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楊逵的抗日精神」的一些粗淺看法

感謝大會的邀請，讓我能夠再次飛越台灣海峽，來向各位報告「楊逵的抗日精神」；雖然窗外的天氣漸漸寒涼，但是此刻我的心裡頭卻是溫暖的，因為我將向各位報告的題目，讓我這個才要「開始人生」的七十歲老男人，重新感受到了子女對父母的儒慕之情；因為，有了楊逵，這才有了我的人生。

我的父親楊逵，本名楊貴，他是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南州大目降街，也就是現在的台南縣新化鎮；楊逵的父親楊鼻，是個錫匠，楊逵的母親蘇足，是個傳統的農婦。這對夫婦成了一個標準的勞農家庭，前前後後生下七個子女，不幸的是，疾病總愛折磨貧窮人家，七個孩子夭折了四個，分別是楊逵的大姐、妹妹及弟弟，這讓楊逵成了老么，上面還有兩個哥哥。

現在的新化鎮文史工作者，常常笑說，楊逵父母親的名字當中，一個有「朝天的鼻」，一個有「向地的足」，難怪楊逵會是「頂天立地」；當然，這只是茶餘飯後的笑談。童年時期的楊逵，其實是個體弱多病的孩子，甚至於還曾因為延遲入學而被同學取了「阿片仙」的綽號。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瘦弱的孩子，卻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殘暴手段，有著敏感的、早熟的思想。

一九一五年，楊逵十歲，親眼目睹日本的炮車部隊從家門前列隊行經，前往鎮壓台灣人武裝抗日的「西來庵事件」；一九一九年，楊逵十四歲，又在市街上看到一位小販無故遭到日本警察活活打死，那位小販的姓名叫楊傅，平常就在市場擺攤，賺些小錢，養活一家，他是楊逵及父親都熟識的老實人，只因無緣無故「觸怒」日本警察而被打死，留下了一家老小嗷嗷待哺。這樣的影像，在年少楊逵的心裡，產生無奈的憤怒，以及深沉的疑惑。

當時只有十幾歲的楊逵，一方面體認到了日本對台灣人殖民統治的殘暴手段，另一方面他察覺到了：「以暴制暴」的武裝抗日行動，愈來愈不容易，更何況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會擺出殖民者的心態、嘴臉而欺壓台灣人；一九二四年，楊逵十九歲，為了尋找思想上的出路，並在精神上、知識上武裝自己，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抉擇，在兩位兄長及童養媳父親的資助下，毅然前往日本留學。

在日本大學的文學藝術科夜間部就讀期間，楊逵可以說是飢寒交迫，他當過送報夫、水泥工，但也認識了不少同屬於勞工階級的朝鮮人、日本人，這段經歷讓楊逵的「抗日精神」有了更為寬廣的反思空間，「抗日」不只是對抗或抵抗殖民者的國家、民族之間的帝國主義壓迫問題，還有跨越國族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下的資本家對勞農階級的剝削問題。

一九二七年，楊逵接受「台灣農民組合」的召喚，中止他在日本的學業，束裝返回台灣投入農民、工人以及文學運動；往後他的抗日曆程，相信都是各位熟悉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的報告就不再重覆。

身為楊逵的兒子，我認為，他的抗日精神並不是本質論式的咒罵「小日本鬼子」、反抗或反對所有的日本人；楊逵的抗日精神之所以可貴，在於他超越了激情的、武力的國族主義對抗，進而引領我們看到在「抗日」的大旗之下，還有跨越了國族的階級及聯盟、人性的可鄙及可敬等等的問題。

真的，楊逵向歷史拋出了一個好問題：除了反抗舊的罪惡，我們還需要創造新的願景！

以上，是我的粗淺報告，謝謝各位！

（楊逵，日據下台灣台灣農民運動活動家，曾任「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亦名作家，其名著《送報夫》，在抗戰期間由胡風譯成中文，編入《少數民族小說選》，鼓舞抗戰之民心士氣。作著為楊逵次子。──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