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與合作共存 分歧與共識俱在

中美元首合力打造兩國「合作夥伴」關係
趙念渝
(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副秘書長)


事實證明:最重要的一次中國領導人訪美

2011年1月,應美國總統歐巴馬邀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進行了國是訪問。胡錦濤在華府出席了一系列國是活動,同歐巴馬進行了會談。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地區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胡錦濤還會見美國國會部分重要議員,與美國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並訪問了芝加哥。

1月6日,中國外長楊潔篪在紐約的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演講中指出,在中美重新打開交往大門40週年和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之際進行的這次訪問,是中美雙方承前啟後,推進新時期兩國關係的重大安排,必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月12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為胡錦濤訪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這是自鄧小平訪美以來,最重要的一次中國領導人訪美。

事實證明,這確實是「最重要的一次中國領導人訪美」,「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兩國領導人合力打造「合作夥伴」關係,坦率直面「既重要又複雜」的中美關係:摩擦與合作共存,分歧與共識俱在。

合作與共識: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算起,中美關係也歷經了近40年的風風雨雨。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中美關係的戰略共識是為了應對當時的蘇聯霸權主義的話,那麼,「文革」後中美關係的持續發展就應該歸功於鄧小平的遠見卓識,正當國內為「姓社姓資」爭執不下時,鄧小平一言九鼎: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這就奠定了中美合作的最大的政治基礎。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有句名言:大國政治的悲劇。但中美兩個大國能歷經40年的風雨而尚未以悲劇告終,這一則說明米氏名言的局限性,二則說明中美這兩個大國都是心智成熟的大國,彼此都認同與對方關係的重要性,因此,合作與共識就成了雙方關係持續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應該指出的是,奠定這一基礎的第一因素就是中國堅持改革,堅持開放,堅持參與經濟全球化,堅持與時俱進的理念,堅持推動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中國歷屆領導人充分認識到中美兩國在新形勢下,共同利益越來越多、合作領域越來越寬。事實證明,中美兩國和則兩利,斗則俱傷。只要雙方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從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局出發,排除干擾,應對挑戰,相向而行;只要雙方能加強對話和溝通,增進戰略互信;摒棄「零和」的冷戰思維,客觀理性看待對方發展,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堅持互利雙贏、共同發展;尊重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妥善處理彼此重大關切;不斷擴大兩國利益交匯點,使中美兩國在更廣領域成為合作夥伴,那麼,中美關係就必將持續發展前進,「山重水復」之際,往往也就是「柳暗花明」之時。

同時還應該指出的是,美國方面對此也有清醒和積極的認識,2010年12月27日,美國國會研究部公佈了最新的《中美貿易問題》報告,為客觀起見,以下材料引自上述報告:

1)30年來中美經濟交往成長驚人,雙邊貿易總量從1979年的20億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590億美元。今天的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最大的商品進口國。由於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商品大大超過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因此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也從1990年的100億美元攀升到2010年的2,730億美元。

2)2009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商品達696億美元。在2010年的頭10個月,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商品成長比2009年同期上升34.1%,截至2010年秋,達到930億美元。自從2007年以來,中國就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商品的第三大出口國。2009年,向中國的出口佔到了美國出口總量的6.6%,而在1989年,還僅佔1.6%。從2001年至2009年,美國向中國的出口成長了263%,其成長幅度和速度遠遠超過了美國向任何其他國家出口的成長速度和幅度。

3)就未來而言,眾多專業人士認為,對美國出口商品來說,中國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市場。中國是全球成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其經濟必將持續成長。中國要改造其基礎設施,提升產業結構,提高農村生活水準,這就意味著中國對進口商品和服務有巨大的需求,而經濟的快速成長勢必提高中國老百姓的購買力,大量的外匯儲備再加上13億龐大的人口,這對美國來說,無疑是下列四大產品的福音:1)移動電話;2)航空飛行器;3)因特網市場;4)汽車。

