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與轉機：中國前途與政權正當性的史觀重建與突破

大約兩個月以前，本社執行編委福蜀濤介紹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曹錦清教授接受訪問談執政黨政權合法性：〈中國仍需整體感，當代仍需歷史觀〉一文。近日得空方閱讀完畢，十分欣賞。這是筆者將近20年來，閱讀有關中國前途論述最有理論深度與文化創見的一篇文章，筆者不敢掠美，特先向讀者簡述要點，再予評論。

曹教授認為中國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的民族，中國很早就建立了史觀文化的意識，史觀至少是漢民族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基礎)(括弧內字乃筆者所加，後面同此)，西風東漸，在文化轉軌的過程中，中國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這些問題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迫切需要思考的大問題，而重建史觀就成為奪取天下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也是政權正當性的理論依據。

當中國前途徘徊在十字路囗的時候，大致上有三種不同的敘事，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敘事；第二種是王朝更替(循環)說；第三種則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自由主義敘事。三種觀點中，衹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具有史觀，解答了中國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路走來，將往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以至於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於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救國運動，取代了中國國民黨，吸引了無數彷徨無告而又苦悶的知識分子跑到延安去，因而取得天下，主要原因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回答了中國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中國現在何處的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取得天下，在毛澤東執政將近30年，吾人將如何看待這30年？是肯定還是否定？這就牽涉到當前執政黨政權的正當性問題了。

自由主義的敘事，對毛30年的歷史不解釋。1979年以後，從計畫到市場，從公有到私有，從人治到法治，從專制到民主，在市場化過程中，權力大面積的腐敗，他們認為祇有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憲政民主的後果，會不會引起民粹主義？能不能解決腐敗問題？會不會引起中國的分裂？這些問題都是右翼新生企業家的憂慮。左翼一般有民族主義關懷，希望政治穩定，民主漸進，以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但是中國特色的民主究竟是什麼？一直缺乏理論基礎。

中共在1987年13大報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來歷史敘事，但默許私有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成分，變成一支重要的力量。這一理論為當代現實改革服務，政治上是正確的，經濟上也有效。但理論所帶來的災難極其深重，所涉及有關各點如下：

(1)民營企業家認為中共搞的就是資本主義，難以說服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是由共產黨來代表。

(2)社會主義既然有初級階段，邏輯上就還有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但在1987年以來未見任何官方檔案裡，出現這個敘事。

(3)如果出現這樣的敘事，那現在新生資產階級和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將來怎麼辦？

(4)如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延長100年，不問中級和高級階段，不再問共產主義，那麼你的信仰支柱在哪裡？

(5)共產黨原來是代表中華民族守護這個民族整體利益的執政黨，但市場經濟、私有制的(分析單位)是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執政黨也在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了。

(6)這樣一來，中國傳統家族、國家(或國族)、天下這三個整體所構成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總整體，分散成為追求個體慾望滿足，此誠中國有史以來3000年文化未有之大變局。

(7)共產黨沒有告訴大家，這些從農村、從家族拋出而來到城市的許許多多個體，今後要往何處去？史觀的喪失帶來了迷茫，執政黨必須義不容辭承擔重建整體感和歷史感，來實現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以取得執政的合法性(用正當性比較妥當)。

(8)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承擔民族重任，完成中華民族社會轉型的歷史重任，也就成了共產黨當代和未來的天命。這個天命，首先就是恢復中華民族在亞洲大國的地位，這樣就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記憶銜接起來了。

(9)中國進入現代化以後，應和西方人走的路有所不同，中華民族如果能夠提供一種新的活法，達到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三個和諧，一定會對整個人類社會產生影響。

(10)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當前西方文明的理論資源，缺乏一種歷史文化的自信，整個政界和知識界基本上還是跪著，還沒有站起來。西方500年的大國崛起是對內掠奪對外擴張的戰爭史。中華民族的民族整合或民族認同尚未徹底完成，中華民族的生存意義，絕非只為謀求個人物質的生活利益，還有個人以外那個整體感或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意義，凡此絕非西方GDP、人均GDP、人均消費、城市化率、人均壽命、平均教育程度等等幾個指標來衡量的過程。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中國，超越西方中心論的觀點，以中國為標準，把中國當代放到中國歷史長河中重新認識。

從以上曹錦清的摘要論述中，可見高瞻遠矚的比較文化觀，為兩岸文化交流20年以來空谷足音的大作。曹教授的觀點，與筆者多年來在《海峽評論》中的觀點不謀而合，可謂知音。筆者將先從組織理論的觀點比較中西方文明的異同，最後將從中西哲學在天人關係、身心關係、心物關係、自他關係等四大方面論述中國社會科學哲學如何獨立創造理論，而有進於當代西方社會科學。

一、中國的社會文化組織偏向於「自然系統」(Natural System)，西方的社會文化系統則偏向於「理性系統」(Rational System)。

中國社會原以家族、氏族、國族為中心，基於血緣、地緣等核心背景，形成同鄉會、宗親會等組織，其內在結合的凝聚力奠基於倫理道德的價值規範，較乏理性的形式的法規條文，以控制人的外在行為。於是當個體從家族或宗族的倫理規範中，逃離到城市生活中，他像孤零零的個體，一方面缺乏大家庭的壓力，又無當代組織遵守客觀法制的精神規範，成為浮游無根的飄零人。由於社會對個體慾望的節制趨弱，又無公民參與政治的軌道，人的主體性遂轉變為慾望無限的滿足與膨脹，促成社會高度消費主義的興起，與奢糜浪費成風。

