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後戒嚴時期的民主危機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歷經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任總統的治理、歷經史無前例的政權和平轉移，二十年來，台灣從李登輝自我吹噓的民主化「寧靜革命」，到陳水扁揚言考慮重新戒嚴；當前，台灣民主化的病變，已非朝野所能掩蓋。統、獨對決氾濫，行政權獨大，肆意侵凌、踐踏立法權與司法權；政黨朝向全面派系化與金權化，媒體第四權淪為政黨工具；學術自我封閉如白色象牙塔，政治價值混亂；民粹暴力肆行無阻，甚至連公平、公正、公開的選務機制都無法維護；最終演變成對政敵遂行暗殺的陰影、政變、延選乃至拒絕政權和平轉移等具毀滅性反民主動亂的危機。執政黨為攫奪政權無所顧忌的醜態，不但讓台灣失去和對岸競賽中最大、最有力的籌碼；連自身的安全與發展也受到最根本的傷害。

在綠營長期批判、全面否定戒嚴體制下，現在台灣民眾對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的記憶，多數集中在對人民參政權力的束縛、白色恐怖的殘暴、與一黨獨大的積弊；對當時集體主義下的社會和諧、統合體制下的經濟高速成長、與愛國教育下國家意象的清楚強烈，連帶也被負面解讀。本來，國民黨戒嚴體制有太多數不清的不公、不義與不該；然而，當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竟然開始懷念起戒嚴時期的社會和諧、經濟成長與愛國情操，正好說明了當前台灣民主政治的亂象，對國家為害之大、對民眾傷害之深。二十多年來，朝野惡鬥的劣行，為惡之大不見得不如戒嚴三十八年。問題的癥結乃在於，民進黨執政後，其首要目的不是追求民主化的鞏固、健全政黨政治的發展、維護依法治國與司法獨立的審判；而是追求如何讓台獨建國運動從宣傳邁入執行－－打造「台獨初階段政體」的基礎。執政的重點不在經濟，而是如何在法理上、教育上乃至政府體制設計上，將台獨政體嫁接到中華民國政權上；最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去中華民國化」工程，進而制憲、正名，完成台獨法理化的實現。陳水扁第一任總統喊出「四不一沒有」，就是落實台獨初階段，將台獨政體移植到中華民國政體上，吸光它的養份後，再在第二任時，將台灣與中華民國切割。

正因為民進黨台獨分階段推動，使得台灣在解嚴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運作機制，受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尤其陳水扁在第二任總統任期內，啟動去中華民國化，不僅將李登輝時期建立的黨政運作模式、政黨對話機制，全部推翻，搞得朝野全無互信，對話中斷。更因其急切推動去中華民國化，在朝小野大的立法院，一次又一次上演當家的執政黨立委，竟然「霸佔」主席台、暴力杯葛議事的諷刺鏡頭；且陳水扁一次又一次的藉由鼓動省籍矛盾、激化統獨對立來號召政治動員，造成台灣不僅在政治運作上、乃至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都出現少數挾持多數的反民主現象。民進黨為強銷台獨，開始緊抓媒體，粗魯干預並操控新聞輿論；為建立台獨政體而對現行體制肆無忌憚的更動、踐踏；對教改強加台獨意識；將在野黨的制衡妖魔化、匪諜化；最終，在對支持者強化「台獨建國尚未成功、台灣人還沒出頭天」的悲情下，先讓一切破壞體制與法治的行動合理化，再靠曲解法律硬拗成合法化。就是因為民進黨這樣的執政心態與作為，導致台灣在李登輝下台後，竟然出現全方位的民主倒退現象，而這一切明顯與民進黨表面上遵循民主機制運作，實際上不擇手段的推動台獨革命有關。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與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曾合作主辦「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發展與鞏固」國際學術研討會，薩繆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題為「民主的千秋大業」（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演講中指出台灣民主化的四大威脅：一、參與民主化過程的人開始反民主；完成民主化的人背叛了民主。也就是說，在野黨掌握政權之後開始腐敗。二、贏得選舉、掌握政權，並藉由操弄民主機制來削減或摧毀民主的政治領袖和團體。三、更嚴重的威脅是行政部門的擅權，這涉及民選的行政首長將整個權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並規避立法部門的監督制衡而以行政命令進行統治。四、許多民主國家的政府毫不遲疑地剝奪人民的政治權與自由權，新聞自由遭限制、電子媒體被政府嚴格控管、新聞編輯被開除，當局還訂有相關新聞處理原則；政治反對人士則受到當局巧拙不同的騷擾；少數族群的正當要求被拒斥。

