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羊教授參加去（1992）年10月5日至7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報告。中國的開放改革政策正引導著12億人民走向欣欣向榮的道路，而蘇聯的改革卻遭致蘇聯的瓦解，應當是這次會議研究的重點。羊教授則是從文化的層面說明了中國在歷經動亂後，改革開放的生機仍根基於中國文化的深厚。－編者
一
人們常說傳統既是財富，又是包袱，今天來自昨天，現實生活中的成功與失敗，幸福與痛苦，均有傳統的作用，現實來自傳統，但又不同於傳統，否則歷史將停滯不前。
傳統中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它們在歷史上曾經起過各自不同的作用。但事物是複雜的，有時好與壞又難於截然區分。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積極作用的，在今天也許變成消極作用。在歷史上曾經起過消極作用的，經過改造與轉換，在今天也許能起積極作用，這裡，為人們的主觀能動作用留下了廣闊的餘地。如果處理得好，即使是｢腐朽」也可化為｢神奇」。
人們無法完全擺脫傳統，因為｢我們」是歷史的產物。黑格爾說：｢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因為我們有歷史」。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曾經企圖與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但是其結果卻是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傳統中一些最壞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面對傳統作出理性的抉擇，而無法完全抛棄傳統，但是人們要前進，又必須突破與發展傳統，從而超越傳統，其中也包括吸收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別人的傳統。現在，地球已經越變越小，世界已經日益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各不同傳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與交流已日益頻繁。中國目前奉行的改革開放方針，正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它是社會主義在新的形勢下的自我發展與自我完善。所謂改革，就是要突破與發展傳統，從而超越傳統；所謂開放，就是打開門戶吸收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改革與開放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所選擇的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它是歷史的抉擇，其中既有現實的決策，也有傳統的作用。
80年代中業，在中國曾掀起一次文化討論，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為五四以來所僅見。這實際上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又一次全民族的反思，也是中國向何處去的一次全民討論。以電視連續劇《河殤》為代表的一種思潮又一次企圖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中國要現代化，必須拋棄傳統而走向以西方文化為代表的｢蔚藍色文明」。這種觀點為中國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所不取。
這種文化反思，從上個世紀中葉中西兩大文化體系發生正面碰撞以來，已進行過多次。80年代這次文化反思實際上是其繼續和發展。這還將繼續下去，也許將貫串於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過程。
把現代化的進程與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持續時間又如此之長，這在世界上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特有現象。造成這種特有現象的原因並非偶然。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基礎深厚，它是人類古文明中唯一綿延不斷。延續至今的一種文化。它基本上不靠武力而輻射到周圍國家和地區，形成了廣大的中國文化圈，並與西方文化交相輝映。二百多年前萊布尼茲（C.W. Leibniz）說過：｢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彷彿今天匯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匯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歐洲──支那」（《中國近事》序）。
當上個世紀中葉，中西兩大文明發生大規模碰撞與交融以來，中國文化第一次處於劣勢地位。這是因為當西方進入近代工業社會的時候，中國還處於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也就是說這裡有一個時代差的問題。有人曾將中西之分歸結為古今之別，但造成古今之別的原因，畢竟又是由於有中西之分。
二
對比中國與西方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的漫長歷史進程中，雖然也充滿著矛盾和戰亂，分裂與統一，但就其總體來說，中國的中世紀社會漫長而穩定，成熟而發達，統一的時間遠多於分裂，合為常態，分為異態。中華民族有很強的凝聚力和親和力，因而中國輻員廣大，人口眾多，文化統一。即使時至今日，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儘管政見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僑居海外的華人，都主張統一，反對分裂。但中國社會並非停滯的或循環的。大量歷史事實表明，即使沒有西方文化的進入，中國也會自發地，雖然相對緩慢地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傳統歷來重視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發展，以｢治國平天下」為最高價值取向（請注意：是｢平天下」而非｢征服天下）），以追求一種陰陽和諧的動態平衡為習慣的思維方式。衡量治理國家的標準，首先是看是否做到了｢政通人和」；衡量處理國際關係的標準，則要看是否做到了｢恊和萬邦」。在漫長的中國中世紀社會中，這種指導思想逐漸外化為一整套相當成熟的制度和政策，並與其經濟基礎適應，諸如｢重農抑商」、｢民本思想」、｢科舉制度」、｢監察制度」等等。應該說從維護中世紀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的標準來看，它是相當成功的，但也就孕育了近三百年的落後與艱辛。歐洲的中世紀社會遠不如中國穩定，而且始終未能統一，只維持了一千年就被資本主義所取代，但因而也就稱雄於世。這種歷史現象，按照中國辯證法的說法，就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德經》五十八章）。禍中往往潛伏著福，福中往往潛伏著禍，禍與福往住是相互轉化，交替出現的。
中國這種傳統觀念反映在哲學領域，按照羅素（B. Russell）的說法是：中國哲學強調和諧。西方哲學強調鬥爭。當然，這只具有相對意義。所謂｢強調和諧」也並不是不承認矛盾。中國傳統哲學有豐富的辯證思維，它也承認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是矛盾的統一，但較多地強調對立面的互補，和諧與統一。也即主張所謂｢和而不同」（《國語．子路》），主張不同事物的和諧相處而不必強求一致。這是因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不同事物的和諧相處，才能產生新的事物，而沒有對立面的｢同」，是無法存在的。因而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凡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有較深了解的學者，均能有此共識。這種思想也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親和力的源泉。
