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政治接觸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一、兩岸政治接觸－－對台政策新目標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發表了「胡六點」，描繪出中共對發展兩岸關係的新構想。大致而言，中共的構想是「整合經貿關係，加強文教交流，啟動政治接觸」，整合經貿是兩岸關係整合的物質基礎，文教交流是兩岸關係整合的社會基礎，政治接觸是兩岸關係整合的關鍵步驟；三者之中，經貿關係在2008年5月之後，加速啟動，符合兩岸當局對兩岸關係的戰術設計－－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簡後繁，所以進展快速，基礎已經相對穩定，也自有其邏輯的慣性，故而不是「胡六點」真著力所在；文教交流是兩岸整合的重要步驟，特別是在台灣出現認同困擾的情況下，文化、新聞、教育的交流是增加兩岸理解，重塑兩岸認同的和平途徑，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戰術作為，所以是今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長期重點工作；政治接觸是困擾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核心課題，而且政治關係對經貿關係、文教關係具有主導性的作用，故而兩岸政治關係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兩岸關係就一日不能正常發展；當兩岸經貿關係逐步正常化之後，北京當局就很期待兩岸可以早日進行政治接觸，以固定兩岸關係的法理狀態；所以「胡六點」中最為重要的信號，就是建議兩岸「雙方要為解決這些問題進行準備、創造條件。雙方可以先由初級形式開始接觸，積累經驗，以逐步破解難題。」這可以說中共在完成兩岸「三通」之後，另一個重大的目標；正因為北京方面十分清楚政治談判的難度和急迫性，是以北京當局務實地提出「由初級形式開始接觸」作為啟動的第一步。對此，台灣由於內部的複雜因素的牽絆，對兩岸政治議題比較敏感，故而對政治議題的「初級形式開始接觸」都不敢回應，更不論啟動實際的行動了。因此，從今年的兩岸關係走勢來看，總體而言，比2008年下半年的兩岸關係增加了曲折和變化，同時也突顯了當前兩岸關係的潛在危機－－缺少政治接觸和溝通。

二、政治接觸勢在必行：

兩岸之間的政治接觸確實是台海地區的重大變局，對此一區域的政治生態投下新的變數，引起各方關切；對大陸而言，是政治上的新開放，對大陸的政局必有長遠之影響；對台灣而言，是巨大的政治衝擊，肯定會引起極大的爭議，所以在事前兩岸當局都必須作好若干的準備。

在中共方面必須先思考在法理「一中」下，兩岸的政治定位，其次是啟動多軌對話，之後展開協商兩岸政權的法理關係。

「胡六點」中曾提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胡的說法，確實比「十六大」所謂的「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問題」的提法有意義得多，但是「十六大」的用辭的本身就避開「中華民國」的說法，自然也就否定了兩岸政權平等的可能性，因為從法理上說不論是在P.R.C.或是R.O.C.的體制下台灣當局都是地方，其政治定位是明確的。而且只談台灣當局，不談大陸當局本身也是一種不平等的談判；如今的提法比較客觀，從談判學的角度來看比以前為合理，但是在探討兩岸政治關係前必須先有政治定位的設想，按中華民國現行設想，北京當局是我國憲法轄下有效治理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那麼在北京當局的法理下，是如何定位一直存在而且有效管轄台、澎、金、馬及南沙太平島的中華民國政府呢？兩岸當局在討論兩岸政治關係之前，先必須有一個定位對方的方案，然後才能討論彼比的政治關係。

有了定位的預案就必須積極進行有效的對話、溝通，修正或調整自己的預案，尋找可能的解答，縱使一時之間沒有解決的方案，至少雙方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對方的構想和邏輯，在此情況下，只要雙方有真誠解決問題的意願，溝通就會持續，總能找到若干解決方案。當然所謂的有效溝通，主要是指授權對話的第二軌機制以及雙方當局真正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善意，缺乏此一先決條件，則不但是無效的對話而且容易被對方認為是刺探底線，最終反而徹底摧毀互信，破壞兩岸關係，可謂茲事體大。所以在雙方啟動之初，必須慎之又慎，謀定而後動。

