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興旺其積有源

宋儒蘇東坡《策斷二十三》曰：「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國家的興旺必定是許多因素的積累）。這句話搬來形容當今中國發展形勢最為合適。這是一個重大課題，可以出一本或好幾本書，也應該成為大學博士研究的焦點。我想簡單地探討一下，用「統一凝聚、國家共生、天工開物、世界大同」十六個字勾畫出一個輪廓。首先談「統一凝聚」，這是中國的命根，中國興旺的本錢，必須有深層認識，要看到兩大方面：（一）中國的誕生與創紀錄的延年益壽都是一種「萬有引力」的運作；（二）中國的驚人凝聚力是社會文明高度發展的表現。

晉人陶淵明受佛教影響，塑造了一個「世外桃源」的理想境界，無形中把中國比作「苦海」，憧憬一個「彼岸」的仙境。我們把這個比喻反過來，恰巧看到兩千年來中國是「世外桃源」，周圍的民族、部落都超渡苦海而把中國當作「彼岸」仙境。中國越變越大，並不是從中心向外擴張的結果，而是邊緣向中心靠攏，擰成一個結實的整體，似乎中心有個「萬有引力」在運作。也正是這樣一種凝聚過程使得地球上十條大河中的兩條——黃河與長江——歸中國獨佔，其他八條都是國際公河。黃河、長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也是中國發展出先進的灌溉農業而變成十九世紀以前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黃河與長江就是具體的「萬有引力」。「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一千二百多年前，只有中國文人有這樣「五湖四海」的靈感。這靈感的主人李白也就是第一位寫出「五湖四海」觀念的知識菁英。

當今許多西方學人到中國訪問以後，對許多方面都覺得高興而欽佩，唯一使他們擔憂的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熱」。已故美國的中國研究泰斗、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認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從來沒有「nationalism(民族主義)」，只有「culturism(文化主義)」，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西方舶來品。在費正清的影響下，有一種說法，舉了曾國藩的例子。曾國藩（湖南湘鄉人）是中國近代民族英雄。如果從狹隘的民族主義來看，他的業績是幫助異族滿清統治延長壽命（過去大陸極左派中有人因此而罵他為「漢奸」、「賣國賊」的）。費正清派學者認為：曾國藩的例子表明，中國知識菁英對於外來民族統治中國並不怎麼痛恨，但「太平天國」把耶穌捧上天、又把孔子鞭笞，激勵了曾國藩這樣的中國知識菁英奮起保衛「文化主義」不受侵犯，即使幫助鎮壓本國人民的外族統治也在所不惜。

其實這一理論似是而非。毛澤東也是湖南人（和曾國藩家鄉鄰近、同飲一江水），小時對曾國藩也很崇拜，他卻被美國人看成「民族主義」式?code>滼S，在毛澤東時代，馬克思和列寧也同樣被捧上天（全世界銷售馬克思和列寧著作最多的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孔子也遭受百般侮辱，豈不變成中國知識菁英崇尚「民族主義」與反對「文明主義」了?!從中國歷史的整體來看，曾國藩和毛澤東都是同一類型的民族英雄。那些所謂的「民族主義」與「文化主義」對立現象都有瞎子摸象的猜測性，正說明美國學者們不瞭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

如果從狹隘的西方「民族」觀念來看，「中國民族」這一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因此一般的說法是：「中國是多民族大家庭」。其實這種說法也有缺陷，因為中國文明素來就是消滅「民族」意識的精神力量（許多祖先來自蒙古、滿洲、西藏的都只認自己是「中國人」）。一九五○年代，中國政府搬用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來決定中國有多少「民族」，各地報上來的數字多得無法控制。在政府照顧「少數民族」的政策下，許多人鑽了空子，本來是「漢人」卻搖身一變而為「少數民族」（享受優待），使中國社會上猛增大量有名無實的「少數民族」人數。當時如果不搞這一套所謂的「照顧少數民族的政策」，也許對全國的統一與團結更有好處。

按照西方社會學，文明越進化就越少「tribalism(部落主義／派系主義)」。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進化的。按照史冊上記載，大禹時代中國有一萬多個國家，到周朝就減到三位數，到戰國時期只剩「七國」，最後秦始皇把神州變成大一統。大禹時那一萬多「國」實際上是部落，慢慢部落兼併，中國就這樣化零為整。在三至四千年時間內，中國沒有出現「民族」的標誌（所謂「匈奴人」、「鮮卑人」、「羌人」等名稱，指的都是外國人）。現在學者發現，大禹原本就是出生在四川的「羌」族。

