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有、1%民治、1%民享

以往總是美國人旁觀別國人民抗議那些由少數菁英掌握國家財富的專制政權。可在我們自己的民主制度中，1%的人攫取國家近四分之一的收入——這樣的不公不義，遲早總會反過頭來殃及這些有錢人。 Joseph E. Stiglitz

擺在眼前的事實，蒙著眼說看不見還是事實。美國社會塔尖1%的人，一年要攫取國家近四分之一的收入。不以收入改以財富來看，這塔尖1%控制了40%的財富。他們的運命呈一百八十度轉變，也不過25年前，塔尖12%的人佔有的財富是33%。有人說，這期間的新生事物與大勢給這些人帶來好運，並聲稱水漲船皆高。這種說法有意誤導。過去十年，塔尖1%的人收入成長18%，中產階級則眼睜睜看著收入下滑。高中畢業的男生收入垂直下滑，過去25年減少12%。近二、三十年的所有成長都落到塔尖少數人口袋。就收入公平而言，美國遠不及小布希揶揄為僵化「老歐洲」中的任何一個國家。能與我們比肩的是俄羅斯寡頭統治與伊朗。過去拉美許多不公不義中心，像巴西，近幾年戮力消除貧困，在改善窮人境遇與拉近所得差距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美國則坐令收入差距拉大。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總是要為困擾19世紀中葉的嚴重社會不公現象找正當理由——那種不公比起我們今天眼裡的美國簡直微不足道。他們的理由「邊際生產力理論」。理論的核心：將高收入與高生產力、卓越的社會貢獻聯繫在一起。富人總愛宣揚這種理論。然而其證據卻薄弱。與過去三年的衰退脫不了干係的企業高管，不管對社會還是對其公司的貢獻都是非常負面的，但獎金照領。有些公司不好意思把這類報酬稱做「績效獎金」，扭扭捏捏的改稱「留才獎金」（儘管留下的是不善的經營）。真正對社會有了不起貢獻的開拓人，如遺傳基因研究領域與「信息時代」的開拓人，其所得比起那些開拓金融領域而差點把全球經濟毀掉的人，簡直是杯水車薪。

有人看到收入不公，聳聳肩。這人賺點，那人賠點又怎樣？他們辯稱，重要的是蛋糕大小而不是蛋糕怎麼分。這種說法根本不對。一個像美國的經濟體內，大多數公民日子要是過得一年不如一年，這個經濟的未來不太可能看好。理由：

首先，日益不公的另一面是機會減少。機會一旦日益不均，即表示我們無法把我們最珍貴的資產－－我們的人民－－的生產力發揮到極致。

其次，像壟斷集團和特定企業的優惠稅率這類怪異現象造成的不公，拖累了整個經濟。不公又帶來另一類的怪異現象，僅舉一個例子：不少年輕幹才看到天文數字的報酬跑到金融界，而不願到那些可以讓經濟更具生產力更健全的領域去工作。

第三，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要政府投資基礎建設、教育和科技。美國和世界在相當程度上受益於政府資助的研究，互聯網與公共衛生等等皆因此而發展。但美國在基礎建設方面的投資（看看我們的高速公路、橋樑、鐵路和機場），在基礎研究和各級教育上的投資，長期以來嚴重不足。不久還要削減。

這些現象並不令人意外——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一面倒時自然會出現。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越不公，有錢人就越不願投資公共設施。不管公園、教育、醫療或個人的保安，有錢人都不仰賴政府，他們自己就有能力買到。久而久之，他們離老百姓越來越遠，原本還有的一點同理心也消失殆盡。他們也不放心強有力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可能用權力調整財富的天秤，徵收他們一部份財富，做有益公眾的投資。塔尖1%或不滿，但心底是贊同我們這樣的政府的：癱瘓得無法重新分配財富，分裂得除了降稅什麼事也做不成。

如何透徹說明美國社會的不公，經濟學家也沒把握。一般的供需變化自然是一種說法：取代人工的技術削減許多「不錯的」中產與藍領工作。全球化創造了一個世界勞動市場，昂貴美國非技術工無法與廉價海外非技術工競爭。社會變遷也是一種說法——以工會的沒落為例，美國工會一度代表三分之一工人，現在只代表12%左右的工人。

但是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公的一大原因是塔尖1%的人要的就是不公。最明顯的例子是稅收政策。富人一大部分收入來自投資，下調資本利得稅等於讓這些最有錢的美國人予取予求。從上個世紀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紀末的比爾蓋茨，經濟力量一直是來自壟斷和近乎壟斷。對反托拉斯法執法不力，特別是共和黨政府時期，無異上帝給塔尖1%的人的禮物。今天美國社會的不公，主要肇因金融業花錢（金融業有史以來最好的投資之一）修改遊戲規則，得以操控金融體系。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貸款給金融機構，使盡手段都不見效時，就以優惠的條件慷慨救助。對業內的利益衝突與財務不公開，監管機構則張隻眼閉只眼。