美國國會報告還認為,中美經濟的迅速融合,總體而言,對雙方都帶來好處。一方面,中國龐大的人口和持續發展的經濟使中國成為美國出口商品的一個龐大的市場,而且這一市場的容量還在持續的成長。與此同時,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大量的廉價商品持續地刺激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給美國消費者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美國企業利用中國作為最終產品的組裝地,或者利用在中國生產的零件在美國組裝,這就大大降低了美國商品的成本,提高了美國產品在全球的競爭力。

常言道,形勢比人強。今天的中美經濟關係已經是「一榮皆榮,一損俱損」。令人遺憾的是,有些美國菁英對此不以為然,把中國經濟的發展稱之為「搭便車」,且不說這些菁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按上述美國國會報告披露的事實看,中國這個「便車」搭得並不便宜:中國支付的是「高鐵」票價,坐的是「硬座」,還不許買「硬臥」,更休想去「軟臥」看看!實話實說,這一代價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中美經濟合作中,美國得到是「大頭」,中國得到的則是「零頭」,但不管怎麼說,中美經濟關係已經是中美之間最重要的關係之一,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從務實角度來看,中美經濟「合則雙贏,斗則雙輸」,至於菁英人物「偽娘式的作態」,不值得一談。

摩擦與分歧: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之一

不用迴避,中美關係也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最複雜的一組關係。在21世紀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時,中美關係自然需要被賦予更多的、適應時代要求的戰略內涵。具體而言,就是要有顧及彼此不同利益訴求的新定位、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新型國家關係、打造符合兩國利益的新格局、開創戰略互信的新未來。

胡錦濤訪美前夕,美國學者葛萊儀發表了《擺在胡訪美面前的:急劇上升的摩擦與合作》一文。此人頗似手拿柳葉刀的外科醫生,把美中關係中的問題層層予以犀利剖視。筆者注意到葛文中一個很有意思的近期美中之間事件的排列次序:朝鮮問題;希拉蕊.克林頓國務卿和戴秉國國務委員在海南島的會晤;中國對美國亞洲戰略的反應;美國的澄清和再保證;劉曉波引發的人權問題;兩軍關係的逐漸恢復;雙方經貿問題。如果再多注意觀察美國智庫學者近年來發表的文章的話,或許可以發現,中美關係的複雜性正在從傳統的意識型態之爭轉向地緣和經濟利益之爭,綜合觀察,中美之間的「複雜性」將體現在下列三方面的「摩擦和分歧」中:

複雜性之一:地緣政治之爭。坦率地說,這是美國方面單方面製造出來的問題,既幽默,也搞笑。因為,第一、胡錦濤在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書面採訪時再次重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國際社會作出的鄭重承諾,是我們長期堅持的對外方針。具體講,就是要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發明創造,通過對自身制度的不斷完善,通過同世界各國友好相處、互利合作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第二、迄今為止,儘管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中國充其量只是個「大國」,遠不是「強國」,中國既缺乏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來「撥正方向」,也缺乏足夠的「巧實力」,相信美國方面對此看得比中國人還清楚;第三、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並不是「周邊或世界問題」,而是國內民生問題,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正面臨30年來最嚴峻的「瓶頸問題」:如何理順國內的貧富差距和監管地方政府的公權力,如何遏制壟斷企業和利益集團的貪婪,如何清除執政黨內的腐敗分子,如何提高13億老百姓的幸福感,說句實在話,這些「國內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遠遠超過「國際問題」或「周邊問題」,因此,第四、依筆者之見,如果仿照葛文排列次序的話,中國政府眼下問題的次序就是:穩定、發展、改革。筆者還真不知道美國方面是否能理解在中文高語境下這一次序排列的深層含義。

