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許信良與施明德
兼論許信良與施明德
民進黨成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此之前,該黨初以台灣各地政治活動及選舉激烈言行,爭取輿情注意,既則以選舉後援會、公政會及政論雜誌等活動,形諸社會。民國七十六年前後,這股力量以「黨外」自稱,以國民黨執政當局為挑戰對像;民國七十八年,再登記為合法政黨,正式向執政之途邁進。
民進黨成立初期,組織結構駁雜,有地方派系與利益團體,有用民主理念與社會運動號召群眾者,有追求新而獨立國家者,有以階級政黨為發展期許者;成員不一,但目標皆在反對國民黨獨大、希望突破既有政治生態,以及開拓各自理念空間;面對戒嚴體制,該黨成員更以存異互助、共渡危疑心情,將攻擊矛頭全部指向執政當局。是時行為正義,在基層是對抗政治強權,在政治人士,則是各舉議題鼓動風潮。
檢討民進黨基層情緒,遠可溯自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近者滋繁於民國六十年代自力救濟。其中或牽動族群情緒,或與法律不敷時需有關;代言人士因緣竄起,長於司法訴訟者獲出頭機會,藉理興訟、用法抗爭等過程,則造就不少風雲人物。至於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等紀念活動,尤具喚醒基本會員、激盪敵我意識效益,即使時間漸逝,仍可產生凝聚情緒、同仇敵愾反應;另見附加價值是,內部角力可因而受約制,因為,內鬥不僅會帶來外患,亦不為支持者同意。
民進黨從選舉後援會活動中成形,先天體質便具選舉取向,借題造勢是其所長;民進黨又脫胎於威權環境,抗爭茁壯是其成長法則,借助群體施壓對手是其慣技,化身民意代言人,再誘導輿論,尤為常用手段。民進黨習於隱身群眾、化身群眾,唯亦因此,該黨政治人物均不敢背負破壞群體形象罵名,更忌憚被貼上內鬥標籤。過去,不少黨內衝突,只要有人喊出陰謀,事件旋即沈寂,美麗島系當家時,曾藉此化解政爭危機,其他派系雖抱怨議題被模糊,亦無可奈何。
不過,善於操持議題者,仍舊有其生存空間。民進黨成立初期,黨內主要派系各有招牌議題,康寧祥系倡言地方自治、新潮流則堅持台灣獨立;民國七十七年,黃信介選上第三屆黨主席後,康寧祥系消失,前進系投入美麗島系,美麗島系則主張國會全面改選。民國八十、八十一年,國會改選次第完成,美麗島系轉向實務操作,並以邁向執政為目標,與國民黨折衝時,重點放在資源重新分配,較不強調意識形態與議題,以致派系面貌模糊,後遺症是,即使成員各具地方基礎,參選當選比例仍逐年降低,成績不若強調公共政策、以議題取向者理想,最後,不僅派系分裂,更在民國八十九年總統選舉後消失。
檢視這段史事,若從細部觀察,議題本身便是內鬥素材,激烈程度看似不若選舉提名,但對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只要對外訴求具開創力,則黨內提名鬥爭並非大事;只要議題口號能攻佔市場,不論派系或政治人物皆受肯定。再看美麗島系式微案例,雖有執政目標,卻乏公共政策論述,不僅無法吸引新血加入,最後連秀異分子亦轉入其他派系;至於美麗島系大老許信良,雖有樂觀進取個性與地方山頭人脈,但「變色龍」角色及「西進大陸」議題,仍舊造成他在民國八十五年總統選舉黨內初選時,敗給倡議「台灣主體意識」與「台灣命運共同體」之彭明敏。這是一場實力角逐,既含選舉動員,又兼路線抉擇,更包含政治生命起伏,理應列為黨內鬥爭,唯因運作過程披露報端、論述廣受社會公評,反而變成開放競爭,個別角色浮沉,並不影響政黨發展。
