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認同祖國化之時代機遇

戚嘉林
(國際關係學博士)


台灣在李扁執政的這二十年來,藍營群眾有人支持統一,但於李扁所建構的「台灣第一」、「台灣優先」、「台灣主體論」等分離主義的思維壓制下,不乏受其影響。無可諱言,此皆因無強力的統一思想武裝所致。筆者認為吾人不應隨台獨論述起舞,在「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認同議題上糾纏,畢竟在台灣的土地上,在台灣大多數人已接受「台灣主體性」的意識下,凡事涉台灣、台灣人的認同糾葛,獨派幾乎無往不利。因此,這也是筆者強烈主張應將台胞認同從「中國」提升至「祖國」的新位階,故提出《台胞認同應祖國化》的「祖國論」。

「祖國論」的政治制高點

在「台灣主體性」意識籠罩下,台灣政治氛圍是競相表態愛台灣,官方陸委會平日不但「台灣人民利益」朗朗上口,2010年12月6日更集其大成提出捍衛台灣民主等七核心利益的「台灣核心利益論」,該七項核心利益分別是民主、主權、安全、對兩岸關係的未來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空間的權利、不被歧視的權利、弱勢者的生存權利。這是「中國國民黨」2008年執政以來首度闡述的大陸政策基調,就兩岸終極統一而言,「台灣核心利益論」似與之背道而馳。首先,「台灣核心利益論」七條件是以民主、主權、安全、歧視的抽像核心衍生具體的統獨選擇權、國際空間權、弱者生存權。無論是抽像或具體,每一條件均好似與深綠的政見雷同。其次,「台灣核心利益論」內容似有與實際相反之處,例如兩岸貿易明明是台灣對內地設下諸多不公平的貿易競爭障礙,明明是祖國對台灣大幅讓利,卻被講成好似祖國在歧視台灣,從而要求「不被歧視的權利」。再者,尤其是該論提及「對兩岸關係的未來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一語,不但與深綠論述一致,且因為二十年來在分離主義的強力教化,「台獨史觀」改變台灣民眾的原有中國認同,目前分離主義認同成為主流情勢下的自由選擇,其結果不是擺明了搞台獨嗎?至於「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空間的權利」一語,更是令人驚駭,因為達賴喇嘛也提出要向北京爭取西藏「有意義的自治」(meaningful autonomy)。但何謂「有意義的」?如何定義「有意義的」?其與時俱變「有意義的」之定義為何?要參與國際空間到何種程度台灣才認為是有意義?一切盡在不言中嘛!

就「祖國認同論」而言,當台灣人民視中國為祖國,則台灣統派立即在認同與論述上取得政治上的至高點。試想,如果台灣人視中國為祖國,在祖國的呵護下,才是台灣人民的核心利益。如果台灣人民視中國為祖國,就現階段而言那怕是有7%的台灣人民視中國為祖國,對「台灣核心利益論」所衍生諸如台灣需要國際空間、需要軍購撤飛彈等主權安全之尖銳議題,即迎刃而解。試問如果中國是祖國,天下那有地方向祖國要求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空間的權利?如果中國是祖國,則天下那有買武器槍口對準祖國母親的呢?在祖國的呵護下,何來所謂的台灣遭歧視及弱勢者生存權利的問題?此外,當台灣人民視中國為祖國時,其另類意涵就是對李扁執政竟日教化台灣要與中國「對等」「有尊嚴」的論述,也均不攻自破。因為,天下那有向母親要求「對等與尊嚴」?回到祖國母親懷抱,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最大尊嚴。

台灣社會早已經中國內地化

關切熟知兩岸事務者皆知,文化議題是中共對台工作繼經貿交流後的另一重點工作,並寄望兩岸透過文化大交流,促進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同。有不少論者主張發展兩岸關係應力倡重視中華文化,惟獨未見提及台灣文史。

事實上,一般學者因非長期研究台灣歷史,可能難以理解台灣早已是一個中國化的社會。台灣曾遭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無可諱言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使台灣社會的主要城鎮已某種程度的日本化。1947年3月二二八事件時,此一日化因素影響甚深,事後國府調查二二八發生原因,瞭解其嚴重性,乃決定嚴禁使用日文日語,同時以大力推行國語及灌輸祖國歷史、地理、文化的方式,徹底根除日本文化的影響。

此外,1949年國府兵敗遷台,內地各省知識份子隨之大批遷台,迅速填補日人教師離台在教育上的缺額。1965年時台灣的大專院校增至56所、教員增至5,622人、學生增達85,346人。十五年間(1950-65),較日據末期1944年的學校增加11.2倍,較當時的453名台灣學生增加188倍。

此一時期,大、中、小學教育均急速擴增,為當時的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充沛優質的基層人力資源,另一無形的影響,就是台灣完全中國內地化;更何況自內地搶運來台的數萬件的千年中國古文物也在台灣,收藏於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這也是為何內地觀光客來台灣,其在文字、語言、宗教等方面的兩岸交往,形同在內地其他省份觀光,感受台灣是完全中國內地化的社會。

台灣曾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目前主張發展兩岸關係應力倡重視中華文化論者,可能不知道或未深思,蔣介石不但早於1960年代中期就在台灣宏揚中華文化,而且當時蔣介石是在軍、警、特大權一把抓的情境下,鋪天蓋地的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