做好「二軌」的對話是順利開展協商的前題，當然兩岸政治定位的議題的談判是兩岸的事務，由兩岸自行協商，但是兩岸關係的變化不是純兩岸的事務，是涉關台海形勢的事務，為了地區的和平和發展，兩岸當局都有必要對外清楚說明，以減少阻力，增加助力，進一步體現兩岸關係的良性變化，更有助地區的穩定和各方利益的保護。

在台灣方面必須建立兩岸全面交往的主體論述，其次是宣傳此一論述下兩岸政治對話的必要性，之後規劃政治協商的路徑圖，逐步有序地推動。

自從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一直在大陸政策的走向上，使得北京當局多所顧慮，他們認為馬的言行無法令人真正理解他的方向和意圖。因此有些地方，北京確實有後顧之憂。事實上在台灣不論「藍、綠」民眾也常常不理解其政策的意義何在；其實馬上台之後確實執行一條和李登輝、和民進黨不一樣的大陸政策，而且是成功地穩定了兩岸關係，也逐漸地推動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問題在於李登輝和民進黨的政策雖然錯誤，但是支持其錯誤政策的背後邏輯十分清楚，是為了「台獨」，之所以台灣必須和大陸分裂，因為李登輝迷信的是「中國崩潰論」，所以他會認為阻止台商赴大陸是「良心地建議」，是「道德地建議」，是為台灣好。所以雖然錯的離譜，他也亳無愧色地繼續大放厥辭，固執地迷信自己的錯誤。而民進黨要鼓動台獨，則正好採取了「中國威脅論」，而且一方面以台獨裹脅台灣，一方面倒因為果，因為中共處處威脅台灣，打壓台灣，所以台灣不能和大陸往來，必須分裂，追求獨立。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之下，不與大陸交流、交往，才能證明台灣的「主體性」，於是反中證明自己的「主體性」變成台灣流行的觀點，此一世俗流行觀點在面對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的交往、交流必然產生迷惘和不安，當心台灣被大陸併吞，當心台灣喪失好不容易建立的主體性，恰好馬英九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除了空口保證不會賣台之外，只能以可能的「新台灣悲情論」，如台灣被邊緣化，台灣喪失競爭力等等，然而在「反中主體性」者的面前，他們認為這一切都來自大陸，所以我們更應該以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實行「脫中入美、日」來對抗大陸，他們認為與大陸交往是與虎謀皮，最終台灣只會被消解。馬英九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並沒有一套可以和「反中主體性」對話的政策論述，因而令各方都不明白台灣和大陸交流、交往的目標與意義。事實上，「反中主體性」論述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當代的國際視野，所謂當代是指後冷戰以來的世局變化，其中最嚴肅的兩大變局：一是非傳統的威脅取代傳統的威脅，另一是非線性國際關係取代線性國際關係。前者意謂著威脅的不確定性，因此簡單「反中」解決不了台灣的問題和困境，而民主也不必然帶給台灣真正的朋友；後者意謂著國際間相互關係的高度複雜化，國與國之間不存在簡單的敵友關係，也沒有簡單的利害關係，因此兩方或多方在一個領域的合作友好，可能在另一個領域存在著競爭，甚至是敵對的關係，但是彼此可以並存並行而不相悖。後者意謂著「反中主體性」欠缺從國際視野來理解和佈局兩岸關係，從國際的視野來看，確實在上一世紀的國際間存在著歷史終結的樂觀氛圍，於是「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甚囂塵上，然而新的世紀以來，福山教授的「歷史終結論」已經淪為被批判的對象，而《紐約時報》也為自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誤判而認錯，國際間開始討論的是「中國崛起」、「北京共識」的論調，特別在金融風暴之後，中國的國際政經角色，中國責任論等已經成為新的議題。所以「反中主體性」論述無法提供台灣的未來性，最終是沒有「主體性」的假論述。

從國際來看待兩岸關係時，國民黨更有責任提出「中國機會論」，作為建立台灣與大陸的「主體交往論」的基礎，所以「中國機會論」是一個相對中立的視野來看待大陸，「中國機會論」體現在各個方面：

