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夏潮》編輯檯前的日子

十月十九日，驟聞蘇姐 (慶黎 )過世的消息，我發了個簡短 e-mail 給報社上班的太太：「蘇姐今早在北京過世。」不久接到太太同事的詢問電話，才發現對蘇姐我是那麼熟稔又那麼的陌生，我甚至不知道她哪年出生。

一九七九年初，《夏潮》 (China Tide) 被查封的前半年多，我在蘇姐身邊工作。那時鄉土文學論戰已經結束，蘇姐一面主持《夏潮》編務，一面投注心力於社運、選舉。她把社內編務的一些執行工作交給我。那時年輕，編起雜誌，不分晝夜，常常通宵達旦。社外的事務，全由蘇姐一人奔走，但記憶中，編雜誌的夜裡，她總與我們在一起，嘴裡的煙，一根接一根，就這麼一夜又一夜，一期又一期。直到余登發被捕後，《夏潮》跟著停刊為止。

半年多的日子，說長不長，可卻深深烙印在我記憶裡。我忘不了從她那兒第一次聽到切．格列瓦 革命事跡的激動，忘不了她第一次向我也向讀者介紹的那位著名希臘裔法國導演柯斯達戈伐拉斯，忘不了她對那些從火坑救到廣慈博愛院原住民女子的關切……

也是在蘇姐身邊，我知道台灣還有賴和、蔣渭水、楊逵……等對抗強橫而不屈不撓的先輩，並因蘇姐認識為賴和出全集，不惜賣屋還台灣先輩力抗強橫歷史真相的李南衡先生。

當時屬戒嚴時期，警總將黨外分成左派、右派。《夏潮》被列為左派，而被視為「真正的敵人」。今天回頭看，所謂「真正的敵人」當是從美國統治圈的立場出發。《夏潮》介紹的柯斯達戈伐拉斯、切．格列瓦都是美國統治圈所不喜，甚至追殺掉的人物。今天「藍、綠」看似誓不兩立，但在華府眼皮底下，該都不是「真正的敵人」罷。

這「真正的敵人」或與蘇姐身世有關。在我面前，從未聽她說起她父親。直到在連雲街一家寺廟為她父親舉行追悼會時，我才知道她父親蘇新的事跡，也知道她母親有回差點飛到日本轉與她父親會合，無奈即使上了飛機，飛機即使飛上了天，也難逃當道掌控，飛機硬生生給逼降台北，將她母親拉下來再起飛。

原來蘇姐的父親是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為反抗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而鬥爭，坐牢一直坐到台灣光復前不久才釋放，才結婚，光復後才獲一女，故名「慶黎」－－慶祝台灣的黎明。「二二八事件」後，蘇新逃亡到香港，再到北京，而致使蘇家分居兩岸。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她或是出於保護我的深意，讓我這位年輕小伙子知道的越少越好罷。

《夏潮》停刊後，蘇姐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組織工黨；我仍停留在雜誌的「執行編輯」崗位，只不過從《夏潮》轉到了《中華雜誌》。二十幾年來，在台北偶爾會接到蘇姐的電話，偶爾見上一面，談的還是兩岸、統獨、社會正義。有年北京的友人告訴我她得了胸腺癌，在北京時到醫院看她，她說是重症肌無力，聽太太說，這種病雖麻煩，不會致命，結果她還是走了，死因是癌症。

二十多年來，不說兩岸，即大陸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在蘇姐堅持「社會正義」的原則下，我們所批判的不公，反諷的在今天彼岸現身。回憶蘇姐，我想起上周在大陸鳳凰台的一個專訪節目，一位農民柴術森在記者面前強忍著眼淚訴說追討拖欠工資挨揍的經過。而眼前報紙上又是河南上百名礦工葬身礦底，說是「中國地方煤礦平均兩小時死亡一人」。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礦工血淚，將當年《夏潮》編輯台前，為那些受壓迫受欺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呼號的蘇姐身影拉回我腦海。

台獨的喧囂，我一直不感悲觀，除非華府不惜為這幫投機台獨政客一戰而勝，任誰也別想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更令我不安的倒是當年我們在《夏潮》堅持的「社會正義」，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招牌下，「主義」有了「正義」消失了，而社會上則湧現更多更多的柴術森、葬身坑底礦工留下的無告婦孺。蘇姐走了，這些憂心向誰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