當然，不分場合，過份地強調統一與和諧或過份地強調鬥爭，並使之絕對化，都會走向謬誤。在革命與戰爭為主流的時代，過於強調和諧與穩定，就會延緩社會的變革或不利於反對侵略與壓迫。因為有時事物的發展並不決定於主觀的良好願望。但在社會的相對穩定時期，在和平與發展為主流的時代或在以非對抗性矛盾為主要矛盾的社會中，不適當地過於強調鬥爭，甚至不承認不同事物可以在一個統一體內和諧相處，共同發展，也同樣會帶來災難。而｢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思維方式，卻更顯其重要意義。
在西方，黑格爾把辯證法的矛盾規律叫做｢對立面的統一」，以後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得到進一步闡發。但是後來在史大林談辯證法的文章裡就不再提對立面的統一，也否認不同事物可以有協和的發展，在大家所熟悉的《聯共（布）黨史》四章二節裡，他說：｢辯證法認為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不是表現於各種現象協和的開展，而是表現於各對象本身固有矛盾底揭露，表現於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的『鬥爭』」。這種看法是與｢和實生物」的觀點對立的。在一個時期裡，這種哲學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並被歸結為｢鬥爭哲學」，在政治上就表現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其後果是造成了眾所周知的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並從中汲取了教訓。
三
｢十年浩劫」以後的中國，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錯誤路線，平反了在左傾路線影響下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協調了人際關係。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從1978年12月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至今已經13年，它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這段時期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保證了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能夠在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的環境中進行。這是一條在穩定中求發展，用發展來促穩定的路線。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是不可能的，這也是與｢和實生物」的思想相符的。
中國革命走的是先農村後城市的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中國的改革也是從農村開始的。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有過許多經驗與教訓，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農業是基礎」，用中國傳統的說法，叫做｢民以食為天」。在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過程，則概括為｢無農不穩，無商不活」。中國人多地少，要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積，來保證近12億人口的基本生活，是一件十分艱巨的工作。要想依靠進口來解決是不可能的，只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中國古代社會歷來有｢重農抑商」的傳統。認為：｢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王夫之《讀通鑑論》）。這也是中國中世紀社會漫長而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今日而言，｢重農」必須繼承與發揚，｢抑商」則必須改變，應該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以建立發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這種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大力發展農業的基礎上。
70年代末，四川、安徽的一些農民自發建立家庭聯產承包制。在改革開放的方針指引下，只用了二、三年的時間便席捲全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到1984年糧食總產量已突破四千億公斤，人均占有接近世界水平，使全國溫飽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從而保證了社會的穩定，提高了人民對改革開放的承受能力。
溫飽問題解決後，鄉鎮企業在國家的鼓勵和支持下又得到迅猛發展。到1988年總產值已達6495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8.1%，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6%，相當於1979年全國工業總產值。1985-1988年鄉鎮企業的稅淨增數的52.3%。鄉鎮企業還吸納農村多餘勞動力9,545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23.8%，並且帶動了小城鎮的勃興。這對穩定農村局勢，發展農村經濟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並且為實現中國特色的工業化，以及用中國方式逐步解決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開闢了新路。近年來又出現了鄉鎮企業與國際貿易合作迅速增加的趨勢。1988年與外商合作或生產出口商品的鄉鎮企業已達64,000個，比1987年增長66%。1988年全國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中外合作企業中，有70%左右是由鄉鎮企業承擔的。
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成功，極大地發展了社會主義生產力，使經濟充滿活力。從而增強了綜合國力，促進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人民得到了實惠，充滿信心和希望，衷心擁護改革開放政策，為穩定中國整個局勢和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力的保證。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已轉向大中型企業的機制轉換，實行政企分開，建立一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和自我約束的運行機制。
中國目前採取的是一種以公有制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作為補充的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經濟結構，它並沒有改變社會的根本性質。這是一種｢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經濟結構，有利於中國的穩定與發展。中國不採取｢要麼這樣，要麼那樣」二分法的｢休克」療法，因為它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不利於中國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認為穩定與發展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要把經濟搞上去，對外需要一個國際的和平環境，對內需要一個穩定的局面，否則將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也只有通過改革開放，通過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使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當家作主，才能有真正的穩定局面。穩定與發展，穩定是相對的，發展是絕對的，穩定並不是停滯不前，並不是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應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係。
