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美關係：老問題 新動向 換思路

40年前的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開始了他稱之為「改變世界一周」的中國之行。中美兩國老一輩領導人，以非凡的戰略眼光與政治智慧，打破了兩國多年相互隔絕的政治堅冰，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開雙邊關係發展的新篇章。

40年彈指一揮間，轉眼間，2011年也進入了歷史，就全球視角而言，借用中國外長楊潔篪的話，過去一年的特點就是「大事、難事和急事」，這些事一件也沒有解決，說句不中聽的話，人類將繼續拖著沉重的步伐，背負著這些「大事、難事和急事」，蹣跚於歷史的大道，「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就中美關係而言，40年來固然進展不少，但問題同樣不少。說句樂觀主義的套話，波浪式前進。說句現實主義的實話，那就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市場體制的初步建立及逐步完善，在全球問題尚未能解決的大背景下，中美關係自然也不例外。在可預見的未來，合作、摩擦、對話、互讓仍然是兩國關係的主軸，轉得動這一主軸是四個字：互信增加；轉不動同樣也是四個字：互信缺乏。

實事求是說一句，說中美關係毫無進展，這顯然不對，平心而論，從2011年開始起，中美之間高層交流不斷，1月18日至21日，胡錦濤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元首共同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確認雙方將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在經濟領域，雙方將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夥伴關係，推進兩國和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胡主席的這次訪問，明確了中美關係今後的發展方向，增進了中美戰略互信，推動了各領域的務實合作，擴大了兩國人文交流，促進了兩國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加強了在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上的溝通協調，不僅為中美關係長期穩定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也將21世紀的中美關係帶入了一個新的起點。

隨後，兩國高層互訪頻繁，各項機制逐步拓展。4月2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代表團訪華；5月，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6月，首次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在夏威夷舉行；8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了到訪的美國副總統拜登；10月，第三次中美非洲事務磋商在京舉行；11月，在三大峰會等多邊場合（G20領導人第六次峰會、亞太經合組織第19次非正式會議、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中美元首接連會面、深入交流，有力地推進了中美關係發展。

與此同時，軍事、人文交流蓬勃開展。1月，美國防部長蓋茨訪華；5月，陳炳德上將率團訪美；6月，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在新加坡會晤蓋茨；7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馬倫訪華；12月，第12次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在北京舉行。4月，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第二輪會議在華盛頓成功舉辦；9月，中國文化系列活動在美拉開序幕。

但是，毋庸諱言的是，中美之間的老問題一個不少，依然存在。不管你贊成還是反對，筆者要說的是，美國國會文件對中美之間問題觀察的尖銳性，以及其翔實的統計和堅定的立場，值得稱道，為客觀起，謹摘錄如下：

第一、安全問題。美國國會認為，引發「安全問題」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國「趁美國和西方國家尚在近兩年來全球經濟衰退的復甦途中」，在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上「迅速崛起成為大國」，美國需要應對「中國軍事的現代化」，需要應對「中國竭力阻撓美國軍艦和航母進入中國附近的水域和領空」，更需要應對中國「越來越強烈的對有爭議的亞洲海洋島嶼的主權訴求」。此外，在核不擴散問題上，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遏制伊朗和朝鮮的核發展計劃，美國應該如何「贏得中國合作的最大化」，這些都是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的老問題」。

第二、台灣問題。美國認為，在美中關係中所有敏感複雜的問題中，美台關係是最敏感最複雜的。儘管華盛頓和北京都聲稱雙方要在「互相尊重、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合作的夥伴關係」，但是，雙方都隨時準備著「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為台灣的命運而捲入一場軍事衝突中」。美國認為，中國一直聲稱自己對這個島擁有主權，並「發誓」無論是通過和平還是武力的手段，最終都要實施對這個島的政治掌控。為此，中國在台灣對岸部署了1,000多枚導彈，並開始實施軍事現代化計劃，（台灣）防務專家堅信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的就是要嚇阻美國對台灣的任何軍事援助的企圖。因此，美國在同台北和北京的關係中就有必要扮演「精巧的角色」，美國多次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同時在可能的兩岸衝突中就保衛台灣而言保持了一定的模糊，美國的這一「模糊政策」的用意就是既要阻遏大陸對台灣的動武，也要阻遏台灣動輒用「獨立」來刺激大陸動武。美國一直在敦促大陸要贏得台灣的民心民意，而不是用武力來威懾，因此，美國歡迎自2008年來的兩岸關係的改善和進展。2010年6月兩岸簽署的ECFA清除了兩岸貿易和投資中的眾多障礙，加速了兩岸的經濟一體化，但這一一體化進程引發了台灣和美國的一些人的擔心，擔心台灣的自治性逐步喪失。