多數學者認為，台灣的民主轉型嚴格地說應自一九八六年第一個真正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成立開始。其後六年間，台灣面臨憲政體制改革、軍隊國家化、建立公平競爭選舉制度、奠定兩黨制或多黨制、代議機構體制化、以及自主性公民社會成型等多方面的轉型期挑戰，並在一九九四年國民大會憲改確定總統直選後，國家真正由威權轉變為民主政體。原本國人期待，二○○○年首度政黨輪替後，執政者應進一步鞏固民主制度，使之成熟並定型；但實際卻出現了如杭亭頓所說的台灣民主化的四大威脅。

首先是參與台灣民主化並推動民主化的民進黨，在陳水扁執政後，包括陳水扁個人及整個民進黨上下，充斥反民主的言行與作為，並且迅速、大規模的腐敗。民進黨「藉由操弄民主機制來削減或摧毀民主」的舉措，更是多到「罄竹難書」。最明顯的是陳水扁在二○○四年先以所謂諮詢性公投綁大選，破壞選舉的公平性，如今又擬於○八年再度藉入聯公投綁大選；並且操控中選會製造一階段領投公投票的爭議，替民進黨入聯公投案的通過護航，變相為民進黨候選人催票。行政體系恣意以公帑宣傳入聯公投，不但違反公投法；行政院以民進黨的選戰主軸作為政府施政主軸，更是公然的黨政不分。此外，民進黨立委多次在立法院以所謂中選會組織法違憲為由，暴力癱瘓國會、阻撓議事運作，更已嚴重傷害民主制衡與多數決原則。

杭氏點出「在野黨掌握政權之後開始腐敗」的危機一樣浮現；自民進黨執政後，眾多黨政高官、民代涉貪犯案，同樣多到「罄竹難書」，連法務部自己做的「九六年台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研究」也顯示，超過六成八的民眾不滿意政府掃除黑金及肅貪績效；對國營事業貪腐印象遠高於民營企業。民眾對於政府改善廉潔的信心，五年來一路下滑。九十三年百分之四十二點七的民眾認為政府有心改善貪腐，今年只剩三成六的民眾還保持樂觀，認為不會改善的比率，則從五年前的三成四，提高為四成一。民進黨不得不一再炒作討黨產公投的戲碼，轉移民眾對第一家庭及民進黨貪瀆弊案頻繁的不滿。另從國際競爭力調查也顯示，台灣政府清廉度及行政效率不佳的問題日益嚴重。國民黨執政時期強有力的行政體系，民進黨不但以高層人際關係取向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入侵；以政治輔選任務取代專業的派任，進行不符合行政倫理的陞遷；致使「政治責任」（accountability）受到嚴重的侵蝕，導致官箴敗壞，破壞行政中立與專業。由於侍從主義的盛行，也使司法體系無法執行法律以捍衛正義，致使監督機關的角色功能也逐漸萎縮，造成台灣政治機能運作沈重的內傷。

再看扁政府的擅權獨斷，幾乎已至視立法院的監督如無物的地步。光看立法院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追加預算與特別費編製浮濫；常態化的加開臨時會；被凍結的預算偷偷支用；政務官告假不願備詢；預算違法挪用、違法編列；官員備詢言行倨傲、甚至在議場耍把戲等等；足以證明民進黨完全欠缺對在野黨及國會監督最起碼的尊重。這種權力的傲慢也表現在扁連會後，張內閣粗魯的宣佈核四停建；以及打著藍綠和解、合作大旗的扁宋會，陳水扁聲明書照簽，但會後推動兩岸「積極管理」、推動法理台獨的事照做，導致宋楚瑜無法應對深藍支持者對他的「誠信危機」。