在開放空間討論開放議題,是民進黨成長階段重要特徵。睽其源起,在於黨外時期自力救濟曾引發各類議題,黨外雜誌又將憤懣情緒導入政治論述,即使民進黨成立,初期亦因無法反映多元意見與滿足社運需求,常遭各方批評,甚至形成黨外領導黨內現象。再者,民進黨成立時,美麗島事件要角猶在監獄,黨中央陣腳不穩,各吹號角、各搞運動是為常態,不僅黨體制因尚未健全而無法整合民意,權力結構亦因未能兼容遺珠而降低代表性,遇爭執,或在報紙發表公開信,或藉演講向民眾暢談看法,派系領袖及地方山頭皆然,議題討論無從隱密。再換一角度言,當時執政黨掌控力甚強,民進黨欲突破限制,唯有利用非體制管道發聲,於是,公共空間成為傳播理念場合,政治人物或將議題拋向社會,或藉選舉造勢,找尋同志並聚合之,時日既久,在開放空間討論開放議題,遂成凝聚共識方式。
開放論述在民進黨有特殊背景,對黨內鬥爭亦有約束作用。如,民進黨舉行第三屆全代會時,黃信介與姚嘉文競逐黨主席,黨內情緒因之激動,當時,雜誌、報紙曾分別刊登吳祥輝「給黃信介一封公開信」,及林正杰「給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的一封公開信」。後者指責姚嘉文介入派系、言行霸氣、不能容忍不同型態與不同才能者,不但不能處理黨內「親戚黨員」、「公司黨員」、「人頭黨員」、「消極黨員」,亦無法弭平黑函、謠言、戴帽子、打群架等選舉相殘;前者則盼黨內派系勿以路線鬥爭為名,行攻擊異己之實,主張將鬥爭提升至理論層次,由鬥智不鬥力方式,找出政黨明確道路,以免國民黨永遠獨大,台灣人民無法脫離夢魘。兩封公開信只是諸多政論之一,唯已揭露不少民進黨弊病,雖未必能解決問題,卻能利用社會觀瞻,給民進黨當頭棒喝,並提醒派系人物,勿忘國民黨壓力猶在。
民進黨由「黨外」轉化而來,「黨外」系指國民黨以外,若將國民黨視為結構完整組織,則「黨外」寓義多元開放勢力。完整組織凡事有序,內部爭執不離規則、紀律;反觀民進黨,多元開放又兼草莽特質,讓立異爭鳴成為常態,偶見火爆內訌,旋有第三者協調,最後勝負盡聽民意,個別恩怨則私下解決。
組黨至首度執政時期,民進黨支持群皆以中下階層為主,公職人物每須於向上提升與遷就下流間掙扎。建黨初期,黨與社運團體合作衝撞體制,政治人物則以民意代表職為問仕標的,同行縱有相忌,多屬議題爭奪或策略差異,尚不致難於收場。迨民進黨國會席次略增,漸習廟堂問政,乃有以專題會議匯整意見之舉,如,民國八十二年舉辦文化會議、民國八十七年舉辦中國政策研討會及產業政策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贏得總統大選,首度成為執政黨後,民進黨政府舉辦大型會議次數陡增,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至九十二年一月間,便曾召開知識經濟發展會議、公共建設會議、農業金融會議、執政興革會議等十七場會議。
論者或譏評此類會議為大拜拜,但密集座談所反映者,是民進黨開始由開放步向組織與規範,多元風格亦開始滌除散亂。更重要者,當民進黨權力軸心由民意代表向行政系統蛻變時,行事風格便不能再如過去放縱無度,彼此若有競爭,常易轉為暗中較勁;此外,民進黨過去倡行派系政治,一旦成為執政黨,分官配爵亦不免排擠傾軋。舉例來說,民國九十三年陳水扁就職第十一屆總統前,黨內派系曾對行政院人事佈局有所反彈,或指論功行賞不公,或抱怨「怎麼看來看去重要位置都是游錫坤的人」,新潮流更決定「男兒當自強」;陳水扁就職後不久,又有正義連線立委批評新潮流,指該繫在黨中央及行政部門忙於安插自己人,令其他派系成員備感不平。諸此現象似正說明,政黨輪替固然讓民進黨享有執政歡愉,但結構性暗潮,同樣讓民進黨內鬥動見觀瞻。
