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永續發展的思維架構（下）

從上述問題的解決來思考的話，永續發展的觀念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振興將有極大的助益，甚至還可能因而創出新的意識型態學派。無可置疑地，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思想中，「人」仍然是處於中心的地位，這個觀念應該會受到社會主義理論著作的重視。本來根據馬克斯的理論，國家應該只是工具，而人才是主體；不過，在早期推動的馬克斯主義中，卻變成是國家而不是人民，居於主導的地位。當然，從現實面來說，一個國家發展計劃的執行在許多方面都有賴於國家來達成，然而，在這裡必須申明的是，客觀來說，永續發展的規劃和推動是出於對人類及社會命運共同體的憂慮，而不是對國家的憂慮。因此，中國馬列思想未來必會面臨極大的考驗，雖然有許多意識型態學派的理論可供參考，但是它們都是建構在科技發展的概念上、建構在對環境的破壞、絕對的個人主義以及物質財富無節制的成長上，反而對永續發展造成了阻礙。

四、中國國家發展哲學的建構：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的調和、共生

新世紀的中國還有一些棘手的問題有待處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國家是否必要建立一套新的發展哲學。針對個人、家庭、群體及社會發展的概念，都應該形成新的思維，譬如在鼓勵物質消費的同時，也應兼顧生活環境的維護，以塑造另一種新的生活型態。接著的問題是，如果發展方針及戰略的改變是必須的話，那麼應該以何種方式來實行。當然，這項發展方針的確立仍會有所爭議，其中最明顯的反對理由不外乎是：對中國而言，永續發展似乎只是一個夢想而已：根據資料顯示仍有大約一半的人口處在飢餓邊緣、生活尚不得溫飽的情況下，怎麼能奢談什麼新方針和新策略呢？這個問題，就如同其他國家一樣，本質上說明了一般國家對於永續發展普遍所面臨的重大困難。

然而，事實上世界許多國家也都已經開始著手研擬永續發展的經營方案，現階段的中心環節就是一方面要維持人民的一定生活水平，根除赤貧狀態，達到小康階段的同時，另一方面更要保護環境，包括生態、人文及社會環境。客觀而言，從科技發展的趨勢來研判，永續發展的經營是可行的。人類必須運用智慧和有限的資源來生產不破壞自然的產品；生產能夠維護自然環境發展的產品；消費習性上應該改掉毫無節制的惡習、尋求合理適度的節制。吾人必須承認，雖然未來的一切仍不是很明確，但是對於這個趨勢，人類是毫無選擇的。當然，適度的節制也許只是意味著拒絕無節制的消費，但是對於那些人民尚且無法完全溫飽的國家而言，某種程度來說，中國的情況就是例子，適度的節制可能被認為毫無意義。正因為如此，如果中國能夠參與研擬永續發展的經營概念，或許只被視為未雨綢繆，但是對世界及這項潮流而言，其正面的意義和貢獻將不容忽視，也顯現中國的和平發展對世界生存的巨大意義。

現實上來說，永續發展的經營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考驗和過渡，必須要有良好的決策機制，配合全體國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其中攸關發展規模的分析和制定，以及人民所將面臨的困難，都將顯示，這個過渡的必然性是人類發展的特定歷史進程。

其實，中國在新世紀的遠景問題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在此時期，中國應該仍保有高度的經濟成長。然而，在諸多影響成長的因素中，通膨投資及農業經濟收入重分配的政策尤為重要，相關政策將對國有部門，尤其是工業部門，影響極大。對於利用一些刺激成長的因素也應該加以設限，以避免掉入通貨膨脹及資源浪費的漩渦中，根據資料顯示，中國政府對此已有所警覺，多少程度已達到設限的目標。

在過去幾年中，中國政府不斷宣示「以農為本」的政策，其主要原因也是因為農業在過去遭受社會主義實驗的破壞程度最大。平心而論，從過去到現在，就跟許多發達國家一樣，中共對農業仍然還是採取不公平的待遇：農業一直是經改政策的主要資金來源；政府用它來發展工業；填補國有部門的虧損；維持軍隊的運作。幾十年來，政府雖然對農民不斷的稱頌，但實際上卻忽視了他們迫切的需要。這種現象造成了許多農村幹部不負責任的工作方式和思考方式。

