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政策的發展評估

首先導致一個中國原則爭議的是在今年3月23日至26日，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在第一階段商討兩岸文書查證使用及間接掛號查詢補償的問題。

其實類似的問題在1992年11月間當海基會與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就兩岸共同防制海上犯罪進行程序性協商時就已經發生過。當時中共對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希望在一個中國前提下，把合作的對象限於台灣與福建，藉機完成「省對省」的錯覺。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則希望在一個中國之下，加入「對等互惠」的立場以錯開中共的矮化措施。雙方雖然各說各話，對一個中國的共識也互有不同內涵的解釋，可是也完成了協商結果。

此次文書查證協商，海基會原也想援用此例來與海協會談判，期望在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下，不因雙方不同的內涵解釋而妨礙了雙方急待需要解決的事項。實際上，當時已有媒體敏銳地觀察到這方面問題；聯合報一篇分析報導中就說：「以兩岸政治現勢，想要找出一個讓兩岸都能接受的『一個中國』定義，似乎不可能；在對方不願迴避的情況下，各說各話的模糊解釋，恐怕將成為惟一的可行之道。」

可是行政院陸委會沒有同意海基會在文書查證協商中可提及「一個中國」的原則，固是基於防弊心理，但也因而讓雙方協商沒有結果而提早結束。不過，「一個中國」的爭議並沒有因此結束，受到中共頻頻以這個原則來統戰台北的攻勢，李登輝總統藉著國統會第七次委員會議召開之便，就明白指出：「中共目前對兩岸事務性談判的策略是要加入『一個中國』的前提，我們應謹慎因應，不要掉進圈套。」李總統並裁示，有關「一個中國」的涵意問題，不妨交由國統會研究委員繼續研究後，再提出建議報告。

國統會研究委員於5月19日集會，再度就「一個中國」涵意進行討論。結果會議後多數委員看法是：1949年以後兩岸分裂的事實不能不承認，在現階段分裂的情況下，中國的主權問題應予虛懸或凍結。另外研究委員亦認為，兩岸對一個中國涵義的認知，短期內不會有共識，因此目前不宜將「一個中國」原則納入兩岸事務性談判之協定文字中，以免掉入中共的陷阱。

不過，這樣對一個中國意涵暫時擱置不談的情勢，在面臨新的事件發生後，又不得不作另外調整。首先遭遇到的新狀況是在今年6月30日當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會見台灣學者組成的「兩岸關係研究訪問團」時表示：將來兩岸統一後，台灣所有一切都可維持現狀，軍隊也可維持，甚至國號也可考慮重新來商討。儘管這項說法未脫一國二制範疇，不過更改國號問題，關乎一個國家的名分與歷史地位，當不能等閒視之。加上陸委會另外也注意到中共針對更改國號問題之有三個相關跡象：（一）中共曾在媒體發表近年來更改國號的國家數目；（二）中共已將郵票上的「中國人民郵政」改為「中國郵政」字樣；（三）中共對今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台灣人民旅行規範定名為《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管理辦法》。所以陸委會雖然認為吳學謙的說詞並無新意，但也承認中共近年來較少以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則是明顯事實。而且，一個中國原則是否需要迴避也待再思考。

其次的衝擊便是中華民國政府終在今年7月16日經立法院二讀通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根據陸委會的說法，當初政府研擬該條例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一國二地區」－－國係指中華民國，兩地區是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中共對此條例的反應當然是非常負面。中共國務院對台辦發言人李慶洲說，北京早就正式否定了台北「一國二地區」的提議，並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法統已不存在，因此依據此一法統制定的兩岸關係條例，也就沒有合理存在的基礎。同天中國時報發表社論指出：「中共官方此一強硬態度，顯示出我政府正力圖改善與大陸官方關係之際，中共在政治立場上，並不因兩岸形勢的日趨緩和，而改變其所定的『一個中國、一國二制』的統一方針。」因此，社論建議：「在兩岸進一步交往中，如何界定『一個中國』的內涵，已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聯合報》社論指出：「若是我們因為中共提『一個中國』，便迴避之，忌諱之，我們在兩岸關係上便自屈於地方政府的地位，在全體中國人心目中便喪失與中共爭取一個中國主導者的地位。」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魏鏞也認為：「接受『一個中國』便會使人誤會我們已接受『一國二制』，或將使國際人士誤以為我們已經接受『中共』為『中國』而言，這種論點未免太心虛，太低估了本身在國際社會中說明及澄清我方立場的能力。」

二　「一個中國」意涵的明確定位

因此，當國統會研究委員在7月29日再度集會時，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就不再迴避去界定。當天會中對一個中國確立了三項原則，即「確定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兩岸分裂事實，強調追求國家統一目標」。8月1日國統會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就對「一個中國」的意涵作成三點結論，其實這也延續了國統研究委員的建議內容。有關三點結論的實際內容抄錄如下：

