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需要作重大調整

中國大陸經過二十七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徹底改變了她的面貌。北京馬路上車水馬龍，堵車成災，和改革前冷冷清清相比，真是換了人間。不但北京如此，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農村變化比較不那麼顯著，但是新蓋的房子也很不少，尤其是現在沒有人挨餓了，或者說挨餓已經不是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中，和改革前三十年的歷史中始終是最難解決的國計民生的頭號大事。沒有挨過餓的人很難體會挨餓的滋味。長期處於飢餓之中的痛苦會使人失去一切生活的樂趣，對充飢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不會關心。中國有兩億多人不再挨餓，真是善莫大焉。世界銀行發佈的材料顯示，最近二十年全球脫貧的人口中，中國佔了80%。中國已經徹底解決了糧食問題(花1%的出口掙匯足夠進口糧食總消費量的10%，而且事實上中國還連年在出口糧食)。現在開始出現的問題是肥胖病，脂肪肝，營養過剩。

這樣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非常羨慕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在解放後1949到1978的三十年毫無成績可言，而且作孽深重，但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和以後幾屆領導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中國能夠有近三十年的政治安定和和平發展，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儘管對中國共產黨有各式各樣的議論，但是對以上這些基本事實是沒有多少可爭議的。

建立在以上這些成就的基礎之上，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是充滿信心，繼續沿著過去成功的道路推進。但是事實上好像並非如此。執政黨對於自己政權是否穩固的擔憂似乎是在日益加深，以至於對各方面呼籲的政治改革產生出恐懼感，加強了對言論的管制，進一步禁止各種集會，對民眾到北京上訪採取空前的嚴厲態度。今年以來共產黨黨中央號召的黨員保持先進性教育運動正是針對黨內日益腐敗，失去民眾同情和支援，力圖扭轉頹勢而作出的努力。

產生這樣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和經濟高速增長同時發生的是社會矛盾的加劇。25年來，每萬人的刑事案件立案數從1978年的5.5上升到2003年到34.1;貪污瀆職發案率年均遞增3.2%;治安案件發案率年均遞增5.2%;每十萬人的意外死亡率從4.4人增加到10.6人。社會秩序指數25年年均遞減2%。社會穩定指數年均遞減1.1%。占民眾絕大部分比例的底層百姓，雖然收入也有緩慢增長，但是遠遠趕不上高收入人群的增長，以至於貧富差距成倍地擴大。更有越來越多的下崗職工和失地農民加入到衣食靠救濟，生病只好等死的隊伍中來。這種方式的增長和發展顯然是不能維持的。共產黨的五中全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二十七年中財富增加了五六倍，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快樂可絕對沒有那麼多，相反，倒是怨氣和不滿情緒空前增長。連發了財的富人也並不滿意。毛病出在什麼地方，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共產黨中央提出了兩個口號：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在這兩個口號的指導下擬定未來五年的具體方針政策。

經濟發展始終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前提。所以經濟仍然是討論的核心，旨在盡量保持一個可接受的增長率，但是未必要像過去那麼高。工作重點將向社會和諧方面移動。也就是強調公平勝於強調效率。在經濟方面將會注意各地區之間的均衡。在江澤民時代開發重點放在了開發西部，但是結果並不像預期那樣成功。胡錦濤上台之後重點調整到了東北。但是同樣是費力不討好。新政策有可能通過發展渤海地區，建設京津冀經濟區來帶動華北和東北。其實比較一下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不難看出欠發達的原因何在。比如浙江，那兒很少有政府投資，但是民營企業特別發達。西北，東北等落後地區則正相反，國家投資多而民營企業少。不改變這種狀況，地區之間的差距很難消除得了。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又牽涉到不少問題。首先是政府有沒有民營化的決心。因為民營化確實和原來所有者(政府)的利益有衝突。其次民營化涉及到投資環境的改善，這是一個牽涉面極廣的問題，不但有硬體的建設問題，如道路，通訊，生活設施，更有軟環境的問題，如治安，司法，工商稅務的服務。前者提高政府投資可以基本解決，但後者則是一個廣泛存在的作風問題，帶有地區風氣的特徵。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

其實，地區差異所導致的收入差距未必一定是嚴重問題。我曾經研究過美國的地區差異。他們那兒最富的州和最窮的州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止一倍，而且在幾十年之內沒有變化。在一個流動完全沒有障礙的國家內長時間保持一個穩定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造成任何值得注意的問題。可見這是老百姓自己選擇的結果，沒有任何值得擔心的事。所以問題的核心是流動的自由，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一致性。恰好我國在這兩方面都有問題。諸如戶口制度等流動的障礙正在減少，但是完全取消至少還得五年。政府服務則偏向於發達地區，邊遠地區嚴重被忽視。這又跟目前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有關。窮的地方稅收少，政府不可能提供和富有地區同樣的服務。像義務教育的政府撥款就有巨大差別。富有地區小學校都配置了電腦，而在貧困地區連老師都請不起。

其次，我們來看造成個人收入差別的原因。它是兩方面造成的。首先是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跟這地位有關的權利的保障程度。中國社會是一個嚴重等級化的社會。個人在社會中能夠得到的法律保護非常不同。農民，特別是其中貧困的農戶，社會地位最低，得到的法律保護最差。警察可以隨便抓人銬人。如果抓錯了，能夠放人就不錯，一般還得交上幾百元錢。但是黨的幹部，特別是掌權的高級幹部，得到的法律保護不但足夠，而且過了頭，變成了特權。連批評他們都是不允許的，遑論以法律制裁。農民工討索拖欠的工資，不得不以自殺為代價。大陸學者對82例自殺討債的案例研究發現，真正自殺成功的達42%。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中一般並不保護討債者，往往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理由將他們處以刑事拘留處分。另一方面有特權的人草菅人命，置自己的個人利益於工人生命之上。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煤礦往往有當官的人做後盾，造成礦難頻頻。中國成為煤礦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中央政府要求公務員退出煤礦的老闆身份，但是他們有各種辦法在後台起保護傘的作用。