當代學者說：「秦朝是我國第一個多民族的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卻說不出這「多民族」究竟有多少「民族」，是哪些民族，哪些是統治民族，哪些是被壓迫民族。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不管原來屬於什麼人種、血統都叫做「秦人」，後來秦朝變成漢朝，就都叫做「漢人」。主要是外國人這樣叫，中國國內對人種完全沒有敏感性，因此也不必冠以什麼族名。「漢人」這名字叫響是始於漢朝崩潰以後的「五胡亂華」時代。外來的侵略者叫「胡人」（被罵為「胡賊」），本地的受壓迫者叫「漢人」。很多外來統治者都反對這種「胡」、「漢」之分，甚至下令禁止。久而久之，外來統治者也由「胡人」變成「漢人」了。以後，中國不斷受到外來民族侵犯，侵犯者又不斷被同化，所以社會上這種「漢人」的稱呼就傳下來了。按照人類學定義，「ethnicity(人種)」必須有「primordial affinity(原始親屬關係)」，「漢人」是根本沒有這種關係的。因此可以說，中國從來就沒有「民族」的敏感性，沒有「民族」認同，不搞民族歧視，更不強調「民族主義」。

現在談「國家共生」。中國的偉大就在於它徹底揚棄「民族」／「人種」的屬性而展示出強大的凝聚力，變成一種「五湖四海」的文明，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不同血統、語言、人種溶為一個「國」——這「國」就是中國強大凝聚力的物質基礎。兩千多年前，《大學》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後三個字「平天下」是個模糊概念（在孔子時代「天下」就是中國），前面六個字卻是個人、家庭和國家的有機的三合一。「國家」（「國」和「家」不可分割）的概念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感情也特別豐富。唐朝詩人李商隱名句：「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中國人以「國」為「家」，岳飛在背上刻「精忠報國」。中國的佛廟也「報國」。國家有難人民覺得「喪權辱國」、「國破家亡」、「亡國之恨」，好像「國」是有血有肉的。這不是西方所謂的「民族主義」，而是中國特有的「愛國主義」。

鴉片戰爭以後，列強不但對中國進行壓迫、掠奪，還到神州大地設立「租界」，耀武揚威、視華人為草芥。英國人在上海外灘公園樹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湖南新化的年輕知識分子陳天華（1875-1905）看了痛定思痛，他發表文章說：「痛只痛，割去地萬古不返」、「中國人比禽獸也比不上」。一九○三年他寫下這些話後，一九○五年在日本東京跳海自殺。另外一個湖南知識分子徐特立（1877-1968）在長沙教書時，講到十九世紀中國飽受外國侵略時也痛定思痛，他克制不住，到廚房拿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斬下來。一九六○年代我在德裡大學對學生講這些歷史時，印度年輕學生聽了也氣憤不已。

「全國一盤棋」這句話最有中國特色，是中國凝聚力的象徵。十二月十一日胡錦濤在北京讚揚「嫦娥」一號繞月、拍回照片，認為它代表在統一領導下，許多部門「大力協同、密切配合，參加工程的全體同志萬眾一心、頑強拚搏」，這是「向世人昭示，自強不息、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有志氣、有信心、有能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不斷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貢獻。」這其中有成千上萬「無名英雄」，吃苦耐勞、不為名利，把國家的榮耀當作個人的事業，這種精神在別國是很少的。

中國「家」和「國」難分難解、共生合一，子曰：「家齊而後國治」。有人說，毛澤東沒有個幸福的「家庭」而使中國遭難，這話有一定道理。現在美國總統大選競選中，重視「家庭」也變成總統應有的美德。美國不斷發生年輕人持槍到公共場合，先殺人、再自殺，都是因為父母離異、從小精神受到打擊。美國好萊塢著名歌星斯苾爾(Britney Spears)離婚，法庭不願按照慣例把嬰兒判歸母方撫養，這是美國社會對婦女只顧個人前途、不為下一代著想的批判。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最寶貴的財富就是有「半邊天」的賢妻良母，「母愛」對下一代的幸福成長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當然，婦女在「男權」統治下忍辱負重也是事實。現在，中國大陸的婦女解放程度是亞洲最高，甚至可以和美國相比。各行各業都出現「陰盛陽衰」現象，社會上「女強人」崛起，這是可喜的現象。但是大陸離婚率的增長也在追趕美國，這是很危險的趨勢。只有在家庭幸福的基礎上，中國才能興旺。一旦中國像歐洲國家那樣婚姻家庭制度崩潰，中國只剩下「國」而沒有「國家」了，也必然會衰退。在這一點上，台灣社會有許多值得大陸學習的優點（「包二奶」不在其列）。

現在談「天工開物」。中國最早的詩歌之一《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道出了中華文明一開始就注重三點：（1）自力更生，（2）創造性勞動、改善生活，（3）淡化宗教信仰（「帝力」就是神力，有人瞭解為「皇帝」，那是大錯特錯，四千年前哪兒會有皇帝呢?!）——後來被孔子發展成「敬鬼神而遠之」。這就是我所指的中國的「天工開物」文化（借用了明末宋應星書名）。中國文明憑著這種精神製造出的絲綢和瓷器，使歐洲人初看到時以為是神物。據英國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估計：一七○○年中國生產總值是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一，一八二○年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點四，都是「天工開物」的功勞。