曾經嚴厲批判國民黨以黨領政的陳水扁，上任後竟兩度兼任黨主席，將整個權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扁政府規避立法部門的監督制衡，常以行政命令便宜行事。攸關選務公平、公正的中選會，在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來，竟然不能使這個黑機關完成法制化，甚至成為民進黨搞選舉奧步的發動機。最後，民進黨縱使無力掌握所有的新聞媒體，卻運用「置入性行銷」、成為外圍廣告主協會、以及新聞局對頻道經營的核發許可權等，平時對媒體威脅利誘，在選舉期間則利用媒體遂行政黨鬥爭，並且連自家人也不放過。最近，扁政府甚至出現如戒嚴時期查扣出版品的粗暴舉動。陳水扁用入聯公投綁大選，並且連續發動中選會啟動一階段領票爭議，甚至研擬提出《不可抗力停選方案》；實際上中選會已經成為選舉活動中，在野黨最大、最可怕的《不可抗力因素》；各界並且質疑陳水扁有意製造選務衝突、製造暴力，破壞選舉，達到發佈緊急命令、停選或延選，最終藉故宣佈戒嚴的目的。扁政府在選前強拆中正紀念館大中至正牌匾，放縱教育部官員逾越職權與份際，充當政黨打手；綠營藉所謂「轉型正義」口號，重新操作「二二八事件」，利用元兇追查，實則繼續煽動族群矛盾、利用倒蔣製造統獨仇恨，刻意挑起藍綠對決等，令各界對台灣立委及總統大選能否如期順利完成，感到憂心。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八日銜命來台，即公開質疑陳水扁會不會順利確保政權和平轉移。對於陳水扁，美方的態度明顯與以往不同；二○○四年當國民黨向美國指控「319槍擊」陳水扁造假、選舉舞弊時，美方認為是國民黨輸不起；但二○○七年當馬英九訪美時，美方反而一再關切藍軍有沒有能力應對執政黨的「選舉奧步」？充分說明民進黨的「選舉奧步」已揚名國際，美方不但認為台灣民主倒退，並且顯然已掌握事證。薄瑞光當面質問陳水扁會不會延選並且公開否定入聯公投，要求陳水扁讓政權和平轉移，美方明顯有意針對陳水扁操作「選舉奧步」提出警告。

所有杭亭頓提出的台灣民主四大威脅的始作俑者，簡單的說，就是陳水扁。台灣解嚴二十年後，竟然最上位的總統宣稱要考慮戒嚴；選舉的公平性，竟被選務機關帶頭破壞；從「吳敦義高雄市長選舉假緋聞案」、「319槍擊事件」、「黃俊英走路工事件」等等，利用捏造的選舉奧步而當選的反民主手段，竟可免於司法追訴；台灣民主化的倒退，與戒嚴時期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李登輝說台灣也存有「亞洲價值」，「掌權的人以為自己是皇帝，假借莫須有的理由實施獨裁統治，把國家當作囊中物，國家財富當成是自己的，只照顧自己的家族與個人，忘了國家整體利益」。美國商會執行長魏理庭最近批評，台灣過去七年經歷了病態的領導風格，政客耽溺於口水戰、煽動族群意識，政治領袖及彼此互動充斥著惡意嘲諷、無憑無據的謬誤指控或捏造數據，及無窮無盡的作秀官司。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也直言，最近十年政府做事差勁，只會製造社會緊張，社會需要扭轉的力量，不能放任讓腐敗、自私的人操弄。綠營學者陳芳明直言：「只要阿扁下台，台灣就有救了」，這些逆耳忠言，對陳水扁亂政，造成台灣民主的倒退與制度的破壞，正是最好的註解。