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至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冶權，則僅及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二、民國38年（公元1949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的存在。

三、中華民國政府為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

總統府副秘書長，也是國統會研究委員的邱進益，在「一個中國」意涵三點結論作成後發表看法說，定位「一個中國」，主要是因事務性問題所引起，不是用來對付中共。而李總統在國統會作結論時也提到：現在說一個中國，不是講一個中國如何定位的政策，而是說明如果海基會與中共簽訂事務性書面協議時，其中如有一個中國說法，我們可將自己的意見與立場用文字表達出來。

三　「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

但是，一個中國的意涵定位雖然解決了兩岸事務性商討所衍生的爭議，不過它卻無法解決台灣內部的看法差歧。當8月22日南韓與中共正式建交後，外交上的挫折立即導致部份國人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懷疑。中間亦有媒體直指政府堅持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就是中韓斷交癥結所在。

而外交上的挫折也讓反對運動開始訴求台灣獨立或一中一台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就認為：「台灣必須在領土範圍與國號問題上有明確的定義。這不只是為了使台灣的外交關係有所突破，同時也要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有所釐清。」另外由一些反對派團體組成「一台一中聯盟」的成員也於10月4日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要求放棄「一個中國」政策。

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同時也由街頭蔓延到立法院，而且質疑的來源亦涵蓋了執政黨籍的立法委員。自9月25日立法院第90會期正式開議之後，包括國民黨，無黨籍以及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均對「一個中國」政策有所責難與詰詢，一時間國家認同的問題，再度成為朝野各界議論的焦點。

面對這樣的波濤洶湧情勢，中華民國政府依然採用一貫的立場來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李總統分別在8月22日主持執政黨中央常會與8月27日訪問金門途中，再度提到「一個中國」的原則絕對不變，同時推動務實外交的理念也仍將堅持，絕不因外交上短暫挫折而有所鬆動。行政院郝柏村院長則在立法院答詢中，明白地反駁「一中一台」主張實際就是台獨，同時他更指出李登輝總統是最反對台灣獨立主張，而他在行政院反一中一台的措施就是幫助李總統反對台獨。至於面對眾多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郝院長則重申「一個中國政策沒有遷就的餘地」。

至於執政黨方面，為了消除黨內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質疑雜音，除了查證有關黨員的言論有無違反政策之外，並於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共同政見裡特別列舉候選人必須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的條文。

至此，「一個中國」的爭議應該可告一段落。但是很多人也深知它在兩岸關係沒有釐清之前絕對不會落幕。在中共十四大之後以及台灣年底立委選舉之前，這個原則與政策仍然會受到衝擊與挑戰。

一個中國政策的評估

從「一個中國」政策的歷程來看，不難瞭解海峽兩岸對這項政策的堅持與維護立場。但是若就政策之評估與影響層面來分析，我們又可發現雙方對這項政策的堅持，雖然有其形式上的一致，卻也有實質上的差異。重要的是，彼此對政策推動的立足點有相當的分歧，而且所帶來的影響也互有輕重之分了。

一　兩岸一個中國政策的動機分析

首先，對北京來說，「一個中國」政策在1949年至1978年是有助於它被國際社會對其定位認知的確定；在1978年到1983年則強調其執行「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主張的擴張效果。至於1984年之後，這項政策便用來維護「一國二制」理論的最好依據。而事實上，自1949年海峽兩岸分裂以來，一個中國的意涵始終是中共對台灣統戰的主軸。缺少了這份意涵，就無法來觀察中共四十多年來對台政策的動機何在。

因此，對北京當局來說，「一個中國」的政策是理所當然而且毋庸置疑的。不過它所推動的原因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在政策的僵化與缺乏彈性的情況下，無法在兩岸關係互動之際為對方留下一些迴旋空間，因此推展至今，不管用「和平統一」或「一國兩制」的方式，始終沒能獲致突破，這應是癥結所在。

對台北來說，「一個中國」政策在1949年至1978年的執行，是在堅持其對法統主張的維護立足點上。當時漢賊不兩立的立場正是彰顯政策的必需性。到了1978年中美斷交之後，由於外在環境佈滿挫折因子，而內部情況也有反對運動提出與中國大陸馬上剪斷臍帶的建議，似乎「一個中國」的政策因受到衝擊而有所動搖。但是在蔣經國總統支持之下，這項政策依然持續，主要原因還是在維護中華民國法統立場的考量上。舉例說，在1980年代初，當時有馬利、蘇利南與利比亞等三國希望與中共建交的同時也與台北建立外交關係，但均為台北所拒絕。主要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因而混淆。另項因素，應是避免外界誤認，在一連串外交挫折之後，如台北放棄一個中國立場，有自我承認偏安的趨向。