民國八十九年第十屆總統選舉,讓民進黨首度由在野而執政,新任總統陳水扁則由派系明星轉為政治強人。以往,民進黨主席由參選者公平角逐,民進黨執政後,首任黨主席候選人由陳水扁指定,第二任黨主席由陳水扁自任。從政治操作言,陳水扁初接總統職時,不得不借重白手套,其後為求做事方便並競選連任,遂不避清議,自行披掛上陣,時序民國九十一年七月。歷程中,陳水扁不僅對政局掌控日益嫻熟,並積極佈局人事。若問民進黨此際有何內鬥,則任何茶壺風暴皆無關民進黨痛癢。因為,行政體制逕由總統帶班,參選公職者寄望高層支援,媒體看政情,一以總統府、行政院及立法院為重,社會視聽則將關切點放在利益分配。再進而言之,民進黨在野時,批判空間大,發洩對象是國民黨,彼此不致相煎太急,執政後,主導龐大國家機構,安插位置不成問題。整體來說,黨內選舉靠機制,黨政攻防聽老大,同儕磨擦只是新聞。
民進黨以選舉起家,陳水扁尤為佼佼者,即使踐祚君位,仍以攘伐為志,而非治國取向。執政期間,拚經濟口號未嘗稍歇,但台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失業率始終居高不下、政府負債令人心驚、人口出生數屢創新低;反觀政治用兵,則甚犀利:民國九十年縣市長選舉時,為求勝選,不惜將黨內初選產生之嘉義縣長候選人拉下,改派臨時入黨者上陣,原候選人不服,司法單位立刻速判陳年舊案,送問題人物入獄;民國九十一年高雄市議長選舉後,為凸顯改革魄力,立即查辦賄選,改選高雄市議員及正副議長,兼具效益是,清理同黨籍高雄市長謝長廷地方關係。
嘉義縣與高雄市案例,前者不是內鬥,而是抗命與挑戰,受處分者,下場令人心栗;後者涉及高雄市政府官員,甚至牽扯高雄市長處事風格,但因謝長廷處置得宜,終能躲開傷害,唯震撼教育已儆四方。二例所示,只要陳水扁強勢依舊,民進黨不易發生動搖黨本內鬥,若真有風浪,民進黨支持者亦會從選戰角度,施以撻伐。畢竟,當陳水扁之候選人角色鮮明時,黨政機構只是輔選部門,能助選者插班就位,不配合者去職;不唯如是,候選人尚須顯示戰鬥力,行政常規亦不適用於競選陣營,政壇敵我氣氛愈濃,民進黨愈不容許內鬥。只是,陳水扁既已續任總統,便無法再以候選角色自居,反倒是有意問鼎下屆總統者,開始逐漸展露戰鬥能量,其況若再加上陳水扁為穩定政權,須製造敵我對立,則台灣政壇難期平和。
製造敵我對立是民進黨慣用手法,從在野至執政未曾改變,內容包括統獨、族群與藍綠對決。在此形勢下,改革是攻堅利器,求贏是重要目標,為達目的不惜斷腕。可見實例是,為推動國會改選,民進黨曾逼退創黨大老、資深立委費希平;為協助陳水扁坐穩總統大位,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曾聽從陳水扁抉擇,選擇爭取國民黨合作,致令主張與親民黨合作之前主席施明德,由受冷落而脫黨;又為因應在野聯盟挑戰,陳水扁團隊乃以辦大案、大改革策略,對纏訟十七年之榮星案速審速決,並歡送同黨立委周伯倫入牢房。以往民進黨在野時,習將同黨受司法審判者,稱為政治犯,但若從移除跘腳石角度看,則同黨戰友因改革策略而入監者,堪稱政策犯;若再從民進黨「贏的策略」言,只要妨害求勝,不當議題隨時可改、不適人選隨時可汰,過程如有雜音,皆可迅速弭平;除非改革形象不再,社會人心離異,致使政黨失去外在約制,內鬥才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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