就美國推動普世的自由和多黨民主的理念而言，台灣無疑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因此，保障台灣人民實施自己民主政治的能力同美國利益是「息息相關」的。台灣對民主和人權的尊重同樣影響到美國對台灣支持的力度和程度，其中也包括美國對台軍售。美國還認為，台灣模式就是「中國民主」模式，這證明民主同中國文化是並行不悖的，美國「強烈」認同台灣的民主模式，並認為「台灣和平的民主轉型不僅僅是2,300萬台灣人民創造的奇跡，而且這一轉型模式同樣適用於大陸」，據此，美國前總統布希在2008年就界定台灣是「世界民主的燈塔」。在歷經了政治權力的民主的換手後，台灣依然還行進在完善法治和多黨制的道路上，而這一過程對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是「有利的」。一些台灣人士出於歷史的教訓對國民黨政權的濫權仍心有餘悸，因此，美國國會有義務對台灣的民主改革和「某些美籍台灣人的某些目標」予以積極的支持。同時，國民黨和民進黨長期的相互猜疑也加劇了台灣的政黨之爭，這不僅影響到台灣有效治理，兩黨關係和共識的建立，並且對美國的利益也有相當的影響，畢竟，台灣是美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台灣的善治和法治對美國的商業利益也有直接的影響。

最後，美國認為，鑒於台灣軍隊的日益職業化和非政治化，軍隊不再是國民黨的軍隊，而成了文官治理的「國防力量」，因此台灣的軍事政變可能性已經是明日黃花。但是，考慮到台灣同大陸關係的雙重性：一方面是日益密切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是島內的分離主義傾向，因此，（美國）對挑戰穩定的任何重大變化的評估都要建立在對台灣民主的信心的基礎上，（美國的）嚴密監管和均衡都會對改變美國主張的維持現狀的極端性企圖起到緩衝的作用。只要台灣島內的民主是可持續發展的，就會有效抵禦來自大陸的影響，並且，一個推動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台灣，就戰略高度而言，將會永遠站在美國以及美國在亞洲、歐洲的盟國的一邊。

第三、經貿問題。縱觀美國方面的各類文件，就中美經貿關係而言，美方除了指責，還是指責。美國認為，中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融合固然對雙方有益，但面對中國低成本的製造業，美國的製造業則越來越處於不公平的競爭地位，結果是導致眾多美國製造業落戶中國，造成美國本土大量工作崗位的丟失。其次，中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和「混亂的」的經濟政策是引發美中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其中就包括中國拒絕人民幣「按市場規律升值」，中國違背WTO的規章制度，以及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中國在政府採購方面的「歧視性政策」和中國犧牲外國企業以保護本國行業等等。美國的一些國會議員大聲疾呼，鑒於美國經濟復甦的緩慢和高失業率，美國不能再容忍中國「混亂的貿易政策」，務必要採取更強烈的措施來迫使中國廢除其不公正的、損害美國經濟利益的貿易政策，如果美國「不當機立斷」的話，隨著中國尖端產品的增長，美中貿易摩擦將「日趨嚴重尖銳和激烈」。

第四、人權問題。美國認為，中國的人權問題也是美國利益所在的問題。美國的一些人士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是錯誤的，因為這一政策並沒有催生出積極的政治改革，在人權領域裡甚至沒有產生基本的進步，因此，美中雙邊關係仍然是不穩定的。但，也有美國人士認為美國對華的「接觸」政策還是有助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為民主奠定了社會和法律的基礎，並推動了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美國國務卿希拉裡曾經說過，歐巴馬政府的人權政策是一個「原則性的務實問題」，推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是「強硬的外交態度和靜悄悄的外交手段」，她認為，同公開指責比較的話，這樣做的好處是既能避免對總體的關係帶來損害，又能帶動有效的社會變化。美國文件還提及，美國的眾多人權活動者抱怨歐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中減少了人權的份量，結果導致中國方面在這一問題上的更不合作。

