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學指考國文科試題,有關文言文的考題高達六成六,此事立即引起各路「台獨」人馬強烈反應,七月四日《自由時報》更大篇幅激烈攻擊,但見標題「大考中國掛帥?」、「本土社團轟大考中心被中國勢力把持」、「困在文言文的牢籠裡」、「教部有心改革無能為力」等等,便知一片喊打喊殺。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台灣社、台灣北社、台灣中社、台灣東社、台灣南社、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教師聯盟、台灣櫻社、台灣羅馬字協會」一路「台灣獨立」到底的社團所發表的什麼「打倒中國古典文學霸權」,乾脆明講「中國文學全面霸佔台灣國文教育平台的現象,若不能迅速予以改變,台灣將永遠無法立國」了。
話說從頭。台灣(含澎湖)之有文學,可追溯至公元八○六至八二○年唐憲宗年間施肩吾之《島夷行》,正是中國文學史之一頁也。
及至南宋,大儒朱熹晦翁長期在福建武夷山講學,漳、泉、晉江子弟,遂多朱熹門人,於焉形成「閩學」。晚明之鄭成功、陳永華,皆「閩學」傳人也。由於鄭成功、陳永華之來台灣開科考、設學校,「閩學」因之流衍來台。而朱熹朱夫子是傳承北宋二程之學的,所以今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對面尚可見「明道書院舊址」石碑,明道即指大程程明道也。鄭成功、陳永華又在台南創立孔廟,成為「全台首學」,已是台灣重要且寶貴的文化遺產。
因為有「閩學」之來台,斯文為盛,因此,大家連雅堂、洪月樵,甚至林獻堂等等,所有日據時代老一輩文人,皆使用「文言文」以作詩為文。其等非「台灣人」嗎?但其等之文學,能說不是「中國文學」嗎?另外,台灣之有「白話文」,也是因大陸出現新文學運動,台灣文人起而效之,才有白話文跟著出現的,形成日據時代新一輩文人或使用文言文以作詩為文,或使用白話文以從事新文學創作,甚或文白交替為用,諸般同時存在的現象。光復前,台灣新文學或可為日本殖民地之台灣漢文文學,三○年代後,或亦有楊逵、呂赫若之台灣日文文學。但光復後台灣新文學的漢文文學和日文文學,即應為「中國文學」,台灣已回中國,「中國文學」之中有「台灣文學」也,這道理跟台灣人皆中國人也,中國人中有台灣人焉,有何不同?其於台灣「白話文」名家,有賴和、陳虛谷、楊守愚,以至吳濁流、陳逢源等,實不勝枚舉,雖處日據時代,台灣之文學仍與中國祖國之文學同步也。
其實,在大陸「五四運動」之後發展出「新文學」之前,台灣讀書人有誰不用「閩南話」與「客家話」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的?台灣的傳統文學,根本即是中國傳統的文言文文學,台灣的學術思想,亦即是中國傳統的儒學,甚至即是朱熹之學也。那麼,「台灣社」等連台灣本土文學、學術之真像都搞不清楚,又何能自稱「本土社團」呢?只能是經「皇民化」和「皇民煉成」後,被改造成「不像中國人」的外來社團了。其實,日據時代之台灣,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小林躋造任總督,日本為了加緊侵略中國大陸,開始在台灣施行「皇民化」之奴化教育,始「去中國」取消公學校中二小時的漢文課程,及報紙之漢文版的,但卻仍保留詩社,仍無法除「中」務盡也。及一九四五年,台灣已經光復,重新回到中國。台灣光復後,吳三連之《自立晚報》副刊,就仍保有「漢詩壇」專欄,以為文人雅士創作吟詠之天地。
非僅如此,反而是宋明之儒學(或曰「心學」、「理學」),不只發展於日據時代之台灣,甚且普及至日本、韓國、越南等國,「戰前」日本之第一流學者,幾可謂皆研究中國學之學者也,連作家三島由紀夫,亦為「王(陽明)學」傳人,凡此就不在本文論列之內了。
「台灣文學」即「中國文學」也,強將「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二分,能說不是日本殖民台灣「皇民化」之遺毒余緒嗎?也是一切台獨「去中國」之政治暴行之一端而已。台獨所欲去者其實是「中國」,遂以「中國文學」或「文言文」為「替罪羔羊」,下手以踐踏之摧殘之,並以一時一地少數「台獨作家」或「皇民化作家」之作品以取代之,此已是台獨意識型態下之蠻橫暴力,是對台灣的自戕自殘,已經無關「文學」。於是台灣各級教育猶如刀俎下之魚肉矣!台灣學子久矣被浸淫誤導,亦漸迷失為四不像矣!忍見其輩漢文程度低落,每況愈下矣!
必須另外一提者,參與連署「打倒中國古典文學霸權」的「台灣北社」社長吳樹民,為台灣耆宿「三老」吳三連之子,「台灣中社」的賴悅顏,則為賴和孫,面對彼等百分之百中國,亦百分之百中國文學的父祖,這比某女當街辱罵其公公,恐怕更為「不合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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