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響中華民族復興的號角

論中華文化與兩岸統一


十月九日,胡錦濤在「辛亥革命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談話,正式號召全球中華兒女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向全世界宣示,中國願「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努力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並向兩岸同胞呼籲:

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振興中華的宏願,應該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大陸和台灣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當今時代,兩岸中國人面臨著共同繁榮發展、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成為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標。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根本利益。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增強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促進兩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提升兩岸經濟競爭力,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十月十日,馬英九在台北發表「百年國慶文告」說:

「辛亥雙十是海峽兩岸共同的記憶與資產。因此,英九要藉這個機會,呼籲大陸當局:紀念辛亥雙十,就不能忘記國父建國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國家,大陸應該勇敢地朝這個方向邁進,也唯有如此,才能縮短兩岸目前的距離。紀念辛亥雙十,也不能割裂歷史,而必須呈現歷史原貌,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六十多年來,中華民國不僅保障了台澎金馬的安全,延續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創造了台灣經濟與政治的奇跡,實現了台灣先賢追求議會自治的理想,而且還向世人證明:民主可以在華人社會的土壤中生根、開花、結果。

今天,台灣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富足的生活,也凝聚對國家─中華民國─堅實的認同,中華民國憲法更早已成為全民共識的基礎。國父建國的理想,當年在大陸沒有機會實施,如今卻在台灣完整實現。」

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或「流亡政府」

相對於胡錦濤號召全球中華兒女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馬英九的氣勢就顯得虛弱許多。

胡錦濤的講話中,不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而馬英九卻需要大陸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還要強調中華民國是「現在進行式」,中華民國的存在是需要任何人「正視」的嗎?「君子自強不息」嘛。今天大陸對台政策,正是馬英九所主張的「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才有15項協議和ECFA的簽訂。又何有不「正視」之虞?

今天真正需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的當是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陳水扁和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李登輝說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要正名制憲;陳水扁說台灣是美軍未佔領的海外領土;蔡英文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如果不是鄧小平「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和胡錦濤的《反分裂國家法》,在李扁二十年間,隨時可以宣佈台灣獨立,而結束中華民國。

今天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的真相為何?李扁二十年間,「中華民國」受到多少折騰和驚駭,連在台灣做一個「中國人」都要受到多少歧視和羞辱。現在每四年還得要有一次捍衛中華民國的選戰。一旦選輸,「中華民國」又要回到李扁時期任人奚落。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又如何「生根、開花、結果」?所以,馬英九「百年國慶文告」,其實是給中華民國的安慰,而不是今日中華民國處境的真實。

但我們仍然樂觀於中華民國的前途,樂觀於在台灣的中華兒女的未來。今天的兩岸分歧均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消失。因為今天的兩岸分裂其實是來自於近代中國的落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意味結束中國的落後。

霸道文化和「中國威脅論」

近代中國由於工業落後,國勢衰落,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而淪為列強爭逐瓜分的半殖民地。知識份子喪失民族自信心,為救亡圖存,只得由白色西化派而紅色西化派,在嘗試錯誤中摸索前進。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務實的「摸著石頭過河」,依賴自己的條件和方式邁向崛起。「現代化」已不再是中國人高不可攀的夢想而已。但是,至今中國尚未統一,國際上懷有敵意的「中國威脅論」又雀起。

考察近代中國歷史,中國只有割地賠款,甚至首都都屢屢遭列強攻陷。後,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為維護國際和平,反對侵略,犧牲慘重,貢獻良多。但至今,未佔有任何一塊外國的土地,也未在世界任何國家派駐一兵一卒。

近代中國領袖孫中山老早就宣稱,中國是王道文化,將來強大後,也絕不滅人國家「蹈帝國主義的覆轍」,毛澤東時代也宣稱「不稱霸」,鄧小平言「絕不作頭」,胡錦濤力主「和平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從未對周邊國家作過任何掠奪,只有帶動周邊國家共同經濟發展,以自己人民的辛勤勞動提供了發達國家市場物美價廉的商品,並從未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

但是,諾貝爾和平獎卻不是頒發給帶領十三億人民脫離貧窮飢餓的鄧小平,而是頒發給反對鄧小平的西藏農奴主達賴和主張中國再殖民三百年的劉曉波。和平獎即使不頒給鄧小平,也應該頒給曾有國際媒體提出的,促進台海和平的馬英九罷。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頒給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試問,如果有達賴和劉曉波的成功,中國除了陷入分崩離析的戰亂外,還能有領導十三億人民脫離貧窮飢餓的和平崛起嗎?