一方面是老問題尚在，一個不少，另一方面，美國開始構築推動新的戰略策略，其要害是，要讓中國體會到美國的「實力」，但展示的方式和技巧必須有別於歷史上任何傳統的方式，這就需要「巧」字當頭，「實力」就在其中。2010年12月，美國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向美國國會獻策五條，該智庫文件指出，今天的中國同全球經濟外交有密切的聯繫，因此，中國還不是美國的敵手，但是，一個崛起的中國肯定是美國潛在的危險和挑戰。在目前這一時刻，美國必須站穩腳跟以應對中國對美國利益的挑戰，美國必須有充分的準備以應對中國「可能的」對美國利益的公開而持續的挑戰，為此，美國國會應該從五個方面著手：1）不要光盯住人民幣匯率問題，要擴大經濟關注點；2）授權國會外國投資委員會，制定監管中國在美國投資的原則條例；3）支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和夥伴。美國在亞太地區有五個正式的盟國（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泰國），同台灣有合法的承諾，同新加坡和紐西蘭有長期的「協作關係」，並正在擴大同印度的聯繫，因此，美國應該發展同該地區的軍事和非軍事的交往，要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就有必要讓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國和夥伴看到美國無論在經濟還是安全方面都是主導該地區的「當機立斷的夥伴」；4）支持防務預算的增加，保持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積極存在；5）保護同中國進行軍事交流時的限制條列，同中國的太空合作交流同樣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該文件最後指出，美國必須明確告訴中國，不要幻想美國會放棄其在亞洲巨大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利益，要把上述信息傳遞給中國，這不是與中國為敵，而是盡最大可能避免誤解。

如今回頭看的話，雖然無法證實歐巴馬政府被智庫建議牽著走，但卻可以看到歐巴馬政府確實也是「從善如流」，去年來新動向層出不窮，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遏制或應對中國的崛起。

新動向之一：南海問題。眾所周知，南海島礁問題本來並不是問題，幾十年來中國同這些鄰國一直相安無事，但現在卻成了問題，一些國家在去年還鬧得不亦樂乎，鬧就鬧吧，中國同這些國家的爭議本來也是可以通過雙邊的方式來處理，但偏偏美國現在要來插一槓子。美國國務卿希拉裡強硬發話，美國決不能讓別的國家決定其未來，美國在確保南海航行自由等方面，必須發揮重要的作用。希拉裡國務卿還用菲律賓單方面宣示爭議海域主權的「西菲律賓海」來指稱南海，其背後動機連瞎子也看得出來。

新動向之二：美國積極推動的TPP。美國文件稱，TPP原本是新加坡、紐西蘭和智利在2003年發起的旨在實施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的一個「跨太平洋的戰略經濟夥伴」協議，汶萊於2005年參加談判。TPP於2006年開始生效。2008年3月，美國開始加入談判。2008年年底，澳大利亞、秘魯和越南相繼加入。2010年，上述八國舉行了三輪談判。2010年10月，馬來西亞開始加入。2010年12月，上述九國在紐西蘭舉行了第四輪談判。2009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一次演講中稱，多邊組織的發展有助於推動該地區的安全和繁榮。近年來，我知道美國一直沒有參加這些組織。現在恕我直言，這些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作為亞太地區的大國，美國期待加入塑造這一地區未來的探討，並期待充分參與這些組織。美國文件還稱，無論是ASEAN，還是APEC，或是EAS，這些組織架構都有兩個層面，一是經濟，二是戰略。這些組織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1）以亞洲國家為核心，不包括美國；2）以跨太平洋為特點，可以包括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TPP就是一個可以被用來為美國塑造在該地區的話語權的載體。通過加入EAS，通過把同ASEAN的關係提升到戰略層面，再通過TPP，美國就是在形塑一個「包容性更大，具有跨太平洋特點的」地區架構。

境外輿論一針見血：美國努力推動TPP明顯劍指中國。美國去年在APEC會議上所提出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推動TPP，但這個由美國力主推動的地區自由貿易計劃卻排除中國，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抗衡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和政治格局中的主導地位。

新動向之三：《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2012年1月5日，向來極少現身五角大樓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赴五角大樓，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軍事戰略報告。該報告本該由美國國防部部長帕內塔發佈，但白宮1月4日突然決定由總統歐巴馬親赴五角大樓發佈，以顯示歐巴馬政府對這一美軍新戰略的重視程度。

該戰略報告稱，美軍將進行全球部署調整，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同時將美國的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報告稱，「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與西太平洋和東亞、印度洋和南亞地區緊密相連」，美國與「亞洲盟國和主要合作夥伴的關係是該地區未來穩定和增長的關鍵」。美國還將擴大與亞太新興國家的合作，尤其是「與印度建立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以便為更廣闊的印度洋地區保障安全」。此外，美國「還將保持朝鮮半島的和平，通過與盟友和地區國家的有效合作，阻嚇朝鮮的挑釁及其核項目的發展」。該報告稱，「從長遠來看，中國在亞太的崛起給美國經濟和安全等許多方面產生了潛在的影響」，兩國在維護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建立「合作性的雙邊關係」方面有著「很強的共同利益」。但是，「為避免在該地區造成摩擦，中國的軍力增長和軍事意圖必須更加透明和清晰」。同時，該報告還令人注目提出，一些地區國家「比如中國和伊朗」發展的「反介入和區域拒阻等非對稱能力」，包括電子網絡戰、巡航和彈道導彈、先進的防空系統、水雷以及其他複雜的武器系統，對美國的「軍力投射能力」產生了重大挑戰。儘管如此，美國也要努力在投射能力上加強投入，以保證「通行自由」。

