可以運用二手策略的機會大大降低，這就逼使達賴集團不得不認真的思考與北京如何開啟對話、協商的可能性。

其三是對中共新領導人的疑慮：從目前的資訊來看，胡錦濤接班已成定局，對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來看，不免會觸及「八九年三月胡下令鎮壓拉薩喇嘛的暴動」的難堪，在此情況下，對海外藏胞而言，是與目前的江澤民恢復接觸比較容易或是與胡錦濤重新搭橋比較容易呢？顯然胡在接班之初根本無暇顧及達賴喇嘛問題，在此情況下，中共的對達賴政策必然是墨守成規，所以如果有可能在江澤民時代改變，肯定比在胡錦濤時代改變應該是容易得多。而「十六大」之後，江雖然退（不論是全退或是半退），但其影響力依然存在，因此如果在江時期已經打開接觸之門，新領導必定是「江規胡隨」，則西藏問題就有機會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解決有望。不論這是否帶入過份的期許，但在邏輯上是有可能的。

其四就是中國的日漸強大以及中共政權最近一、二年不斷派遣西藏文化訪問團：西藏地方官員直接率隊出國訪問，借官方之便傳播西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大大影響海外流亡組織在國際上宣傳現況的獨佔性，中國的日漸強大的趨勢，一方面使得中共政權更有機會在國際上發揮其影響力，使得流亡組織在國際上的活動、宣傳效果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也更能大力支援西藏，改善藏胞生活，拉大拉薩與達蘭薩拉的差距，而且也大大影響了藏族青年對原來西藏文化的熱中。外電報導指稱：

許多西藏和尚已經放棄向外國人要達賴喇嘛照片的老做法。個別人仍然藏有達賴喇嘛照片，但他們已經停止了公開抗議。西藏政治犯人數最近幾年逐步下降，越來越少的和尚和尼姑願意冒險抗議。

同時，北京正在通過對這個貧窮地區輸送資金來買支持。北京在二○○一年到二○○五年給西藏地區分配九百億元(超過一百六十億美元)，比過去半個世紀的總和還多百分之五十。西藏百分之九十的行政經費都是靠北京，同時中國正在興建投資四十億美元的進藏鐵路。

共產黨官員聲稱他們把西藏帶入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這種說法太誇張，西藏仍然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經濟的確在繁榮。

在爭取西藏靈魂方面，中國官員理解時間在他們一邊。漢族人大量移民正在改變拉薩的面貌，漢語已經成為當地政府和商業的主要語言。西藏少年說他們仍然信仰佛教，但他們很少有時間去寺廟。他們承認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瞭解比父母要少得多。

中國的流行文化、電視、電影和音樂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盛。在拉薩的夜總會，藏人經常用漢語唱歌，因為那「更時髦」。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209/index.html)

相對而言，流亡組織的影響又伸不進去，因此除非和中共談判，否則海外藏人必然有一種邊緣化的感覺。除此之外即使是在海外，中共每年大約總有兩次派遣西藏的文化代表團以及藏族官員出訪，這將使得海外藏人的直接鬥爭的對象從漢族官員轉為海外藏人對西藏藏胞之間的鬥爭。對海外藏人而言，如果不去抗議，則就是認同這些藏胞，那麼外國對他們支持肯定下降；如果抗議，這種抗議和鬥爭就變得十分不得人心而且荒謬，藏人抗議自己同胞，抗議自己的文化表演，則抗議正當性何在？總之，此一趨勢的發展必然使海外藏人在西藏問題的著力點將從原來的族群意識變成族內之爭。個人以為這也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最終必須和中共會談的考量。

四、後續的評估

從目前的反應看來，似乎此次的私人代表訪問是一次雙贏的接觸，從西藏流亡組織自己的反應到國際上各國的反應，大致都是肯定，尤其是流亡組織達賴本人對此次成功的訪問均有相當的期待。