據此,當筆者看到美國方面把中國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把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訴求、把中國維護南中國海地區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利益等看作中國在亞洲地區與美國爭奪「主導權」時,不禁莞爾,同時想起一句中國成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小布希政府後期美國學者連篇累牘撰文指稱「中國持續發展的經濟實力及其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令美國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意味著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而這不但將影響到台灣的安全,還勢必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均勢」,到2010年2月4日美國學者在國會聽證會上斷言「一個崛起的中國既是東南亞的機遇,也是東南亞的禍根」,再到煞有介事指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政策就是要當東亞地區的頭」等等,中國幾乎像美國一樣成了「指東不打西」的「霸權帝國」。說實在的,這也未免太抬舉中國了。實際上,地球人全知道,中國第一關注的是家務事,第二關注的是「家門口」祖宗產業的安全,不要說什麼G2,就是中國要在亞洲當什麼「頭」,在筆者看來,也只有一個字:難!

與此相反的則是美國在亞洲的企圖心,美國在亞洲根本不存在什麼「重返不重返」的問題,因為美國從來就沒有退出亞洲地區,三年前(2008年)的1月4日,美國國會研究部公佈了由國會研究部外交、防務和貿易科工業和貿易專家Dick K. Nanto執筆的題為《東亞區域格局:新經濟,安全安排及美國的政策》的報告,其中提到,東亞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推動這一變化的有五大力量:1)中國的崛起,並正在同日本、韓國以及亞洲的其他國家爭奪影響和領導地位;2)全球化和跨國合作的擴展,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3)開放的貿易和投資;4)全球反恐戰爭;5)歐洲安全模式的興起及其對均勢現實主義的挑戰。其次,支持東亞區域結構的有兩條腿:一條是經濟,這條腿強壯有力,但也正在變得越來越緊張。但,東亞區域格局中的另一條腿——政治和安全——就相對弱了點。據此,美國學者提出三個觀點:第一、國家之間互相依賴的程度越高,導致衝突的政治要求就越低;一個國家越是民主化或市場化,這種可能性就越大。第二、對未來兩國之間的商業利益的期望有助於緩和政治緊張,消除敵意;第三、經濟和安全的安排會增加溝通的機會,減少誤解和誤判的機會。基於上述「5大力量」、「兩條腿」和「三個觀點」,該報告政策建議是美國在下一個十年必須積極參加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和金融安排」和「區域政治和安全安排」。這就是美國對亞洲的企圖心,筆者揣摩,把中國塑造成東亞的「主導性」國家,恐怕也是為了加大美國落實上述建議的「力度」吧,否則的話,不就是「師出無名」了嗎?據此,所謂的「地緣政治之爭」,實在是有「無稽之談」之嫌。

複雜性之二:利益之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兩大經濟實體的利益之爭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美國是市場經濟的「先進者」,中國是市場經濟的「後進者」,遊戲規則全是美國制定的,30年來,中國只有遵守的份,說是「利益之爭」,中國只是為那些奔波在全國各地的廉價農民工多掙幾個回家的路費,而美國則是利潤之爭,經濟學家稱之為「馬太效應」。正好手頭有一篇《人民日報》1月17日的文章,題為《中國市場已成為美國搖錢樹》,不妨摘錄些許供參考:1)中國市場成為美國的「搖錢樹」;2)截至2010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5.9萬多個,實際投入652.23億美元,中國已逐漸成為眾多美資企業的利潤中心。據中美商會去年發佈的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國在華企業實現盈利;46%的受訪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利潤率高於其全球利潤率;3)加入世貿組織10年來,中國承諾開放的100個服務業部門均有美國企業投資。在會計、銀行、保險、證券、商業等領域,美國在華服務企業「賺頭很大」,經營業績良好;4)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01—2008年,美對華貨物出口由192億美元擴大到715億美元,成長272%,而同期美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出口僅增72%;服務貿易方面,美近年來一直對華保持順差。2009年美方順差達74.3億美元,是2001年的近4倍;5)美國各州都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50個州中有40個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場均包括中國;6)10年來,美國製造業和農產品對華出口成長330%,遠高於美對世界其他地區29%的出口增速。中國已成為美國大豆、棉花的最大單一海外市場以及汽車、飛機等機電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7)2010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佈的報告稱:「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中國繼續成為美製造商和農場主的重要出口國。」結論:如果沒有對中國出口的迅速成長,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的出口5年倍增計劃恐怕難以兌現。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拉米(Pascal Lamy)曾指出,我們所說「中國製造」其實是在中國組裝,在全球價值鏈中,它的商業價值來自產品在中國組裝前的許多國家。製成品原產國這一概念正在逐漸過時。拉米說,如果對貿易統計數據進行調整,以反映不同國家為產品貢獻的實際價值,那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應該減半。他認為,這意味著就貿易逆差產生的政治緊張局面可能大於真實情況。拉米在巴黎對法國參議院的講話中說,將所有商業價值歸於產品生產最後一個國家的統計偏差,可能將誤導就失衡根源進行的政治討論,從而導致錯誤的、事與願違的決定。

