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蒙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像征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像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2011年12月9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