過去十年間，農民數度公開抗議政府未能改善農村生活，而且把大部分的農村收入挪作他用，根本沒有考慮提升地力以發展農業。事實上，從1984年以後，農業發展就已經出現了停滯的現象，許多具勞動力的年輕人被迫離開農村，甚至一些地區還爆發農村騷動，這種情況也讓政治人物及學者都警惕到國家的經濟及社會形勢已進入了激化狀態。時至今日，就算各種對策紛紛出籠，仍然找不出農民、農村及農業本身所面臨的問題。另外，耕地面積的不斷縮減已達到了一定的極限；土地所有權的歸屬也不很明確；農業發展仍然欠缺一套全盤的計畫；未完全就業問題及農村的失業現象已十分嚴重，凡此種種，再加上教育問題、衛生保健問題及社會福利問題，當前看來，在在都顯示需要新方法去分析和評估，才能認清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問題的總體現象。這個總體現象只有在整體性的普遍基礎上才能解決，特別是要從社會意識及人道精神的觀點來重新界定問題的本質，才能突破瓶頸，解決困難，超越現況，永續經營及發展。

其次，針對農村的未來發展，在新世紀中，共黨有必要制定新的發展策略，首先是工業化以後處理農村的所有權問題。關於這一點的論述需要對馬克斯主義先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才行，馬克斯主義對於工業經濟及農業經濟的發展採取了相同的邏輯。而事實上，農業經濟的發展必然有別於工業經濟的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上，吾人必須承認，農村經濟不管是過去或未來，應該不可能成為資產主義或小資產主義，主要是因為在鄉村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相對於工業的運作，農業想要創造特殊的專業分工，及大規模的商品製造其實是相當不可能的。

從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改事實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已顯現重量不求質的現象，主要在於依賴新型的生產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儘管能增加工作機會，但卻忽視了生態的保護，中國因而也逐漸成了「世界加工廠」。以1994年的資料來看，儘管有超過20萬家的外資企業在中國登記，雖然只佔所有企業的一小部分，然而它們的對外輸出額卻佔了全部29%的比例。而且許多地區的經濟現況更是與世界同步，而不依賴中國的國內市場，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加工廠」，顯現中國境內的生產是替世界其他國家的市場服務，但環境的破壞卻發生在中國。這幾年的經驗發現，國家整體發展要在經濟、環保、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之間作適當的取捨更為棘手了。一直以來，生產的快速成長被視作是社會及國家經濟活動的指標，因此，那些技術不高、效能效率低落、規模臃腫龐大的國有部門就成為發展的阻礙及問題的所在。

顯然地，中國的經濟改革終究需要進行對國有部門的重大改造，不管是從宏觀調控或微觀調控的經濟過程來看，這些部門的改造都與體制有關，絕大部分都會牽涉到意識型態的認知，甚至有引發政治緊張的可能。中國政府要想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勢必要先解決發展上的矛盾，亦即實踐驗證真理與四個堅持之間的矛盾。以當前的情況而言，實踐原則似乎是涵蓋在「四個堅持」之下，然而在永續發展的考量上，讓實踐原則繼續進一步服從的可能性應該是微乎其微的。在新世紀的發展策略上，實踐原則能否佔優勢，應該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國家的未來也是取決於此。

其次，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各種差異的形成都是由於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不同所致。基本上，國家境內每個市場的形成都是透過地方或地區市場的建立；在中國，地方市場的快速形成合乎經濟生產及消費的利益，同時在這樣的基礎上政治力量也得以形成，漸漸地促成了地方經濟及政治的自主。當吾人觀察到中國最發達的省或地區，其發展條件和景象超過其他大部分地區時，如何讓貧窮地區快速發達起來以避免這種不平衡牽動國家和社會的不穩定，同時在中央權力逐漸衰弱之下國家能力能否相對提升，這些都是永續發展所要面對的難題。