首先從西藏流亡組織的反應：除了正式的聲明，在聲明主動肯定了中共之西藏當局對發展西藏，保存並發展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語言、環境的努力，同時也肯定治藏官員的熱忱和能力，對北京聲明中說「比起當時(八○年代)的中國領導人，感覺現在的中國領導人邁向了開放」，這種對中共官員和治藏官員的評價在以往的西藏之頁網站上是看不到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流亡組織立即發出一個極端示好的信息：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十月二日呼籲支持者，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本月稍晚訪問美國和墨西哥期間，不要進行抗議活動，以便為爭取與北京恢復對話創造氣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向流亡海外的藏人發表聲明，他說：「正當國際社會面臨恐怖主義、暴力和戰爭叫囂威脅時，藏人停止示威將是我們要求對話、非暴力及和解的積極姿態。」聲明特別呼籲，流亡海外的藏人不要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本月稍後訪美時舉行反華示威。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210/index.html)

當然最後一段是流亡組織用以考驗中共方面此次與達賴喇嘛接觸是為江訪美的權宜之計，或是認真解決西藏的開始。

西藏流亡組織除了在正式聲明對此行給予極高的評價和期待之外，在其他的宣傳上仍然對中共政權有所批判和攻擊，可見在流亡組織也十分小心謹慎。至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反應也是十分正面，但是仍有習慣性的懷疑，如美國政府就表示：「這是(雙方)增進相互瞭解的機會，也是重要的一步」，美方相信「對話能夠解決雙方長期的歧見，並為西藏人民帶來更多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有些媒體稱：「產生了正面的效果，不過雙方長久以來的歧見仍深，很難克服。」總之，一般的國際輿論都表示了樂觀其成，但也清楚瞭解問題的困難程度，特別是中共在「十六大」前夕改變對西藏政策的可能性是一種不合中共慣例的轉變，所以大家都強調繼續觀察的重要性。

但是在各方熱烈期待之中，作為談判要角的另一方中共，對此事的反應則極為冷漠。從中央到地方都沒有任何報導，中共這種只作不說的方式在以往並不多見，或許此次的訪問在中共中央的內部尚無一致性的意見，有人主張從大戰略的角度不妨一試，有人則對達賴喇嘛的「形自治，實獨立」的主張大不以為然。有人認為在過去十餘年在大陸內部有關達賴喇嘛的問題已經定性、定調，如今與之接觸，一時之間很難自圓其說，以致此次訪問不得不以淡化的方式，以便有時間在對內的政治社會化中逐步調整。另一種可能是先對此次雙方試探性的接觸作出效果性評估，再來決定下一步政策應如何進行，因此暫時不作宣傳，以保留未來的彈性。以上的三種可能性，個人以為最後一種可能性是機率最大的一種。果如是，中共將如何評估此次接觸的得失呢？

第一：對國際的反應中，中共特別重視是各國政府和輿論是否將此次的訪問定位為「兩國」的接觸，因此他們不但是閱讀國際輿論中讚揚接觸此事，而且是注意這些輿論從何種角度來讚揚。

第二：對達賴喇嘛而言，雙方立場第一次坦誠的、直接的說明，此一說明無助於雙方理解對方的立場，但是開啟善意溝通之門，而後中共會「觀其行」，看看達賴喇嘛如何做，特別是達賴喇嘛每年三月固定發表的講演，將是決定中共與達賴喇嘛關係走向的里程碑。

第三是對流亡組織實力的考驗：從宣傳上說，流亡組織十分刻意強調這是「兩國」之間「一名外交官對另一外交官的形式進行」（多維新聞社，二○○二年九月三十日達賴特使稱中國之行取得突破百分百），「這是中國與流亡政府的官方接觸」(西藏之頁，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或是說訪問「西藏首都拉薩」（西藏之頁，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們以為中共政權未必真正在意，因為中共出面會晤是統戰部長、民委副主任與各地方官員，這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不過中共會很注意流亡的「噶夏噶倫」和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所呼籲的不對江澤民訪問墨西哥、美國進行示威抗議，這是提供中共檢視流亡組織在海外藏人心中影響的最佳佐證。如果是十分有效的，我們相信中共的新領導人有可能尋此途徑與達賴喇嘛進行會談；反之，中共對達賴的政策改變的可能性相對比較有限。不過從現在看來，已經有不少的藏人團體對流亡組織的呼籲感到驚訝，感到不解，因此他們仍將按原定計畫參與示威、遊行，因此結果如何尚待觀察，此刻去預測中共對達賴政策是否改變，尚屬言之過早。至於外電所謂改變中共治藏政策，則是完全不瞭解中共行為的一廂情願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