光看這個國家塔尖1%人掌控的財富，難免會讓人以為咱們這種日見擴大的不公是美國的典型成就呢。論及不公，當年我們是後進，現在是世界級的了，看來這一成就還會擴大一陣子，因為造成不公的形勢會自行發展。財富帶來權力，權力又帶來財富。1980年代的存貸款醜聞（以今天的標準，其規模令人啼笑皆非），國會一委員會問銀行家查爾斯．基廷（Charles Keating），他灑150萬美元給特定官員到底能不能買到影響力。他回道：「我當然希望能買到。」「公民聯合」（Citizens United）控告聯邦選委會一案，最高法院最近取消競選經費限制的判決，無異莊嚴宣告企業有收買政府的權利。今天真可謂政通人和，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白宮裡大部份代表們，上任時都是塔尖1%的成員，靠這1%的金錢保住官位，知道把這塔尖1%伺候好了，卸任時會得到回報。主要行政部門，美國經貿政策的制訂者，也來自塔尖1%。因此藥商得到上兆美元大禮也別驚異莫名，因為已有立法禁止政府這個最大藥品買家議價。稅收法案沒有富人減稅條款就別想通過，也沒什好大驚小怪的了。看看塔尖1%的實力，這套體系只有這樣才動得了。

美國的不公在方方面面扭曲了我們的社會。到處可見其對生活方式的影響，塔尖1%以外的人，越來越入不敷出。政府優惠企業與富人終將惠及窮人的「滲漏經濟學」或屬虛妄，「滲漏行為主義」卻實實在在存在。社會不公相當程度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塔尖1%少有人從過軍。——實際情況是「全是自願者」組成的軍隊所付餉銀不足以吸引其子女，愛國就愛到這。另外，國家發動戰爭時，最富階級也不會有加稅的衝擊，舉債即可支付所有開銷。外交政策的定義，是以國家既有的資源求取國家最大的利益。塔尖1%當道，做的是無本生意，還談什麼折衝樽俎。要冒險儘管去，公司與承包商看到的只有利潤。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是為富人的利益而設計：鼓勵國家與國家搶生意，這樣各國就得降低公司稅率，減少對健康與環境的保護，漠視一向給看成「核心」的勞工權益，其中包括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想想，要是全球化規則設計成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政府自會競相提供經濟上的保障，降低一般工薪所得者的稅率，提供良好的教育與乾淨的環境，這些都是工人關心的，卻是塔尖1%無需關心的。

或準確的說，他們自認無需關心。塔尖1%讓我們社會付出的代價中最沉重的或許是：認同感的消逝。要講認同感，不能不講公平競爭，機會均等和社區意識。美國一直以其公平社會自詡，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都有公平的出頭機會，但統計數字道出另一面：一個貧窮公民，甚至一個中產階級公民，擠進美國上層社會的機會不如歐洲許多國家。他們處處碰壁。就是這種機會不均等的不公體系造成中東遍地烽火，糧價暴漲和青年長期失業不過是條導火線。美國目前青年失業率約20%（在某些地區和族群中要高一倍）；六個美國人中有一位需全職工作而不可得；七個美國人中有一個靠食物券過活（忍受「無固定食物來源」的美國人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以上足證自吹自擂的從塔尖1%到每一個人的「滲漏」已受阻。造成疏離的結果已可預見——上次選舉，20歲世代的投票率約21%，與失業率不相上下。

最近幾周，我們看到上百萬的民眾上街，抗議其高壓社會的政經及社會形勢。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被推翻。利比亞、也門和巴林爆發抗議。中東其他地區的統治家族從空調閣樓中不安的注意事態發展，不知下一個是否輪到他們。他們當然不安。在這些社會，不到1%的一小撮人掌控絕大部份財富，在這裡財富就是力量，各式各樣的腐敗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是這些極富在阻撓改善一般民眾生活的政策。

看到街頭這些憤怒的群眾，我們要自問：何時輪到美國？在關鍵層面，我們自己的國家已越來越像這千里之外的多事之地。

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描繪他看到的美國社會中獨到的一面——他稱之為「適度的利己」。關鍵在適度兩字。狹隘來說，每個人都知利己：我現在就要好處！「適度」的利己則不同。它意味美國人知道關注每一個人的利己意識－－換句話說即「共同福祉」－－是實現一己福祉的先決條件。托克維爾倒不是推崇這種想法有多高尚，多理想，他的看法與此背道而馳。這是典型的美國實用主義。狡黠的美國人明白一個起馬的道理：替別人設想不光對靈魂有益，也有益錢袋。

塔尖1%的人住著豪宅，得到最好的教育，有最好的醫生，享受最好的生活方式，但金錢沒為他們買到的有：意識到他們的命運和其他99%的日子怎麼過息息相關。歷史告訴我們，塔尖1%最終會明白這個道理，但為時已晚。

★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本文原刊VANITY FAIR, MAY 2011,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初譯者為大陸熱心網民，本刊在初譯基礎上比照原文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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