據此，這三大新動向預示著2012年的中美關係將更趨複雜多變。

面對強勢的美國及其全球戰略，中美關係的複雜程度將超過任何人的想像，據此，大陸必須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既從戰略層面，也要從策略層面來應對咄咄逼人的美國戰略。

首先，和平與發展就是中國政府的國家戰略。

2011年9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佈了題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白皮書指出，中國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堅持自己和平發展的同時，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積極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繁榮。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之際，中國再次向世界鄭重宣告，和平發展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富民強國、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的戰略抉擇。中國將堅定不移沿著和平發展道路走下去。這條道路最鮮明的特徵是科學發展、自主發展、開放發展、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白皮書在列舉了一系列事實和數據後，雄辯地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國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是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並努力作出貢獻的國家。筆者以為，這一白皮書就是中國國家戰略，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真心實意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並不希望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其他國家不發展的基礎上，中國也沒有貪婪到要囊括全世界的資產，更沒有在世界各地稱王稱霸的圖謀。

其次，彰顯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最好的標竿就是進一步大力推動兩岸的和解。1月14日台灣領導人選舉的結果就是對兩岸持續四年的和解的最有力的肯定，也是對「九二共識」的最有力的認同，更是對大陸堅持的和平發展戰略的最有力的註釋。在過去的四年裡，兩岸關係之所以能得到60年來前所未有的和解與發展，關鍵就在於兩岸當局的明智抉擇和有力推動，這一明智抉擇就是「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推動措施就是「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值得稱道的是，馬英九不負兩岸眾望，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復興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為兩岸未來的終極統一按下了「啟動鈕」，在未來繼續執政的四年裡，筆者深信，兩岸的對話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兩岸的交流將達到更廣泛的程度，兩岸的企業將擁有更廣闊的合作空間，而最重要的是，兩岸民眾將從兩岸和解中獲得更大更實際的利益，兩岸的和平與發展階段將順理成章地進入新的歷史篇章。就大陸而言，隨著改革的深化和民生的改善，其包容性和自信力將倍增，大陸將樂於分享台灣的進步，學習台灣的管理經驗，兩岸全方位的合作將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一言以蔽之，兩岸和平與發展的現實與歷史意義將超出兩岸的區域範疇，全世界看到的將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負責任表現。

第三，就中美關係而言，審時度勢、後發制人當是中國一個明智的選擇。希拉裡宣稱，雖然中國的經濟已經有了大幅度發展，但從任何一個標準來說，中國都是一個窮國，美國在全世界的領導權仍將繼續。據此，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大國，美國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大國，因此，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和規章來辦事理應成為處理中美關係的一個準則。同時，中國不能走美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老路，中國應該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發展之路，據此，從戰略高度來說，「求和平、重穩定、謀發展、促合作」當是中國在下一個十年中的主流共識。「審時度勢、順勢而動、後發制人、因勢利導」則是我們理性的手段和方式。

在東方文化中，「勢」是中國戰略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孫子云：「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孫子兵法．兵勢》）英國戰略理論家利德爾．哈特也有過類似的表述：真正的目的與其說是尋求戰鬥，不如說是一種有利的戰略形勢。就「勢」字結構而言，它由「執」和「力」兩個字疊加而成。據此，我們或許可以感悟到，「勢」者，「執力」也，這一「執力」有兩個方面，一是「掌握」的能力，二是「執行」的能力。由此可見，「勢」與「能力」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其次，拿破侖說過：戰略是利用時間和空間的藝術。戰略關注的「勢」，就是把各種「能力」在特定的時空內靈活巧妙地組合起來，形成與最佳外在條件緊密聯繫的一種待髮型態。中國戰略強調「審時度勢」，就是指「尋找力量和時間的最佳組合時機」，「順勢而後動」，「後發制人」，在動態中形成最大的合力，進而才能「因勢利導」，才能使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的變化。

總而言之，中國將堅定不移沿著和平發展道路走下去，做一個坦坦蕩蕩的負責任的大國，用事實昭示全世界，中國一不謀求世界霸權，二不謀求區域霸權，三不做欺行霸市的大國，處理包括同美國在內的任何關係，中國的一個準則就是「和平、穩定、發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