首先在經濟面向表現為「中國市場論」，金融風暴以來，中國大陸開啟了自身從出口導向轉為擴大內需的成長調整，所以中國不僅僅是國際間大家可以而且必須採購的賣方市場，同時以大陸當前的經濟實力，她也是最有能力進口的買方市場。台灣尋求最佳條件進入大陸市場，這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與世界同步的，台北進入大陸市場，不論作為買方或是賣方都不會也不可能損害到自己的「主體性」。

其次在政治面向表現為「中國特色論」，自從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共的政治改革已經明顯從行政改革轉移到政治改革的層面，特別是有關民主的改革不論在理論層次，在操作層次，推廣層次都顯示出比以往更大的空間，當然她的民主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民主，但這不代表中國大陸沒有自己的可能性，台灣方面如果相信「民主和平論」的論點的話，面對大陸的中國特色民主改革，就必須抱持參與的態度，以便雙方有更多的共通性，從而穩定兩岸關係和平的政治基礎，這樣的參與本質上就是增加台北的「主體性」。

其三在國際面向表現為「中國崛起論」，特別是「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提出，代表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僅僅是一般專家所強調的中國的硬實力，特別是中國發展道路所代表的軟實力，台北方面基於文化的同質性，以及長期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參與，故而對「中國模式」的內涵，應也具有發言詮釋的能力，則台北如果希望擴大自己的國際空間，藉由對中國模式的論析，擴大與大陸的交流，拓展自身的國際空間，應該是展現「主體性」的方式之一。

綜合以上的論述，中國國民黨就可以向台灣民眾清楚地闡明自己的西進政策，正是建立在「主體交往論」的基礎之上，是有利於台灣的發展和壯大，是維護台海的和平，是可以永續經營，強大台灣的道路。

其次在此論述的基礎上，兩岸的政治接觸、對話正是強化、理性化「台灣主體性」的必由之途，因為中國國民黨的「主體性」論述，不是排他的，不是悲情的，是理智而且理性的，在與大陸的來往、交流之中呈現出台灣的價值和對大陸的意義，台海的貢獻，而兩岸的政治接觸、對話正是為了肯定「台灣主體性」的正面意義和主要功能。

當大陸也能認識和理解到中國國民黨的「台灣主體性」，是友好的、開放的，是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的論述與作為，則雙方的政治協商就具備了更大的政治互信，和良好的解決政治難題的氛圍。則不論是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兩岸和平框架協議的協商都有理性溝通的空間。

總之，兩岸的政治協商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北京當局從2009年以來就著力於兩岸初步的政治接觸，台灣方面則以先經後政，國際理解和人民共識三個前題，作為托詞；個人以為台北方面絕不能因此而消極等待，必須努力引導台灣的民意，積極建構兩岸政治接觸和對話的氣氛，主動說服國際理解，才能使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被肯定和彰顯，否則國民黨仍難解除某些台灣人民心中「外來政權」的陰影，則當前在兩岸關係的作為和努力，只要再出現政黨輪替，則一切都將徒勞無功，不但對兩岸和平不利，對台灣也有害。

最後兩岸也有必要重視台海地區周邊相關國家的疑慮和反應，採取某些透明化、公開化的作為，創造更好的和平氛圍，推動兩岸政治接觸、對話和談判的順利進行，雖然，兩岸政治接觸、對話和談判是兩岸自身的事務，但是其結果，將影響此一地區，是以當事件進行到一定的階段，必須放下傳統「國內」事務的心態，而應以在地全球化的心態，融入地區，創造和諧，保障和平。

三、結論：

2009年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充分說明了兩岸關係靠片面施惠，模糊的「九二共識」所建構的和平穩定是脆弱的、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兩岸當局有必要認真思考將政治對話、協商的議題提上日程表，而且各自作出有意義的、積極的努力，以便兩岸的和平框架早日搭建，和平發展的穩定關係早日成為事實。

（2009,11,11初稿，2009,11,15修改，2009,11,22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