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也是相互關聯和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很難深入下去，二者必須同步進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健全和充分發揮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對政府工作進行真正的監督，進一步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
中國歷來有｢民本」思想的傳統。認為人民才是根本，人民相當於水，政權相當於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種思想在保持中國中世紀社會的穩定與統一過程中，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歷來重視人民群眾的感受和保證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這就保證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雖然是二個不同性質和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它們之間也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且有相當的互補性。它們之間的差異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中國應該吸收西方近代民主中尊重個人權利和通過制度限制領導人權力的長處；西方應該吸收中國民本思想和德治的長處，互相取長補短。當代中國的民主建設將兼收中西之長，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廣泛民主。
四
中國在對待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二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問題上，過去曾經過多地強調對立的一面。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愈來愈感到它們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學習、借鑑、合作、利用」的一面，而有些則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通過改革開放，在大量引進外資的同時，也積極吸收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管理方法，已給中國經濟注入了很大的活力。由於引進外資是在以公有制為主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也就保證了社會生活的穩定。
在處理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問題上，中國提出｢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模式。它們與中國大陸之間雖然社會制度不同，但在經濟上有一種很強的互補關係。現在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已日益發展，一個具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機制的，包括港、澳、台與整個中國大陸的大中華經濟圈正在崛起。它們的美元儲蓄已超過1,500億元，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它將成為世界上又一重要經濟力量。
中國的和平統一只是個時間問題。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幻想使港、澳、台與中國大陸經濟首先得到發展的華南地區自成一體，並從中國分裂出去。這是對中國主權的干涉，也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與中國人民的共同心理缺乏基本的知識。這種主張將極大地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必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它注定是要失敗的。
至於覆蓋面更廣的以中華文化圈為主體的東亞地區，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生機勃勃和繁榮發展勢頭的地區。在21世紀更將顯示其重要地位，從而將對世界範圍的穩定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現在世界二極對峙的局面已經打破，國際關係進入一個變動時期，走向多極化。原來在二極對峙的局面下被掩蓋起來的經濟矛盾、民族矛盾和地區矛盾等等開始激化，局部衝突此起彼伏。但是就其整體來講，世界局勢已走向緩和，時代的主流已非革命與戰爭而是和平與發展。本世紀以來的二次世界大戰和連綿不斷的局部戰爭已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戰爭往往不是解決人類爭端的有效辦法，即便是一個小國，往往不可能用戰爭來征服。戰爭往往給人類，也包括在戰爭中的強者帶來更多的不幸，甚至災難，這已多次為現實生活所證實。
世界上的強權政治已受到國內外各種力量的越來越多的制約，從而為世界局勢的緩和與合作對話創造了更為良好的條件。國際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呼聲日益高漲，人民要求和平發展的願望更為強烈。本世紀內甚至更長時間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已經不大。
世界經濟的發展，高科技的開發及其對生產力的影響，使各國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更為密切，世界經濟已越來越走向一體化。經濟實力在國際鬥爭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市場有時比戰場更為重要，人們對在和平環境中發展本國經濟的願望更為迫切。
現在世界上一系列問題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既充滿著機會也存在著危機，這就更需要人們善於用｢和而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國際事務。當然，這並不取決於單方面的良好願望和思維方式而取決於矛盾雙方。
中國對周邊國家都採取了睦鄰友好的政策，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許多邊境領土糾紛已通過和平協商得到解決。有些暫時不能解決的諸如中印邊界，南沙群島等邊界領土糾紛，也主張先擱置起來或提出共同開發的建議。
目前無論是東南亞還是東北亞地區的局勢也已有很大緩和。
東南亞地區圍繞柬埔寨問題而形成的印支和東盟兩個集團對抗的主格局已基本消除。和平、穩定與發展正在成為東南亞的主旋律。東南亞經濟即將進入一個全面發展，充滿活力的新時期。
近一個世紀以來，東北亞地區曾經一直是戰爭的溫床，現在也出現了緩和。南北朝鮮已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實行非核化並同時加入聯合國。中國與韓國的關係已經正常化，經濟合作正在迅速發展。可以說東北亞地區已出現了本世紀以來最為緩和、穩定的形勢。東北亞地區諸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互補的。因而如何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國際和地區之間爭端，以維護並發展這種穩定的局面；如何在東北亞諸國之間形成一種平等互利，互相促進，共同開發的國際關係，以迎接國際間科學、技術和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挑戰，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東北亞地區有著豐富的資源和高科技的優勢，有著經濟高度發達和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將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人民與俄羅斯人民之間有著傳統的友誼，中俄之間的經濟、科技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互補性。中俄之間的貿易與多方面的合作正在迅速發展，維護並發展這種友好合作關係，將對亞洲太平洋地區以至整個世界作出重要的貢獻。
1992年8月於北京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