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後期台灣人民的反抗活動

日本帝國主義為全面佔領中國，於1937年7月7日，發動蓄謀已久的「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以此為標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區域的戰事也正式拉開。在日本的第一塊殖民地台灣，總督府立刻發佈「為因應時局徹底進行精神總動員件」和「華北事件之際特別注意事項」，加緊了輿論的宣傳與控制。當時的台灣已經被日本殖民統42年，且進入「戰時體制」。但「七七事變」爆發後，台灣各地反抗行動與言論接連不斷，只是由於當時總督府極力鎮壓，且密而不宣，致使今天的史學研究者與一般民眾很少知悉。

本文以目前收錄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內的原始檔案（見封底裡），就台灣同胞在「七七事變」爆發後，雖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但在祖國遭到侵略及蹂躪時，各地反抗日本侵略中國，預言日本必敗的反抗言論及行動不斷。這一史實充分彰顯台灣人民不滅的中國魂。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總督府9月10日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及本部規程，在總督府設立本部、組織本部參與會，下設州廳支部、市郡支會、街莊分會，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總督府又以禁止報紙漢文欄，廣泛利用廣播通訊、出版報紙雜誌等方式，向台灣民眾灌輸日本「被迫戰爭」的思想，皇民化台灣人民，以圖安定殖民地民心，但都無法阻止台灣人民對祖國大陸的深切關心，除了有些人內渡大陸抗戰，島內反抗言論及行動不斷。

從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現藏史料看，目前能夠找到的相關檔共17件，名稱「『中國事變與本島人的動向』上報之件」。這些都不是一份單獨的檔案，分別收藏於1937年的《密大日記》、《陸支密大日記》，1938年的《陸支密大日記》、1939年的《陸支密大日記》及1940年的《陸支密大日記》中，故被研究者引用的很少，目前筆者還沒發現在專業論文中引用。

這些檔根據當時台灣憲兵隊長、總督府警務局長、各州知事及廳長的通報編纂，由台灣軍方高級長官提供日本陸軍最高長官，如在1937年9月1日，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秦雅尚報給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台軍作第43號」密件《通過北支事變看本島人的皇民化程度》。

該件藏於日本防衛廳研究所，不是一份單獨的檔，而是作為昭和十二年「陸支密大日記」第四號中的一份檔出現，故目前沒有發現引用者。該件是根據當時台灣憲兵隊長、總督府警務局長、各州知事及廳長的通報編纂，紀錄從「七七事變」爆發後到8月中旬，在這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台灣島內就有70多件反抗事件發生。

在這70多起反抗事件中，以投書形式出現的反抗事件計共九件，主要是表達台灣人民堅決反對戰爭，號召台灣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台灣獨立運動。以標語形式出現的反抗事件，計有四件，以斥罵日本為主要內容，反映被殖民統治40多年的台灣人民對殖民統治者的憎惡。以具體行動進行的反抗事件計有六件，主要是台灣人民因對戰時問題的爭議及對戰時政策的不滿等與日本人直接發生衝突。以言論出現的反抗事件計有52件，這類反抗事件最多，反映的思想內容也很多。

這些反抗充分表明，儘管七七事變爆發時，台灣人民心中仍強烈懷念著祖國，強烈地不滿總督府的各種苛政，憎惡日本殖民統治者。

如7月28日，有台灣人向七星郡員警課長寫信：「日本必亡、祖國興隆；日支交戰實報，日本軍死者數萬、傷者無計，中國軍則沒有損害。」〔註1〕另外，台灣人還在高雄市內各處配發台灣革命煽動文：「中國領土時代，台灣民眾非常幸福，憶起領台初期台灣各地民眾的犧牲，我們就更應當奮起，實現台灣的獨立，將台灣建成樂土。」〔註2〕

這些反抗，也許是總督府後期強力推行皇民化政策的一個誘因。因為殖民統治者自己也在這份資料坦言：「通過北支事變所反映出來台灣人的皇民化程度，十分令人寒心。」〔註3〕 另外一份資料顯示，自7月11日至8月末，被檢舉處分的反抗事件共292件，檢舉處分的惡性流言蜚語事件共392件，總督府認為這些事件主要體現在「日本必將戰敗、敵機來襲、反戰標語、不應招者將受到憲兵的迫害」等幾方面。

9月至10月間，計有32起反抗事件。其中有四起反抗事件被處罰一年的監禁。這些事件大都是預言日本必將戰敗的言論事件，如10月在蘇澳郡蘇澳莊，農民何乞食因向原住民朋友說「中國飛機飛的高，日本槍炮是打不到的，所以日本說戰爭勝利是說謊。」而被處一年禁閉。又如文山郡新店莊的張文欽因言「這次軍夫與以前的不同，要上前線，飛機的突襲最為危險，恐怕沒有生還的可能。」也被處一年牢獄。蘇澳郡蘇澳莊的陳德旺因對原住民說日本必敗，被總督府判以一年監禁。

即使一句「反動」言論，總督府也馬上判以重刑。在這種高壓政策下，從11月開始，反抗事件及反抗言論減少，整個11月份只有24起，但台灣人民的反抗並沒有停止。

根據資料記載，當時台北州向總督府報告：台北州一群台灣有識青年對時局的態度極令人擔憂，他們作為將來台灣本島人的指導者，對戰爭的態度稍稍消極，根據偵察，他們的內心多是這樣的想法：「吾輩不能否定的事實，是我們的祖父們多是領台當時因反抗而被虐殺的『土匪』，不管以後日本統治是怎樣的善政，我們都不能忘記這段歷史。今天日本與中國開戰，即使中國節節敗退，我們同宗祖的中國人的正處於悲慘之境，不能不讓人想以領台當初的情形，不覺就會產生同情。」〔註4〕

12月，由噍吧哖事件的參與者江保成為首的一批義士，計畫在新化郡起事，主要活動地點為台中州竹山郡、台南州嘉義郡、高雄州恆春郡、高雄州旗山郡、六龜等地。他們宣稱「中國事變以後，日本將大敗，台灣軍的主力也將要出兵到中國大陸，中國方面會趁著台灣虛空之時，派大兵登陸台灣，將台灣奪回。」〔註5〕因員警強迫保甲民修建道路，致使人民抱著極大的反感之時，江保成藉機召集各方同志，準備襲擊高雄州旗山郡下的員警派出所，漸次擴大到全島，並與中國上陸軍隊相回應，將台灣從日本人手裡奪回來。

總督府在《事變發生後一年間本島人動向的回顧》中言：「自事件爆發以來，一部分的台灣人因其民族的偏見，依然視中國為其祖國，過於相信中國的實力，被其宣傳所迷惑，反對總督府、反對日本軍方的言行在各地流布，他們深信日本戰敗的虛報，這大大動搖了民心，他們將銀行、信用組合及郵局的儲金拿出來藏死，各種惡質的流言也不斷出現，企圖對統治進行反抗。」〔註6〕

大量歷史資料證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8月中旬開始，到1940年6月的三年間，台灣島內出現民眾大量反抗事件及反日言論。台灣人民依然視中國為祖國，心向祖國。這些反抗言行反映出來的民族意識，本質上是1946年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和西安時所言的本意，即「須知台胞在過去50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