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兩岸的政策

歐盟以其接近五億的人口，與占世界約三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其實力已超過美國。而德國乃歐盟中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增。二○○五年十一月由梅克爾（AngelaMerkel）總理所領導的新政府上台，其所作所為更是引人注目，而本文主要以德國新政府上任至今的兩岸政策為主要的分析內容。

近年來，影響德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關於美國攻打伊拉克的事件，以及其後續的發展。就當二○○二年春夏之際，美國正在積極準備進攻伊拉克時，德國正好舉行國會大選，施若德總理則運用德國人反戰與厭戰的心理，堅決反對美國攻伊，因而險勝，這對於當時新任德國政府的美國政策而言，可說是受到了極大的限縮，這也連帶影響到德國對其他國家的政策。至其任期在二○○五年結束時，施若德總理與布希總統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未有大幅改善，但兩國的實質關係則還是積極在恢復中。

面對這個情況，德國新政府一上台就強調要與美國修好。因而，梅克爾總理不但可以藉機撫平施若德與布希政府之間的裂痕，同時還可以擔任美歐之間的橋樑，而這項轉變則也可視為德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由於梅克爾出生東德，在冷戰以及東歐轉化時期，親身感受到美國曾給予東歐國家的支持，導致她相對親美的態度。而目前美國還一直深陷伊拉克戰爭的泥沼，布希總統在美國的支持度跌入谷底，更提供了德美兩國改善關係的契機。還有，近來的伊朗核危機，以及中東與非洲局勢的惡化，都嚴重影響了區域的安全，使得歐盟國家對於外在挑戰的警覺性更加提高，以及美歐之間的共同利益日增。再加上歐盟憲法的停滯，英法兩國領導人更替在即，相對使得德國新政府在歐盟內的角色突顯，再度拉近了美德雙方的距離。

雖然，德國新政府是所謂兩大黨的大聯合政府，在開始幾個月中的運作尚稱順利，但是，在進入二○○六年二、三月時，執政聯盟的蜜月期已過，雙方對於日常內政問題的歧見日益顯現，尤其是失業率與政府赤字問題，若處理不善，爆發執政危機的可能性不得排除。雖然如此，德國的經濟情勢則有好轉的跡象，這也可能是維繫大聯合政府於不墜的重要原因。

由於德國是歐洲的區域強權，依其地緣與歷史的背景，德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兩大支柱，就是歐盟的發展與美歐關係的相互平衡。雖然布希政府攻伊戰爭而惡化了與德國的關係，但是上述這個自一九八○年代科爾政府所形成的外交框架，則一直都未改變。其次，德國在外交政策上所注重的則還有歐盟周邊的國家，其中俄羅斯則是重點之一，此外則是地中海、高加索、中亞以及非洲地區等等，而東亞則與後面這兩大地區的地位相當。這個定位則也與其前任政府的政策相同，由此可見德國政府政策的一貫性特質。

德國與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兩端，兩國相互遙望。自十九世紀以來，雖然德國在中國也有一些殖民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則已結束佔領，因而兩國並無任何歷史的糾葛，雙方也並不感到對方的威脅。在冷戰時期，由於東德與中國同屬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導致西德與中國直至一九七二年才建立外交關係，開啟了雙邊交流與交往的大門，在一九九○年德國統一之後，其發展則更是迅速。

在施若德總理對於中國的政策方面，則必須回溯至一九九九年五月初。當時北約聯軍飛機正在轟炸南斯拉夫，而中國在當地的大使館也被殃及，造成數名新華社記者與中國外交官員的死傷。而巧合的是，施若德總理當時剛上任半年左右，他也正好是該事件爆發後，第一位依既定行程訪問中國的西方國家政府首長，因而使得他必須代表歐美國家向中國道歉，也可能因此產生了對於中國的愧疚與好感，同時他也深刻感受到中國發展的潛力。有關此點，則可由施若德總理在當時就公開宣佈每年訪問中國一次，可以得到印證。

在2002年美德關係惡化之後，施若德則更加拉攏中國，由於北京政府對於美國攻伊政策也有意見，因而雙方甚有聯合抗美的態勢。此外，德國政府承諾堅持明確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反對台獨以及一切導致台海緊張的舉動。

