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五四：我們需要超越的精神（一）

當下世界和中國的變化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進程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在這裡，伴隨著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深刻變動，思想或價值的變動也異常深刻。九○年代以來全球和中國的一系列變化到新世紀已經由朦朧而日漸清晰。中國作為全球生產和資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幾乎是同步的過程。中國開始告別現代以來的「弱者」形象，逐漸成為強者的一員。新的秩序目前並沒有使中國面臨災難和痛苦，而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的機遇。這裡中國內部當然還有許多問題，但伴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中國的兩個進程已經完全進入了實現的階段：首先，中國的告別貧困，以高速的成長「脫貧困化」正是今天中國的全球形象的焦點。其次，中國開始在全球發揮的歷史作用已經能夠和全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劃開界限，中國的「脫第三世界化」也日見明顯。這兩個進程正在改變整個世界。

在這裡，新的全球意識型態對於中國的影響在加大。這種意識型態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是以消費主義為基礎的，消費主義是這種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低端」的方面。由於它特別具體易感，特別具有具體而微的操作性，而容易變成一種日常生活的普遍價值。消費被變成了人生活的理由，在消費中個人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價值和意義，獲得某種自我想像。消費主義的意識型態乃是當下日常生活的基礎。在現代性的宏偉敘事中被忽略和壓抑的日常生活趣味變成了想像的中心，賦予了不同尋常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消費主義的話語在中國也已經變成了一種相當具支配力的話語。在「高端」上，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並不依靠消費主義，而是凸顯了一種「帝國」式的絕對正義的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型態經過了二十世紀九○年代初的海灣戰爭，九○年代中葉到九○年代末的科索沃及前南斯拉夫戰爭，直到9.11之後已經完全合法化了。這種意識型態在目前的集中表現乃是全球反恐，這裡絕對正義和恐怖之間的衝突，正義的無限性和永恆性和所謂「自然權力」的話語都標誌了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道義上的絕對合法性的確立。全球資本主義在此找到了自己的道德上的正當性。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已經完全確立。在這樣的話語變動中，中國一般公眾對於日常生活的消費主義，已經有某種認同，「低端」的全球價值的在中國已經變成了一種潮流。而在「高端」，全球話語的變化已經可以看到許多文化蹤跡。如張藝謀的《英雄》這樣的電影和電視裡流行的帝王戲等等都凸顯了在中國由「弱者」向「強者」轉化的複雜的想像。(注1)而文化思想界對此似乎仍然反應遲緩，提不出新的思路來闡釋和探究中國的新的歷史形象和全球定位。我們似乎仍然僅僅依賴五四先驅者的思想資源，我們仍然是對於五四的先驅者的思想「照著講」，將這些思想視為不可反思的。我們失掉了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上「接著講」的願望和能力，也就無法對於新世紀的巨大全球文化轉變提出新的看法。但「照著講」，卻根本無力對於「新世紀文化」進行創造性的理解和文化創新，我們也就對於這個世界失掉了自己的理解，無法提出新的文化觀念和主張。只有「接著講」，在繼承的同時超越五四文化的局限，才可能進行新的文化創造。可惜我們仍然執著於「現代性」的許多命題，執著於現代的「左」「右」的爭議。這造成了我們思想的困乏，使得我們提不出具有全球意義的新的思考。我們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已經看到了中國和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卻還沒有能力在文化的高端處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五四精神的歷史意義已經顯示得越來越清晰的同時，它的局限和某種「弱者」的態度已經越來越無法用來闡釋今天的世界與中國。

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困局有待破解：

首先，五四文化是在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和傳統瓦解的時刻出現的，現代的中國一直處在突破原有秩序的衝動中。現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屈辱的歷史記憶和「弱者」的形象使得突破原有的世界秩序 變成了現代中國的宏偉敘事的核心。一面突破傳統，一面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壓迫者成為現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弱者」反抗的天然合理性，「造反有理」的歷史衝動成為現代中國的核心歷史觀。「天下大亂，亂了敵人」的想像也曾經一度是中國對於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現代在世界中被壓迫和失敗的屈辱形象，使得中國的歷史衝動和一種「弱者」的道義形象有直接的聯繫。同時弱者自身的愚昧和麻木也通過中國「現代性」中具有主導性的「國民性」話語進行了充分的反思。現代中國的「弱者」一面擁有受欺凌的痛苦，另一面，弱者的自我的弱點和缺陷也由於不適應「現代性」而暴露得格外清晰。中國「現代性」文化中始終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具有弱者的自我認同的文化。我們認同於弱者，也希望改變弱者的命運，使中國和它的人民成為強國。魯迅的小說可以說是對於「弱者」的最為深入的表現。他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話語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基本的創作的動因。魯迅的經典小說《阿Q正傳》正是對於中國人「國民性」的反思，它追問了弱者本身的弱點，將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提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而魯迅的另外一篇名作《一件小事》則是弱者的道德的崇高性的表徵。弱者在崇高和愚昧之間的雙重性一直是現代中國的文化主題，只是我們在不同的文化時期有所側重而已。在「五四」時代，我們往往強調對於弱者的愚昧的「怒其不爭」的一面；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則更強調「哀其不幸」。但無論如何，弱者的反抗的正義性乃是天經地義的。屈辱和失敗是和強者的權力與權謀相聯繫的。「弱者」被壓迫的屈辱命運，乃是強者的橫行和詭詐所造成的。於是，中國現代歷史對於道德形象的關切也是文化的中心。「弱者』的道德光輝和「強者」的道德的不合法性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中國是道德判斷的基礎。這構成了我們的百年悲情。這些思想和文化想像已經和今天的中國和世界的格局有了巨大的反差。用五四的思路已經無法揭示今天「脫貧困化」和「脫第三世界化」的中國社會了。

其次，五四文化在普遍性／特殊性這一問題上對於現代西方文化的過度簡單的判斷，對於這一問題無論是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的思想家都被來自西方的思維模式限定了。在這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一直是有關東西方文化和思想的首要問題，也是直到今天仍然纏繞中國文化的大問題。正像酒井直樹所指出的：「與所有其他地理特殊性有關的名稱不同，西方還意味著它拒絕將自己的疆界加以限定：它自稱能夠長期保持超越所有這些特殊性的衝動，若是不能超越這一衝動本身的話。這就是說，西方永遠不滿足於他者所認識的西方；它總是在它與他者的交往中尋找自己；它永遠不會滿足於被認識，相反，它卻寧可去認識他者；它寧願做認識的提供者而不做認識的接受者。要言之，西方必須代表普遍性的契機，在這個契機下，所有的特殊性被揚棄。誠然，西方本身就是一個特殊性，但是它卻作為一個普遍的參照係數，按照此參照係數所有他者能夠識別出自己的特殊性。在這一點上，西方以為自己是無所不在的。」(注2)如何超越這種普遍性的控制，超越用「特殊性」反抗「普遍性」的局限，尋找超越的可能，而不是僅僅確認和論證東方的特殊性正是我們超越現代性的關鍵問題，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困擾我們的嚴重問題。現代中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的困局導致了我們的兩種態度：一是「俯視」的目光，將我們的憤怒轉化為一種自我中心的意識，我們的憤怒轉化為抗爭；於是，從義和團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世界革命的中心」，無不顯示了一種強烈的憤怒和抗爭的決心，也顯示了用「俯視」的視角觀察世界的狀態。二是「仰視」的目光，我們將對於西方的模仿和欽羨轉化為對它的仰視而失掉了自我。於是，無論是三○年代有關「全盤西化」的見解的宣傳還是八○年代後期有關「蔚藍色文明」的宣導都是這種仰視的表現。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