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一甲子有感

今天在這裡紀念台灣光復六十週年，我不禁想起去年10月19日在北京去世的蘇慶黎女士；事實上，我是持著懷念她的心情來參加這個紀念會的。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人是認識她的，甚至於還有幾位：陳映真、王曉波是她當年主持《夏潮》雜誌時代的老戰友。慶黎所主編的《夏潮》雜誌是七○年代台灣最具批判性的論壇，這份刊物挑戰了自五○年代以來籠罩著台灣的極端反共思潮。在戒嚴體制下，將左翼思想直追溯到三○年代的世界思潮下的台灣史與文學；從支配與被支配的角度，將台灣的政治經濟，結合到批判資本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觀點；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以及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這份刊物影響我以及許多同時代的人，引導我們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蘇慶黎女士出生在台灣光復的第二年，她那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最足以代表光復當時的台灣人的心情；她的父親－－蘇新先生當時相信，隨著日本敗戰而得以回歸祖國，正是台灣的黎明，因而給自己女兒的命名－－慶黎－－慶祝黎明。我的父親葉榮鍾在《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說：「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是六百五十萬台人，結束五十一年間包羞忍辱的奴隸生活，反本歸宗、重入祖國懷抱的歷史的大事件。」1945年的10月份，台灣人在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光復節以及歡迎來自祖國的政府人員、軍隊等一連串慶典時所表現的空前熱烈情緒，不只是表達他們的民族感情，也是在把他們五十年來在異族欺凌壓迫下的委屈，盡情地發洩出來。

隨著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在1895年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人從此走上一條漫長的民族總抵抗運動。從倉促成軍的台灣民主國保衛戰為起點，全省各地的抗日義軍不斷蜂起；從1895年到1902年，孤立而沒有任何外援的台灣同胞，以烏合之眾、血肉之軀與日軍奮戰了七年。此後雖無大規模武裝抗日組織出現，但是零星的武裝抗日事件依然不斷；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台灣同胞又受鼓舞；一直要到犧牲極為慘烈的「噍吧年事件」之後，武裝抗日運動才告一段落。自1920年代以後，轉而有地主階級、知識份子領導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的出現，其後又發展出左翼思想的無產階級抗日民族運動。到了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七七事變」前夕，抗日民族運動被完全鎮壓之後，台灣同胞則陸續不斷地、透過不同的途徑，回到祖國大陸，與祖國同胞並肩投入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雖然並沒有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日據下台灣人的抗日民族運動，絕對是我們後輩永遠引以為榮的一段歷史事跡。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強韌的民族意識，始終是維繫著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基礎。前後幾近二十年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由地主階級與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陣營，從同化會而議會設置請願、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到最後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雖然有過幾次路線的轉折與分裂，總是能夠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團結各派，並以《台灣民報》做為台灣人的喉舌。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蔡培火等幾位重要領導人，在路線上或有激進與溫和之區別，但是他們維繫中華文化根源、站在民族的立場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心志卻是一致的。左翼思想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運動，無論是運動的農民組合、工友協會，或是政治組織的黑色青年、廣州台灣青年團、台灣共產黨等，也都還是站在中國民族的立場，對抗異民族的－－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本主義體制，因為殖民統治者與資本家是同一體系。

記得我還在台灣生活受教育的時候，學校每年也都有紀念台灣光復節的慶祝活動，但是當時的我並不瞭解紀念光復的意義，我和絕大部分在台灣生活的人一樣，對於前輩抗日的事跡，對於台灣的歷史並沒有多少瞭解；因為在長期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下，台灣的歷史從未受到重視，台灣史的研究從未受到鼓勵，更多時候還是禁忌。非常諷刺的，做為一個台灣人，並且是一個抗日民族運動的積極份子的後代，我是在離開台灣移居北美之後，才認真地尋找台灣的歷史。曾經有很長一段時候，我對台灣的歷史充滿了悲情；一再地被扭曲的台灣近百年史，複雜崎嶇的光復經驗；特別是抗日一代的志士，在光復之後在台灣或在大陸所遭受的冤屈，都常讓我悲憤不能自已。他們之中有很多，是在日本人的牢獄渡過一生的青春年華；光復之後，卻在二二八事件或是白色恐怖時代遇害、再度坐牢或是逃亡流落異鄉，而終身無法再度與家人團聚的。

很多年前，在台灣還未解除戒嚴的1980年代，王曉波教授曾經在一個公開場合對楊逵先生說：歷史終究會還給你們一個公道的！這二十年來，在台灣有許多朋友默默地、全力以赴在為搶救台灣史而努力；我相信這些朋友們的努力成果可以告慰楊老，以及他的抗日一代同輩們。

今天在紀念台灣光復六十週年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探討台灣光復的曲折經驗及其複雜的現實性，僅此與朋友們共勉。

(葉榮鐘，日據下追隨林獻堂參與台灣民族民主運動，是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知識份子，著述甚豐，見證日據下台灣史，作者為葉榮鍾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