二　台北目前一個中國政策評估

1988年蔣經國總統去世，由李登輝先生繼任。「一個中國」政策在形式上並沒有改變的痕跡。但是堅持這項政策的立足點已從傳統的法統觀念轉移到生存的關注上。這種滑動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在外交上暫擱「漢賊不兩立」的主張。譬如說，李總統前往新加坡訪問不介意被稱為「自台灣來的李總統」是一個例子，而台北無視於對方已與中共已有邦交的事實，而仍然與對方建交；如格瑞那達、貝里斯等國家，即是另外一個例子。因為這種建交在理論上純屬建立於雙方主權行使的問題，與第三者無關，所以當無兩個中國的疑慮。因此當李總統說：「升高並突破目前以實質外交為主的對外關係。」實際上的意義就是追求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佐證。

其次，「一個中國」政策也是希望美國在台灣海峽扮演均衡與維持和平的角色能夠持續。自從台灣關係法與八一七公報相繼披露後，再對照美國1972年的上海公報與1978年的美中（共）建交公報，就可發現「一個中國」的政策早已經訂為美國既定政策，而且美國所期望在台灣海峽孕育的和緩氣氛，也惟有透過兩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才能夠營造。因此，台北對這樣政策的執行，當讓美國方面對台北當局有所肯定。

另外，「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還是與「生存」同樣有密切關係的，則是表現在防止中共軍事來犯與消弭台灣獨立運動的效果方面。以前者而言，中共在十四大中，已把「台獨問題」提升到「威脅到國家安全與生存」的層次。這也就是說，只要台灣訴之獨立，那麼中共所謂的用武就不是說說而已。可是反過來說如果台北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北京當局當然就無法持任何藉口來犯，這樣的結果當有助台灣局勢穩定，進而也使得台灣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有正常意義。而以後者而言，不管台灣或大陸的一個中國堅持，都會使得主張台獨者沒有太大的空間延伸。特別是台灣地區，若是民眾對統一充滿了期許與憧憬，在水銀柱上，獨立的呼聲就會相對地被壓低。另外，台灣大學教授石之瑜也試著由另外角度來觀察分析這樣微妙的狀況，他說：「基於中共官方立場，它批判法統就與台北重申法統，一樣關係到統治權的正當性，不得不然耳。中共批判的結果是使台北方面起而捍衛法統。法統之爭的一個重要效果，就是使台獨失去了參與公開辯論的機會，蓋獨派論者既不能幫著中共批法統，也不能幫著法統去批中共。」其實持反統一論調者也瞭解台北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維持，就是憂心台獨的發展，因為「深恐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將產生一個獨立的國格，從而離開大中國的架構。」

不過，一個中國政策並不盡然給台北的影響只有上述的肯定面，它也有負面的層次。譬如說，當中共對於台北開拓國際社會空間的努力只是一味地予以杯葛時，台北勢必肩起「一個中國」政策推動的負面影響。最能反映這方面看法的是台灣大學林山田教授的說辭。他在一篇專稿中就指出：「（台灣）徒有今天如此足資各國肯定的經濟力，可是卻無國際人格，人民一走出國門，處處不方便或受到歧視，這樣的國家或政府，自然就使人難以認同。」

三　「一個中國」政策的歷史意義

然而，「一個中國」政策的推動與執行，不能只分析它是維護法統或是繫於生存，也不能只鑽研它的功利層面，更需探究它的歷史意義。所以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一個中國」政策，應該是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存在。這些意義該包括：

一、只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與立場，實際上就是以中國自居。就進一步來說，是與中共當局爭取「一個中國」的主導；即使退一步來說，還是與中共在對等立場下對達成「一個中國」的目標從事競爭。在這個寫歷史的關鍵時刻裡，不能只讓北京坐在揮毫的位子上。

二、未來的一個中國，不只是台灣二千萬中國人在注視。大陸11億同胞與海外三千萬華僑，都在期待。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在面對全體中國人時，擱下國家認同，而自外於中國。台北很早就開始倡導中共非中國的觀念，而當未來的中國勢必朝向民主自由與均富的趨勢邁進時，這些無異與中華民國建國目標相同，那麼既在同一個理想目標上，為何不加速些步伐拮取主導的地位？

三、政府遷台43年來，從早期的反攻大陸光復國土，到中期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再延續到現在創造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無一不是以統一中國作為歷史使命。而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就是不放棄統一中國的目標。從歷史上可知道沒有普魯士的統一目標，就不會有1861年的德意志帝國；沒有薩丁尼亞歷史使命感，就不會有1871年的義大利王國。中華民國政府不僅應該要記取這個史實，而且更應該記取中國歷史發展的經驗法則，那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來雖然處於分裂的局面多達三分之一，但在分裂情況下，「中國」這個觀念仍然牢牢的存在一般人民心中。所以中國的歷史有分裂現象，卻不見容分離運動，提倡分離意識是不會得到人民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