中國的社會分層現象，主要是幾千年的皇權社會培養起來的。它不但為統治者所需要，而且對民眾也變成了一種習慣，已經完全適應了。要改變絕不是容易的事。共產黨的責任是沒有在取消特權方面有所進步，至今還從來沒有提出過取消特權的口號。其原因是顯然的。

個人收入差距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起點的不公平。命運對於出身於貧苦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補救的辦法是從義務教育著手。而這方面恰好是政府做得最差的。另外在醫療，住房等方面目前的政策都不是更多地為低收入人群著想，而是相反，是偏向幫助社會地位高的人。中高級幹部享受全額免費醫療，政府提供的寬敞的住宅。而農民則與此無緣。中國雖然經過了二十多年市場化的改革，但是百姓對當官還是有濃厚的興趣，其原因正是有許多資源配置不是按照市場規則，而是按照權勢，或者按照社會地位來配置的。權力在中國經濟中還起著重要作用。

反貪污是中國政治中討論得最多的問題。可見是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這個涉及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大事也吸引五中全會的注意力。我們看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幾乎普遍都有貪污腐化，不論是民主國家或者獨裁國家。像印度，菲律賓都是民主國家，但是貪污問題不見得比中國好。計劃經濟國家雖然腐化也難免，但對金錢的貪污比較輕，像過去的中國，北朝鮮，古巴等。所以說，貪污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大概不錯。

在中國，黨政是合一的。政府的高中級幹部是清一色黨員。比在毛澤東時代更有過之無不及。在這種一黨專政的政治結構下，反貪污有其特點。首先，貪污，或者以權謀私，絕大部分發生在統治集團內部。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供交換的權力。其次，反貪污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高度集權的政黨的決心。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權威機構能夠對貪污進行制裁。然而下決心制裁貪污又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統治集團的個人之間要靠利益來維繫，而貪污的特權正好是瓜分利益的渠道。或者說，反貪污遲早會反到統治集團內部。這時候必定有集團內部的人出來說情，使得反貪污很難進行到底，不得不半途而廢。愈是接近集團核心(即級別愈高的)，這種現象愈是明顯。過去最高層的貪污犯有被處以極刑的，但是近年來已經沒有了。對數目巨大的貪污犯的處理也越來越輕，貪污幾千萬，甚至上億的高級幹部被處死刑的越來越少。

反貪污的困難，從技術上講，是資訊的獲取。貪污都是暗中從事的，怎麼能獲取資訊是最難的事。光靠政黨內部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如果能發動群眾，資訊問題就好解決得多。但是在現有的政治結構下，輿論是受嚴格管制的。或者說，反貪污也是被壟斷的。哪個案件輿論可以報導，哪個不可以，都有嚴格規定，中央反貪污的部署不容許被打亂。反貪污就可能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不能發動群眾，反貪污成功的概率就大大地降低了。

因為社會矛盾多，所以要建設和諧社會。但如何能夠達到和諧，則有不同的看法。江澤民提出以法治國，是一種辦法，胡錦濤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也是一種辦法。還有科學發展觀，批評唯GDP論等，目的都是建設和諧社會。然而導致社會不和諧的原因並不是大家不願意和諧相處，而是因為有利益的衝突。所以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是正確劃分個人之間，團體之間，官民之間的利益界限，防止彼此的侵犯。法律正好就是為此而設的。

試看今日中國造成不和諧的利益衝突是從何而來。最大量存在的恐怕是拖欠工資。它涉及到幾千萬農民工的直接利益。這完全是破壞法律的行為。之所以這麼多的拖欠，是因為有人不怕觸犯法律，(拖欠的一個主要責任者是政府)他們有特權。所以法治社會的敵人是特權。不過特權是不容易說清楚的事，比較容易說清楚的是是否依法辦事。最近發生的佔用土地引起的失地農民的抗爭，則與法律的落後於現實有關。給農民的補償是按照農業產出計算，而不考慮土地轉為城市用地之後的增值。

從立法方面看，過去十幾年的進展非常大，基本扭轉了毛澤東時代用語錄代替法律的做法。從憲法開始，都做了重大調整。雖然許多法律還殘留有老的意識形態的影子，但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由於市場經濟的需要，重視法律的人越來越多，學習法律的人也越來越多，求助於法律打官司的人也越來越多。市場是傳播法律的最好宣傳者和教育者。依靠市場的力量，中國有可能逐漸走上法治之路。但是經濟和政治終究是兩回事。依靠經濟的力量固然有利於法治的推廣，但是如果政治上沒有得力措施，依然靠權力行政而不是依法行政，法治的推廣就會困難得多。司法的獨立，或者讓法官憑良心判案，是一個社會能否和諧相處的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司法對於個人和政黨的利益，關係太重要了。是否願意放棄對司法的干預權，是能否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

中華民族經歷了幾千年的苦難，現在有可能進入到繁榮昌盛的新時代。如果再有二十多年的和平環境，隨著收入的進一步增長，教育的更加普及，國際交流的深入滲透，中國最終會以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台上。一個政黨應該與時俱進，及時調整自己，適應時代的變化。我們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抱以巨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