台灣民主問題除了扁政府的因素之外，當前台灣政治最大的危機應是政黨快速且全面的朝向派系化與金權化；影響所及，政黨不分藍綠，率皆黨德淪喪、黨紀廢弛。由於政黨與選舉是洋玩意，台獨陣營縱使不承認本身具漢族血統，但表現在政治行為上的崇尚父權領導、一元價值與親屬關係取向，這和洋人批評中國人非民主的傳統，沒什麼兩樣。民進黨執政後，黨、國不分，利益輸送；以黨領政，對公營無線電視與廣播完全置入政黨控制，乃至以所謂置入性行銷及直接介入民營媒體經營等手段，操控輿論；甚至利用整部國家機器建立屬於獨派的黨國意識；利用人事陞遷破壞軍隊與行政機構倫理等等，這些手段同樣和戒嚴時期的國民黨完全沒什麼兩樣，有些手法甚至更為粗暴。

國民黨在蔣經國後期推動「崔台菁」後，外省統治集團藉著釋放政治與經濟權力來拉攏本省地方菁英；然而在執行上，卻無法面對「主與從」的矛盾；願在黨意與黨鞭陰影下討生活的地方人士，其實多半是欠缺政黨信仰的派系角頭。國民黨依靠龐大而優良的行政體系菁英，在以黨領政下，民選菁英成為權力扈從。既然是配角，成員當然參差不齊。然而，解嚴後，國民黨在李登輝領導下，全面走向本土化，民選政治菁英權力及角色扮演加重，但在權力交接的過程中，「主從矛盾」再度爆發一場主流與非主流的權爭，這次權爭，不僅在黨內，在學界、軍中乃至行政體系，都上演主流與非主流的爭議。最終不僅導致國民黨的自我分裂，新黨的出走，黨的路線也走向分歧；行政體系菁英與民選菁英分道揚鑣，越來越多晉身核心的民選新權貴取代黨國大老，由於黨的路線分歧，國民黨在人才的拔舉上難以定出標準；更因在本土論述上敵不過民進黨，導致李登輝時代培養的學界生力軍，在李登輝和國民黨分家後，紛紛倒向綠營。於是，國民黨中央既已不再擁抱傳統右派學者，又無法提出足以號召中間新生代的理想論述，檯面上幾乎找不到幾張形象牌，黨中央甚且不相信形象牌，於是更快速的滑向派系化的不歸路。

可以說，國民黨自淪為在野黨後，非但未做出令支持者滿意的改革，反而更讓民眾看到它的朽腐。一個多數但無力的國會在野黨，不僅被民進黨予取予求，甚至被反打成拖累施政的野蠻在野黨時，也只能挨打。中選會組織法明明四年前就該法制化，偏偏少數民進黨暴力阻撓議事後，國民黨上下繳械，束手無策。究其因，正是派系化惹的禍。由於派系化，立委只以資源為考量，誰能給資源，誰就是老大；而國民黨的地方派系自來即是以家世取向，傾向資產階級；問政風格當然與在野黨的屬性有落差。結果，國民黨的民調支持度，就算民進黨執政成績再爛，也始終和民進黨不相上下。也因為這些派系人士依靠樁腳，對基層民瘼關切力道不足，無法將反對綠色執政的龐大民怨轉化成對國民黨的支持力，當然造成國民黨基層支持的馬英九與派系支持的王金平間對黨路線與權力資源分配的矛盾。此一現象，隨馬英九辭去黨主席後更加深化，黨內派系遊走在馬、王、吳、連四股勢力間，更加如魚得水。於是黨不分區立委提名名單，成為四股勢力的分配表，被外界嚴重批評缺乏代表性。也因為國民黨用人走不出舊醬缸，導致專職黨工竟然一再出現「退休返聘、休而不退」，主管薪資比部屬低的怪現象。國民黨人事老化問題依舊，連馬團隊中也充斥眾多李登輝、連戰時期的白髮老臣，從黨中央到馬團隊，外界實在看不到一個有新形象、展現跨世代用人的格局；也導致國民黨在青年世代的支持度，長期落居民進黨之後。