在有關歐盟解除對於中國的武器禁運的問題方面，由於施若德總理積極推動，獲得北京方面極大的好感。但是，因為各方的歧見以及美國的極力反對，這項政策至今尚未解禁，因此也加深了美德兩國尤其是其領導人之間的齟齬。

雖然在二○○四年底歐盟高峰會作出解禁聲明，其中尤以法國政府的態度也十分積極，一時間解禁案看似大有可為。然而，當美國在二○○五年瞭解了此事的嚴重性之後，乃強力予以勸阻，並以終止美歐軍事合作為要挾。因此可以確認，施若德挑戰這個高難度的議題，其拉攏中國的目的十分明顯，以便加速增進雙邊貿易來拉台德國的經濟，同時也擁中國以自重，來提升德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其中與美國互別苗頭則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與施若德總理時代不同的，在梅克爾新政府上台時，與美國齟齬早已過去，現應面向未來，並建立互信關係，而兩國幾乎可在所有重要的國際問題均可竭誠合作，這項轉變則也可視為德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因而德國政府再度回到與美法兩國等距外交的老路。

目前，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德貿易占中歐貿易的三分之一左右，德國也是向中國貸款與技術轉讓最多的歐洲國家，在施若德總理時代，中德經貿的問題與困難並不突顯。可是，自二○○五年元旦以來，由於多邊纖維協定（Multi－FiberArrangement，簡稱MFA）的限制到期，導致大量中國的紡織品進入歐洲市場，造成雙方的貿易糾紛。還有仿冒與盜版問題層出不窮，尤其還見到中國在全世界各地搶購能源，歐洲各國政府開始產生戒心，德國自然也不例外，這也將會影響中德關係發展的力道。

早在二○○五年三月，梅克爾所屬的基民盟就提出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武禁的意見，其中該黨以中國的人權情況不佳為重要原因之一。進一步觀察可知，實際上，他們比較重視美國的立場，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因為，美國本身也仍對中國採取武禁政策，一旦歐盟解禁，基於美歐多重與高層次的軍事合作關係，美國的軍用科技自然就會落入中共手中，這不但會有助中國軍力的增強，破壞兩岸均勢，同時這對於美國本身的武禁政策也會產生極大的衝擊，因為美國的軍火商將會給予美國政府更大的壓力，若歐洲人大門敞開，美國人為何不能跟進？況且，雖然歐盟武禁尚未解除，但中俄關係已經進一步改善，二○○五年八月份兩國的聯合軍演就是最好的例證，因為俄羅斯擔心歐盟國家會瓜分其在中國所佔據廣大的武器市場，而中俄關係的改善，則也是美國所極不願見。

去年五月，梅克爾首度以總理的身份訪問中國。在短短兩天的訪問中，她大約花了一半的時間來接見大陸的異議人士與宗教領袖，強烈表達了對於改善中國人權問題的積極態度。其實，在原則上，她的立場與施若德總理相同，只是在作法上，她明顯有外銷轉內銷的目的，也就是要藉由媒體的曝光，來表達立場，以增加她在國內的政治籌碼，但由於中國媒體對此報導不多，因而在當地的效果反而比較有限。

再者，由於她在事前也批評了美國及俄國的人權問題，因而梅克爾在中國所展現的，則好似一種衛道者的形象，她積極突顯了人權價值乃基本原則性的問題，而並不是專門衝著中國而來，況且她的作為還讓人產生一種向好朋友提出忠告的印象，所以也多少可以降低北京政府的反彈情緒。

此外，她還提出了有關盜版以及解除貿易障礙等問題，並以降低援助為要脅，但仍促成中方向德方採購數十億歐元的貿易訂單，成果豐碩。相對的，有關歐盟解除對於中國的武禁問題則沒有被提出，這也可能是因為中方早知梅克爾的立場而避免尷尬之故。

當然，由於中國的國力提升，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日重，尤其在伊朗核問題上，而德國也扮演了美、中、歐三方之間協調人的角色，並積極拉攏中國。但是，在非洲問題上，比如蘇丹政府的種族殘害政策，中國則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為由，在聯合國安理會就阻擋了國際力量的干預達三年之久，以保障其能源的安全供應，此乃與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立場背道而馳，梅克爾總理也毫不忌諱的予以批評。