話說1966年11月12日,蔣介石藉陽明山中山樓的落成,發表《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暨中山樓落成紀念文》乙文,除闡揚國父孫中山與道統的繼承關係,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屢為邪說誣民者所毀傷」「幸我國父誕生,乃有三民主義之發明,而道統文化,又一次集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之大成」,另並將自己與該道統相連結。

次日,蕭一山、沈剛伯、方豪等在台史學界大老即於座談會中,表態擁護。一時間,全島各界人士紛紛熱烈響應,舉辦演講、展覽、作文比賽、徵集歌謠劇本等。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生社團甚至誓言,在總統偉大的號召下要努力發揚道統以早消滅「赤禍」。全國大專聯合會則聲明,國父與總統的思想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因此必須「精心研讀」。短短數月間,各式動員擁護支持的表態活動,目不暇給;1967年7月28日,國府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組織架構龐大,經費充裕,主要成員均是黨國學界要人。

自1967年起往後的整整十餘年間,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搞得轟轟烈烈,經常舉辦各種文物藝術展覽,推行國語,編印古籍今注今譯、中國史學論文選集、中華文化概述及中華文化叢書,發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等。惟日後李登輝出任總統,訴諸於我國傳統的省籍意識與鄉土情感,將其無限上綱,以台灣人應知台灣史、應認同台灣為由,力倡本土化。蔣介石所推動的「中華文化」,其對台灣群眾的中國認同影響,兵敗如山倒。時至今日,兩岸經貿大讓利大交流,台灣民眾的兩岸終極統一認同卻持續降低。

反向思考,值此兩岸大交流之際,吾人即使能大力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其力度、廣度與深度,會超過蔣介石所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嗎?若不能,則其與時下「台灣主體性」意識對撞的影響為何?結果是可想見的。

以史為鑒:李登輝對台灣認同的手法

李登輝執政時期,極力推行實質分離的兩岸政策。他當然也瞭解,如果要實現台灣獨立,則其前提條件是要建構民眾對新國家--「台灣國」的認同。李登輝反覆強調要重視台灣的認同問題,並稱「台灣的認同是極其複雜的問題,並不是建立『台灣共和國』或宣佈『獨立』,就能解決的」「究竟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台灣的族群問題,也必須釐清解決」。

然而,因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深層影響,中國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常相互滲透而難以分割。有時,文化認同甚至是政治認同的重要基礎。文化範圍廣泛,包括歷史、文字、文學、語言、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等。文化可說是族群意識型態的核心,是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重要基石之一。文化孕育了民族的自我意識與國族認同,使菁英為維護文化的存在或延續而獻身。就分離主義者而言,文化則可作為建立「新國家」的原動力。然而,影響文化方式最廣最深者莫過於歷史,因為歷史是人類的集體記憶,孕育了國族認同。此一政治學理上的分離主義論述,二十年來台獨意識的持續增長足以說明。試問,在台灣的本省民眾與外省人或對岸內地漢人,除了自1895年以來的近代歷史記憶相異外,其餘文字、語言、風俗、宗教和習慣等不都完全相同嗎?

故李登輝在運作方面,短線操作是將民眾對台灣的認同,從地方的層次提升至國家的位階。長期則是篡改台灣歷史,建構「台灣史觀」。故筆者主張宜以史為鑒,統派應記取兩蔣在台執政與李扁執政時在歷史表述與詮釋上互動的慘痛教訓,於推動兩岸文化交流之具體內容上,務必在高舉中華文化的同時,也並舉台灣文化,以時下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加入「台灣元素」,亦即藉「台灣主體性」之歷史表述,連結祖國意識和台灣意識,並排除「台灣主體性」內的分離意識,恢復「台灣意識」內原有的強烈祖國認同內涵,俾突破近六十年來台灣居民不再視中國為祖國的心理枷鎖,傳承並喚起台灣先賢視中國為祖國的國族認同。

喚起台胞祖國認同機不可失

喚起或恢復台灣同胞的祖國認同,是一複雜龐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體育等的全面開展。就長期深層的宏觀戰略高度,獨派經由政權機器之強大行政資源,肆意曲解史實挑撥歷史怨懟,建構「分離主義史觀」,鋪天蓋地的不斷向群眾宣傳台獨內涵的「台灣主體意識」。就短期具體的微觀行政舉措,諸如新聞局、文建會等文化主管單位的強力運作、大肆派任親綠學者出任歷史學界各大學系所的關鍵職位、……甚至以總統位階不時親自宣揚台獨理念(連出版台獨書籍的「新書發表會」也親自出席)、論述與選舉造勢、報紙電視電影運作以推廣台獨史觀。此外,西方美、日政治文史勢力介入,支持台獨論述。李扁二十年台獨執政,以滴水穿石長期執著毅力,以短期近利行政,交叉強力推行分離主義教化,僅短短二十年,即改變島內一代人的認同。

值此ECFA運作,台灣民眾對兩岸合作交流多所肯定之際,如果我們未能把握此一歷史機遇,恢復歷史真相,建構兩岸一體化的歷史表述,大力喚起祖國認同。假以時日,當台灣民眾對ECFA習以為常,肯定之念彈性遞減時,支持統一的比率恐將依舊低迷,甚至更低,則意味著分離傾向的台灣認同更加固化。機會稍緃即逝,吾人務必把握此一「後ECFA時代」,兩岸形勢前所未有大好之歷史機遇,加大力度喚起台灣同胞的祖國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