無獨有偶，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黨內提名更爆發「十一寇」的風波，黨內派系公然運用媒體打擊、醜化不同派系。過去政黨代表名單中，所謂弱勢代表，學界代表、婦女代表等等，幾乎全是派系中人。民進黨執政後，非但未與紅頂商人劃清界線，反而彼此提攜、相擁走入朝廷。綠色權貴取代過去國府的黨國大老，政商勾結日益惡化。最終民進黨自豪的反黑金招牌，被自家人一再涉貪給砸了；甚至不分區立委提名人中有五人涉案，尤其是兼任民進黨中評會主委的陳水扁嫡系高志鵬的被提名更惹非議。政黨派系化的結果，各種為迎合地方派系需求的公共設施，最後都淪為億元級的豪華「蚊子館」，台糖土地、公營行庫股份及國有土地幾乎遭賤賣一空，朝野混編組成的黑金集團，不僅掌控立法院，也掌控政、金交易的主要渠道。於是，國會改革越改越亂，立委選區形同選舉議員或鄉鎮長，為地方派系把持政治開大門、走大路；欠缺派系與金脈背景者將難以出頭。最終是不分朝野，派系化的政治運作經常等同於金權的交易所，政黨變成是黑金、白金的洗錢中心，當社會朝向「Ｍ」型化發展，弱勢族群將更失去在政治上的發言力。

雖然藍綠政黨表現比爛，但藍綠陣營的總統候選人卻有可取之處。代表藍營的馬英九自七月開始的下鄉「Long stay」活動，帶給台灣政治清新的氣氛，也帶給國民黨新的轉機。「Long stay」開啟政治領袖走入基層民眾家庭，與民眾直接接觸的先河，將民眾的生活納入政黨競選活動領域；並且透過民間友人牽線的方式，跳脫黨部動員、走馬看花的窠臼。民眾在與馬英九的直接接觸中，獲得簡樸勤奮、關心民眾的正面形象，完全不同於綠營形容的「外省權貴子弟」。馬英九的政見發佈結合下鄉活動，落實政黨必須回饋民意、黨意必須結合民意的原則。而其第二階段下鄉即將展開的近百場「頭家開講」，直接面對地區群眾的提問現場回應，將「廟口開講」式的肥皂箱精神提升，讓民眾有機會直接與國家可能的未來領導人對話，這也是一項可貴的創舉。馬英九堅持不打政治口水戰、不打負面選舉的定位，也對選舉文化的提升帶來正面的激勵。

另一位代表綠營的謝長廷，在陳水扁強大壓制力下，仍勇於提出「幸福經濟、和解共生」的競選策略，挑戰陳水扁及獨派的中國政策基調；並且對民進黨激烈的倒蔣、清算二二八事件等表達異議。雖然謝長廷在替綠營候選人站台時，時常有不符合「和解共生」精神的激烈言語；對陳水扁緊捏兩岸關係不放也不敢直言反對，對美國反對入聯公投也打迷糊戰；但相對於陳水扁及民進黨的台獨激情，謝長廷力求把民進黨往中間帶的努力，值得肯定。

由於民進黨不斷訴諸族群動員與意識動員，導致政治兩極化發展，民進黨內部企圖改走中間取向的新潮流系遭到圍剿。藍綠兩陣營間關於兩岸政策的對話，始終難以推動。於是，國民黨也跟著民進黨丟出返聯公投，而飽受媒體及支持者批判。謝長廷與蘇貞昌的修正路線，一路走來，始終繞不開陳水扁這顆大石頭。兩極分化的結果，導致社會嚴重對立，理性論辯的空間窄化，公共政策失去應有的地位，國家的動力全被沒有實質意義的統獨內爭而消耗殆盡。執政者一再拋出與人民生活無關的假議題，虛擲國家可貴的資源為政黨競選護航；相反的，包括環保、社福、治安、物價、勞工權益、社會變遷、公共品質等問題均遭到輕忽和抹殺。當經濟發展成為南韓總統的主軸時，台灣依舊深陷統獨虛耗；當台灣每七十五分鐘就增加一個貧童時，朝野竟還在互擲銀彈、拚沒有意義的公投；整個國家、社會被統獨兩極分化嚴重拉扯、撕裂；更加顯示台灣已經不是一個正常運作的國家。