五、結論

總結來說，關於新世紀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可以從下列幾個部份來討論：

首先，改革開放政策是以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作為主要的考量，但是當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之後，應該也要討論個人自身價值及發展政策之間的關係定位。雖然私有企業及個體化已經合法，但在人權方面，譬如個人私需求的自我意志表現，則可能會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排斥。不管如何，現階段來看，國家可能還是無法打壓個人的自主意志；而事實上，經濟發展到某階段之後，國家也不願意打壓個人的自主意志，因此也造成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手段和內容三者之間的矛盾將日益加深。

其次，中國目前還同時並存著不同類型的生產方式，從簡陋的手工業，到資訊科技時代特有的製造業。因此為了使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之間的領域區隔得以保留，勢必要能維持各種生產方式的和諧發展，然後再逐步過渡到先進的社會型態，而這個目標的達成需要建立普遍性的政治認知。面對這樣的情勢，顯然過去的做法不足取，但是新的方法卻仍毫無頭緒。如此一來，中共就必須將所有力量集中於意識型態的教條化及加強人民政治意願的工作上，而這樣的作為終將導致經濟再成長的新障礙。

以農村經濟為例，在經改的政策下，鄉鎮企業的數量及僱用的勞動人口都快速成長，其中以小型企業及小型手工廠最佔優勢，不過，其收入的大部份須向國家繳稅，以補貼農業，維持農村的穩定，這個結果反而造成了鄉村的隱性失業現象。主要原因是，鄉鎮企業在高稅額的不公平條件下，無法與城市企業競爭，一旦數量增加，必然面臨發展上的諸多難題，不僅在本身的經濟條件上無法提升科技的水平，也未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倫理。

再從整體發展的運作角度來探討，未來共黨在中國仍然還會是統治和控制的機構，它將支配著一般家庭生活的每一層面，也同時會支配著合作社、社會及國家的勞務。因此，如果想改變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及生存等層面的意識型態及現況，以求進一步的發展，那麼就必須要以改變共黨為先決條件，而這也將是政治紛爭的主要焦點之一。

過去的經驗顯示，鄧小平的政治勢力和威信仍不足以在政治層面上有重大的變革，其實，一般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否有改革政治的意圖。以經濟改革來看，改革過程的代價便是官僚的所得迅速增加：1979～1991年間，國家建設預算增加了2.3倍，文教開支增加5.8倍，維持官僚體系卻要7.8倍；官僚貪污、竊盜(官倒)、受賄的情形普遍，官僚的腐化已成為國內政治、社經及意識型態的問題。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意識到這個危機，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應該是一項警惕，儘管朱鎔基總理曾立志整頓，但仍未能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共黨能否找到有效的方法改善以及振興後鄧時期的政治體制，讓國家機關能更有權威、更有效率、更為清廉，將是新世紀中國的一項重大考驗。

不可避免地，中國將進行社會生活的重大改變，國家的發展絕大部分必須依賴人民及其獨立自主的勞動來進行。因此，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提升文化水平，推行地方自治，都將有助於形成加速發展的趨勢，同時也可促使政治問題的討論範圍擴大，逐漸把社會力量溶入政治當中，才能一併解決永續發展所面對的政經矛盾問題。

中共政治體制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溝通並沒有跟上社會生活發展的腳步。如此一來，幹部派系必將逐漸遠離群眾，而掉頭沉溺於內部的爭權奪利，於是與人民之間的雙向溝通自然就無法建立。新世紀中國領導人將如何維繫與人民的良好關係，也將是在政治社會層面上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

總之，中國社會正面臨著許多複雜的發展問題，如果認為中國局勢的發展只要靜待其變就能無為而治的話，那麼就太過於天真了。但是，想要在短時間內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案，其實也有其困難，就算在發達國家也一樣不容易找到。真正解決的方法也許就是把永續發展的內容和規劃責任明確地交代給下一代，給他們一個清晰的方向。還有一點很清楚的是，永續發展的經營應該是全體中國人都要關心的問題，而在未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時期中，至於國家機關是否還要介入社會的每一層面，其實就不是那麼的重要了。同時一樣重要的是，中國的興盛正關係著國際合作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條件，因此中國永續發展的經營必將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