所以,問題不在「中國威脅論」而在於近代西方由資本主義而帝國主義的價值觀,那是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霸道文化。

「物競天擇」與「濟弱扶傾」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孫中山把地球的進化分為三時期,一是物質進化時期;二是物種進化時期,而有物競天擇;三是人類進化時期,則當「以互助為原則,國家社會者,互助之體也;仁義道德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孫文學說‧第四章》)孫中山進而批判這種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作為帝國主義張目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說:

「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於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滅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為人為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演講)

孫中山在《大亞洲主義》(一九二四年)的演講中,又區別了東方王道文化和西方霸道文化的不同,他說: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孫中山認為王道就是講仁義道德,是講和平的,中國應該把和平的王道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國,並諄諄告誡中國的後人說:

「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道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民族主義‧第六講》

所以,中國的崛起不是威脅的崛起,而是和平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將是王道文化的復興,是道德文明的復興。

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研究世界史的學者當發現,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大帝國,但多在分裂後,就不再能恢復統一了。例如,古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而唯獨中國,卻是一再從分裂後恢復統一,並且,還不斷的擴大其領土及成員,是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國能「分久必合」,學者或謂是由於統一的象形文字,雖不無道理,但歐洲還有統一的宗教,卻分為東正教和羅馬教廷,羅馬教廷又分新教和天主教,又有各國的分立,至今歐盟猶未能真正完成歐洲的統一。

深究中國終能「分久必合」,除了文字外,其實是來自文化的因素,那是中國的王道文化。什麼是王道文化,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尚書‧堯典》)和「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尚書‧洪範》)。

因此,王道具有幾項性質,一是須自我修養的「克明俊德」;二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和睦及和平;三是要無私和公正的正直。

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的產生,根據古史傳說,並不是來自暴力的征伐,而是來自重大民生的發明。《韓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庖犧氏發明畜牧,神農氏發明農業;軒轅氏發明車子,嫘祖發明絲織,倉頡發明文字。

至軒轅氏黃帝發生征伐,乃因「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史記‧五帝本紀》)

王道不是沒有征伐,但必須是弔民伐罪,或者為了和平而「以戰止戰」。中國的王道文化向來是反對以劫掠為目的的戰爭,從《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到唐詩,無不充滿了反戰的和平思想。

這與希臘由征伐而有奴隸社會,而有歌頌戰爭英雄的史詩不同。

有巢氏、燧人氏等,只能是氏族共主,而有經常替換的古代民主,至夏,共主的地位才得以長期化和穩定化,直到周建立宗法封建。

恢復中國太平的「大一統」

氏族社會的凝聚是依賴血緣關係,宗法封建也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團結這樣的血緣關係是「親親」,要「親親」就得「和為貴」(《論語‧學而》)。孟子說:「親親,仁也。」(《孟子‧告子下》),《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所以,王道的和平還具有「親親」的性質,而有孔子所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

中國文化對外要和平,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故王道是自我要求和自我修養,而不是靠武力征服的「羅馬的和平」或「美國的和平」。對內要和平,就要統一,統一就是「太平」。故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這種追求和平,追求統一的文化,當是中國歷經變亂終能「分久必合」的動力。

南宋朱熹長期在福建講學,形成閩學,漳、泉、晉江子弟多其門人。朱熹為宋明理學的高峰,遂為新儒學的主流。至鄭成功、陳永華來台,開科考、設學校,閩學來台。朱熹注《四書》亦隨閩學入台。台灣遂為海上中華。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要有進步尖端的科技、繁榮發達經濟外,還必須要有文化道德的復興,中國必須要建立獨立自主的道德價值,那就是和平的、仁義道德的王道文化,而不再讓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霸道文化橫行於世界。世界將是一片互助合作、濟弱扶傾,這將是中華民族對世界人類文明的再度貢獻。

所謂「台獨」,除了少數甘心為帝國主義驅策的政客外,無非是對中華民族喪失了自信心和奮鬥的勇氣,而誤以西方的霸道文化為「普世價值」,並自以為「西化」或「皇民化」可以把自己改造成比中國人高級的「不像中國人」(台灣教授協會等本土社團宣言語)。

一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恢復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復興中華文化的道德價值,兩岸同胞本來就是同文同種,和血脈淵源來自河洛的中華兒女,必能「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以中華文化統合兩岸,完成祖國的統一,恢復中國太平的「大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