2006年九月，溫家寶總理二度訪問德國，在訪問期間，雙方領導人所談論的議題，則還是雙邊關係、中歐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並簽定相當多的貿易與合作協定。進而，中德雙方認為有建立經常性對話管道的必要，因而在同年十一月初，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則在北京與德國外交部次長ReinhardSilberberg舉行中德首輪戰略對話，共同探討上述的重要問題，並一致同意從戰略和長遠的角度，來不斷充實中德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這也是雙方關係中最新的發展。但是，若比較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的戰略對話，中德雙方的機制則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而這也可視為是雙邊關係和協與否的指標之一。

綜觀梅克爾總理對中國的政策中，除了強調原本的政經議題之外，人權議題的重要性增加，同時導向政治的色彩濃厚，此乃與施若德總理時代的政策相似，只是後者的手法比較保留。而比較不同的，則是梅克爾總理甚為突兀地在人權政策方面的著力，明顯具有出口轉內銷的特色，以期累積政治籌碼。此外，新政府更扣緊人權問題來反對歐盟解禁，人權的問題在此議題上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其實，比較可信的，則是美國壓力的影響。這雖可能造成北京領導人的不悅，但由於中國的不斷崛起，政府的信心持續增加，因而德中關係發展的大框架不致受損，也都還是會朝向更現實的方向發展。

在台德關係方面，由於德方自一九七二年與中共建交以來就接受一中原則，因而對台灣始終保持低調，深怕因此而影響德中關係，故只將台德關係限縮在非官方的經貿與文化關係層面。

雖然德國為中華民國歷年來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台德雙方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可是基於一中政策，台德關係始終無法有所突破。因而只能在經貿、科技、文化、觀光、環保、建築、交通等方面，繼續雙方合作的力度。目前，德國新國會中的「友台小組」則共有約六十名國會議員，對於雙邊關係也發揮了一些作用。

相較之下，施若德總理與美國關係不睦，因而配合北京反獨的立場明顯，但梅克爾政府與美國的關係修好，而與中國的關係則相對趨緩，此乃可由新政府對台發言從未提及反獨的立場可以確認。由此可知，在一中政策的局限下，兩任政府對台的政策只有力道上的差異，並無本質的改變。

梅克爾總理上台至今，新政府領導人則有三次提到台灣，其中包括梅克爾與溫家寶總理的電話紀錄，以及兩次記者會紀錄等等。前者只是提到在台灣問題上德方支持一中政策，並未直指台灣本身的問題。在二○○六年三月初德國政府例行的記者會中，副發言人Dr.Steg也回答記者有關廢統論的問題，同樣一如往常的提到一中政策及反對衝突的發生等。比較意外的是，二○○六年三月在法國與德國的部長會議後的記者會當中，法國席哈克總統與梅克爾總理都被問及陳水扁有關廢統論的立場，席哈克總統強調他承認一國兩制，而梅克爾則只提及繼續執行與歐盟相同的一中政策，以及兩岸問題應該和平解決等一貫立場，並無任何改變。但是，她未直接提及廢統論，連同上述她對台灣的間接立場，則也可見其相對保留的態度。

由於中國不斷崛起，其國際影響力日增，但兩岸對峙的情勢依舊。在此情勢下，可以確認的是，北京一再要求德國政府持續對兩岸問題表達立場，以加強兩岸的穩定，而德方也還擔心兩岸擦槍走火，所以也持續強調和平解決，以避免中國因兩岸衝突而影響其國際上的合作，以及德國在該地區的經貿利益。因而，在此中德兩國的共同利益主導以及兩岸僵局的持續下，台灣的發展空間確實不易拓展。

以當前國際與兩岸的形勢觀之，可以確認的是，中德關係發展的力道會相對較弱，但是其本質還是不會有所改變；而台德關係則會繼續保持低調並緩步改善，但要有所突破的可能性也不高，而這個基本架構則還是會繼續維持一段時間。由此可見，德國新政府的兩岸的政策持續性甚強，其差異及改變則相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