陳水扁兩度運用公投綁大選，其後果是將公投「污名化」、「選舉工具」，導致全民公投失去它原應有的崇高與效力。更因為陳水扁逞匹夫之勇，將所有台獨能打的牌，全部打光了，造成美國對台政策的模糊與彈性嚴重限縮，使台灣在對大陸政策上失去理性對話與協商的機制與空間。在解戒十年後，台灣完全民選總統，李登輝曾大吹大擂的宣佈台灣完成民主化的「寧靜革命」。當時，杭亭頓也說，台灣從支配性一黨體制過渡到競爭性政黨體制的成功經驗，毫無疑問的對中國大陸追求人權與自由、要求打破「一黨專政」的民主人士，能發揮很大的鼓舞作用；甚至預言：「李登輝總統帶給台灣的自由與創造力，將會在他身後繼續留存，而李光耀人治所帶給新加坡的廉能政府，卻極有可能因人亡而政息。」可歎的是，李登輝交給陳水扁一個經濟成長率傲視全球的台灣，一個安然渡過亞洲金融風暴的台灣，一個初具民主化體制的台灣；卻在陳水扁執政七年多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都快速向下沈淪；台美關係也降至空前冰點，阿扁瘋狂的嗆美、嗆法，硬推台灣入聯，將外交民粹化、選舉工具化，台灣進一步被國際邊緣化，不但無法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甚至台灣民主政治的惡質化，竟然成為對岸宣揚支持共產黨威權統治的反面教材。在兩岸競賽中，台灣經濟的優勢漸失；連在民主與專制的競賽中，台灣也討不到便宜，這對台澎金馬二千三百萬同胞是何等重大的損害。

台灣之所以淪落至此，根本的原因就出在民進黨推動的台獨革命，而且是欠缺戰略部署與國際視野的粗暴狂行；最後更只是淪為替民進黨選舉護航，而不是台獨運動的成敗。可以說，民進黨為求選舉勝利、保住政權，不惜犧牲台獨的前途。連台獨都可以出賣了，何況是一般民眾的利益。

就是因為民進黨以台獨麻醉支持者，訴諸省籍情結動員支持者，導致即使台灣面臨經濟、政治、外交乃至安全上空前的困境時，民進黨仍可動員支持者，在「台獨尚未成功、台灣人尚未出頭天」的大帽子下，繼續忍受民進黨的胡作非為。但民進黨陳水扁兩任任期的「台獨大躍進」與「綠色文革」，實踐證明是大失敗。台獨即使在情感論理上說得通，但在客觀現實上卻行不通。台獨建國運動從宣傳走到實踐，被陳水扁的貪瀆打敗了、被民進黨的無能打敗了、被崛起的中國打敗了。七年多來，阿扁贏了，台獨敗了，台灣也敗了。這一場民主化倒退的劫難，是否會隨二○○八年政黨輪替後重新啟動國家重整的契機；或是演變成陳水扁毀選自救、宣佈戒嚴的大災難，除了祈禱天祐台灣之外，只能寄望台灣民眾走出民進黨布下的台獨迷魂陣，理性用選票決定台灣的未來；寄望人性良知的光輝促使關鍵部門拒絕執行、並揭露陳水扁的陰謀；寄望美國放棄兩手策略、正視台海危機而真正出手阻止陳水扁狂人的最後一搏；寄望學界菁英走出校園，重振日益衰微的中產階級與社群力量；寄望新聞媒體掙脫「為政黨作倀」的不堪處境，真正發揮第四權獨立的運作功能；則台灣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或許真的會轉運，迎來春晚花開的美景，而不是落入顛倒的聖嬰－－五二○之後，面對異常冰冷的六月雪、七月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