這種「自然系統」的組織，以人的過去血緣和地緣為結合基礎，組織前面並非以客觀存在的共同利益作為追求奮鬥的凝聚力。因此，這一型態的組織多重情義，而較少疏離或異化(Alienation)的現象，組織成員亦能與整個組織體凝聚成為生命共同體，有利於對抗外族的侵略，形成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基礎。由於以組織背後的情緣為基礎，而無前面共同的、理性的目標為追尋對象，因而較少西方社會組織遭遇目標與目標之間的衝突與敵對的緊張氣氛，也不易形成西方社會四百年來，對內掠奪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作風。這是自然系統的組織結構的特徵與優劣點。

西方社會結構偏向於以共同利益目標作為組織成員凝聚奮鬥的方向，並以正式的法規或契約約束成員的外在行為，人員與組織之間較為缺乏內在道義的倫理精神，雙方各自在契約的保障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其時間取向為現實的(present-time orientation)，當組織能滿足我的利益，我則繼續留任，否則我就跳糟，另謀高就。

西方組織這種特性叫做「理性系統」，較缺乏長期的情感道義之凝聚，有如日本終身僱用制那種「Ｚ型理論」所顯示的長期時間取向，員工和組織結為一體，而非二元對列之形勢。因此，西方社會多對列衝突之現象，而有賴於憲法與法律自外約束的強制力量，以維持社會秩序。然而，也因為如此強調法規的契約精神，容易形成以法律保護自己利益的形式主義，這樣一來，個人的權利雖有法律的保障，卻未必有道德的壓力，有了民主自由的形式保障，內心卻未必有倫理責任自動自發而自然發出的道德承擔，或公平正義的精神修養。因此，西方組織內部較易出現異化或疏離的問題，而缺乏信任的基礎，這種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流失，是最近10年來，西方學術界特別重視的問題。

從以上的比較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今後如何吸收西方國家的契約精神或客觀精神，而與中國傳統主觀的倫理精神，相互融會貫通，以形成新的中國式管理哲學，並結合中國企業界的管理實務，而綜合創造出人類新的組織文化，或管理哲學，則為這一代中國企業家和學者的共同責任。

二、西方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四百年來，人文理性屈從於邏輯理性，其理論建構，偏向於「邏輯理性的優先性」，而中國傳統文化則偏向於「人文理性的優先性」，把「先於邏輯的」那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把神話、語言、宗教、藝術等「內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從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有效的層次，或將「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或叫「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的高峰體驗，以寓言、說故事、形象比喻的方式，結合抽像的邏輯思維與具體的形象思維，正可彌補西方哲學，把「語詞從邏輯定義的規定性中解放出來，或把語言從邏輯法則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轉向，使東方文化與哲學的高明價值，重新為世人所體認。

中國著名科學家，高齡96歲的錢學森說：「科學上的創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新思想往往開始形象思維，從大跨度聯想中得到啟迪，然後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達到科學和藝術結合的標準。」(《聯合報》，2007年12月9日)這正是中國傳統哲學有助於科學創新，並啟迪西方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其時，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反省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大率皆從天人對立、心物二元、身心分離、自他不一的假定作為理論建構的出發點，其所發展的理論在中國文化區有多大實用性，深受質疑。因為西方人這種理論建構的假定前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心物一元、身心一體、自他不二的假定完全不同，因而西方社會科學在中國地區的可行性，亦發生嚴重的扞格不入現象，可憐近百年中國學者失去文化自信心，跪求西方理論，以期解救苦難的中國，至今仍摔脫不掉馬克思主義或西方右派的思想，以至於趨時務新，拋棄自家無盡藏，沿門拖缽效貧兒，不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高明價值，即在於將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的「默會知識」，重新認識，並以現代人的語言表述出來，以建立適合崇高人性價值的社會科學理論。

中國人的社會科學發展，可以日裔美籍學者Nonaka and Takeuchi在1995年出版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書為例，他們將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等四個假定，結合日本知識管理的實務，創造出知識管理具有普遍通性的知識創造理論，而為歐美學術界普遍讚揚，評為1996年的十大企管名著之一。

我們需要向這兩位日本學者的獨創精神致敬，我們更要向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基本假定，所具有的文化自信心，致以崇高的敬意。中國百年來，從事社會科學理論工作的學者們，何時才能停止向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抄襲的壞習慣？何時才能擺脫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殖民地？何時才能以中國人獨創的語言來評論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歷程與意義？何時才能放棄西方人慣用的GNP、GDP、人均所得、國家競爭力……等等指標衹看重物質生活的價值，而無精神生活的祈向？

13億中國人擁有豐厚的文化遺產，我們華夏民族今後將過怎樣的有意義生活？我們將建立怎樣的未來生活世界？回顧過去，瞻望將來，中華民族的歷史觀和整體感，需要重新建立，需要重新教育，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這3000年未有的變局中，如何承擔這一轉型的天命，實需理論家們，超越馬列毛的思想，超越已了無新意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才能為中華民族安身立命，建立超越漢唐盛世、融合中、西、印三種文化為一體的第三波中國文化，開啟人類新的文化機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