複雜性之三:價值觀之爭。牛奶的營養價值是「普世的」,誰也不否認,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不同地方的人對牛奶的適應性反應是不同的,美國人可以大口喝牛奶,但東方人因為體內缺少某種蛋白酶而對牛奶的適應性就比較差,在這種情況下,無非就是兩種方法,一種是把人廢掉,改造基因或重新打造一個新人;一種就是改造牛奶,使牛奶能適應東方人的消化系統。就迄今為止的現代科學技術而言,改造人的基因風險太大(轉基因到底是禍還是福,誰說得準?)重新造人更不可能,那就只能改造牛奶,比如去脂加熱等,使之適應東方人的消化系統。胡錦濤訪美時直面人權問題,他說,「中國承認並尊重人權的普遍性原則。但必須與各國國情相結合」,並大膽承認中國在這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據境外媒體報導,胡錦濤的這番話「既大大出乎美國媒體意料,又贏得了他們的好評」。但美國的某些菁英顯然不懂這一道理,非要把美國牛奶強灌入中國人之口,稍有不從,美國菁英就大張撻伐(甚至連喝慣了美國牛奶的馬英九也難逃此劫),這無異於人為地增加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美國人對「中國特色」常有嘲諷,其源蓋出於此。

中美棋局:路漫漫兮「棋」修遠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首次訪華時,送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禮物,是他的家鄉夏威夷生產的一副中國圍棋。

筆者無從揣摩歐巴馬這一禮物的真實含義,但僅就「圍棋」而言,還是很有意思的。它至少給我們三點啟示:

第一、圍棋又名「手談」,這就意味著一種高境界的心智交流,它需要「風物長宜放眼量」的高瞻遠矚,需要心平氣和的「巧實力」的運用,需要文化和精神的交流與理解,筆者十分欣賞英語單詞「責任」(responsibility)的結構,它由response和ability構成,這就意味著一方承擔責任的大小是同其能力成正比的,這就是美國文化給筆者的啟示。

第二、圍棋內涵豐富,常言道「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勢」者,棋局也。中美棋局就是「合作與共識」,「合作」需要雙贏,「共識」需要包容;但同樣直面「摩擦與分歧」,「摩擦」需要磨合,「分歧」需要換位思考。當今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這是大勢,中美雙方需要以「和平」為契機,以「發展」為抓手,共商「和平議題」,共建「和平機制」,共同承擔「和平責任」。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第三、圍棋又被稱之為「博弈」,但圍棋最高境界的博弈並非「零和」,而是「中和」。圍棋大師吳清源認為,圍棋的理想是中和——只有發揮出棋盤上所有棋子的效率的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1月14日,希拉蕊.克林頓國務卿在演講中指出,19世紀產生的「零和」理論已經過時,用它套用中美交往毫無意義,這就是非常高明的「一手」,走出「零和」思維,走向「中和」大局,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打造「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應對各種地區和全球性挑戰,這就是大局觀。

一言以蔽之,中美棋局,路漫漫兮「棋」修遠,有待雙方「上下而求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