現在人們喜歡用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論把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說成是「封建時期」，其實從秦始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中國社會體制和十九世紀馬克思在歐洲看到的莊園「封建」體制完全是兩碼事。這「封建」兩個字把中華文明「天工開物」（應該屬於資本主義體制）的強大動力完全抹煞了。毛澤東時代迷信馬列主義，中國擺脫不了「一窮二白」的命運（一九五二年中國生產總值只有世界的百分之五點二，一九七八年下降到百分之五）。鄧小平時代禁止「姓社」還是「姓資」的辯論，中國「天工開物」的本領又浮現出來（一九九五年中國生產總值回升到世界的百分之十點九）。

現在印度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想和中國競爭「價廉物美」的企業都慢慢懂得中國「開物」的巨大功能而甘拜下風。許多印度企業從與中國競爭改為和中國合作，有的向中國進口零部件在印度組裝自己的產品，有的索性從製造業轉為進口商，在印度推銷「中國造」。歐洲各國對中國「開物」的本領早就領教了，早就在調整如何把歐洲和中國的貿易變成取長補短、相輔相成。美國近年來可謂「一邊倒」，索性來個「outsourcing(資源出洋)」（可以稱為「輸出工廠」），把美國的工廠關閉、到中國去製造自己的名牌產品。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全世界平均每人每年要穿一雙「中國造」的鞋，買兩米中國產的布，「中國造」的彩電、洗衣機、電冰箱等七十多種工業品的產量和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繼承了中國「天工開物」傳統的台灣在這新形勢中扮演了先鋒與媒介的角色。

如果從長遠來看，中國這「天工開物」的巨人正向「高處不勝寒」發展。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最近在香港談到二○○七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可能突破二萬億美元大關，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國，因此變成「家大業大，樹大招風」。更使得許多西方企業界、學術界都擔心的是：中國雄心勃勃地從「中國製造」進化為「中國創造」。換句話說，今後的中國不會滿足於「為他人作嫁衣裳」，而是「創造」出中國名牌去取代美國和其他國家名牌。有遠見的西方人害怕中國將來會結束美國「波音」和歐洲「空中客車」對世界客機市場的壟斷。中國高新科技界已經說出：到二○二○年中國將會有五至六億（甚至更多）部電腦操作，希望到那時能夠有國產的軟體（不再進口微軟的「視窗」和英泰爾(Intel)等公司的軟體），如果真能那樣的話，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就搖搖欲墜了。人們注意到：正因為有這樣的可能性，美國高科技公司已經對中國表示友善，願意進行中美合作，展開新產品開發。這就說明，今後中國的發展，既有風險，也有機遇。當前的世界，正像美國國務卿賴斯所說，是處在一個「tectonic shift／結構轉移」的重大時期。

這就使我們的話題轉到最後四個字「世界大同」上來了。去年十二月一日，美國總統布希竟寫了一封信給他多年來所厭惡詛咒的「邪惡軸心」之一的朝鮮領袖金正日，信的上款寫了：「親愛的委員長」，被人認為不尋常的新發展。《老子》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正好形容布希那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冒失政權今天也沒有辦法，只能依順世界傾向於「和為貴」的大潮流了。杜甫詩曰：「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布希主義」在布希沒有下台以前被扔進字紙簍了，這是好的兆頭。下一個被扔進字紙簍的應該是「文明衝突論」。

世界必然向「和」、「善」、「對話」、「合作」、「共榮」、「大同」的總方向發展，這最符合中華文明「世界大同」的理想。印度朋友、現任中央政府商務部長蘭密施(Jairam Ramesh)發明了一個新英文字「Chindia」，我把它譯成「中印大同」，已經得到中國學術界和海外中文媒介的認可。英國歷史學家佛爾枸遜(Niall Ferguson)也發明了一個新英文字「Chimerica」，也可以譯成「中美大同」。將來更可能出現「中非大同」、「中歐大同」、「中澳大同」、「中新大同」、「中巴大同」、「中俄大同」、「中韓大同」、「中越大同」、「中孟大同」、「中日大同」等等，把「世界大同」的理想逐個實現，中國成為「世界大同」的樞紐。

世界都「大同」了，豈有台灣海峽兩岸不「大同」之理?!海峽兩岸都是中華文明的兩顆明珠，自然會變成國際形勢新動力的雙缸引擎。在二○○八年，台灣有大選，大陸有奧運，希望這兩大事件都不會有陰差陽錯。這就要靠兩岸的統治菁英應感順通、大覺大悟。誰要是執迷不悟，將會在時代的車輪下粉身碎骨，不得有好下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