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

【「觀察者網」編者按：（2014年）10月16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校長卡勒親自向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教授朱雲漢先生頒發了「傑出成就獎」。卡勒在主持頒獎時，特別推崇朱雲漢在東亞政治經濟領域的卓越學術地位。朱雲漢教授曾到訪觀察者網並做主題演講，今日刊發此文，以表祝賀！】

一、中國發展道路影響人類的未來

36年以來中國發展模式的突出表現，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國際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治理的話語權。中國發展模式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之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中國政治模式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能夠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中國經驗在西方代議民主體制的經驗之外，開創了另外一種取得「政治正當性」的可能選擇。

二、西方學術界無法回應中國復興帶來的全球性歷史劇變

西方觀察家根據西方的歷史和政治經驗，很難理解一個政治體制雖然不具備「民治」的程序，卻有可能達成「民享」的實質結果。但是，他們確實無法否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36年中所取得的具體成就。中國在舉辦北京奧運會、處理四川地震災難、應付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挑戰時所展現出的統籌能力，也令西方國家政府難以望其項背。最近，有西方觀察家開始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有其優越性。他們認為這種體制有引導社會追求長期目標的優勢，這是陷入短視、民粹與分裂的西方民主所欠缺的，但東亞「家長式賢能政治」也必須納入公民參與與問責機制，才能適應21世紀的網路社會。 中國復興以及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一場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在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中，只有四個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可與中國崛起相比擬：一是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崛起。這四個事件塑造了19與20世紀世界格局，中國興起將帶動21世紀全球秩序重組。

中國復興帶動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它讓過去「南北經濟不對等交換關係」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也帶給發展中國家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加速了生產活動重心向非西方世界轉移，加速了全球財富與權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國家在全球協調與治理體制內的發言權，西方國家獨佔人類歷史舞台的時代即將結束。對此，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也持有同樣看法。

中非合作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中國和非洲貿易額2013年達到2,000億美元，目前非洲18%的貿易來自中國，是美國的兩倍有餘。在非洲外國直接投資項目中，金磚國家投資比重已從2003年前的19%上升到2013年的25%。過去10年非洲的平均經濟增長達到5.5%。2001-2010年，中國進出口銀行為非洲這個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提供了672億美元的貸款，而同期世界銀行對這些國家提供的貸款為547億美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對30多個非洲國家提供的貸款餘額也達到189億美元，貸款對象包括中小企業。

中非合作在未來將全面升級。2020年中非貿易規模要達到4,000億美元左右，中方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向1,000億美元邁進。中非之間將進行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減貧合作、生態環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的合作。中國將積極參與非洲公路、鐵路、電信、電力等建設，實現區域互聯互通。中國企業與非方建立合資航空公司，提供民用支線客機，共同發展非洲區域航空業，還將在非洲設立高速鐵路研發中心。

一位西方學者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指出，當前的轉折是過去500年來人類歷史第三次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次是歐洲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蘇格蘭經濟學家貝哲民提醒西方讀者，中國和中東互相以中文和阿拉伯文溝通，而且相互的交往及依賴愈來愈強，西方則被晾在一邊，西方對此既無參與，也茫然無知，終致無法應對這兩大偉大古文明攜手復興的挑戰。中國和中東這兩個偉大古文明愈來愈重視對方，攜手重新崛起，而西方對此喪失話語權，甚至連可以理解他們對話的人才都缺乏。

三、美國學術界的知識源頭出現了問題，以致戰後主流政治家問道於盲

美國的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在於：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經濟學，淪為應用數學和應用統計學。二是沒有理解科學知識的主要探索對象不僅限於經驗世界，更主要的是經驗世界現象背後的產生機制；三是沒有理解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發掘真實世界的構成本質與基於必然性的因果機制，而不是發現經驗性規律；四是沒有能夠理解社會結構的存在有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性；五是沒有理解社會結構與行動之間具有相互構成關係，社會科學知識有轉化行動的作用。

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謬誤在於，其關注的歷史經驗局部而且片面。國際關係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近年來對於英語世界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檢討，認為主流理論存在著五種偏差與謬誤，即當下主義、非歷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國家中心主義。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而對超過千年以上的回教世界與東亞政治秩序，則處於無知狀態。

比如有學者以1592-1598年中朝兩國抵禦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戰爭為界限，探索歷史上中國權威的文化根源，提出為什麼在這次戰爭之前以及在這次戰爭之後，儘管中國、朝鮮、日本這三個東亞國家擁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但卻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狀態？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以西方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就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因為這涉及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這個制度以藩屬國家正式承認中國文化的優勢為基礎，這樣中國就形成對於周邊國家的一種微弱的權威。中國「微弱的權威」地位維持了東亞地區長時間的和平局面。

四、西方政治學不自覺地陷入意識型態窠臼，對於現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國政治學的意識型態立場主要有兩個：一是自由主義偏見。認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是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自治相結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論。認為歷史進步與落後的坐標只有一個，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處於頑抗西方模式的過渡階段，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兩個預設立場，阻礙了他們認識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劇變，壓縮了知識活動的歷史關聯性。

其一、由於受到意識型態偏見的影響，美國的中國研究也難免不誤入歧途。一是永遠在找尋中國體系發生危機的線索，不相信這個體系有可能長期動態穩定。忽視了現存政治體制與時俱進的技能提升與機制調整。這些機制調整包括國家治理能力、調和社會多元利益、菁英選拔與培育、內部權力制衡。二是指鹿為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資本主義、私有化、後集權主義、市民社會等，拒絕承認行動主體所奉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架構，拒絕相信「中國模式」有啟示意義。

其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大多數學者在不自覺地維護美國的霸權。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霸權穩定論」、「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論」、「民主和平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典則理論」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範，基本上忽視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協調與合作模式、體制。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非西方國家的行動者，無法理解中國宣稱的「決不稱霸」與「和諧世界」理念。 其三、無視當前國際秩序的明顯缺失。當前，全球秩序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的混合體，這個秩序面臨重大難題與危機。主要表現在：美國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領土衝突不斷；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持續惡化；全球經濟嚴重失衡，西方國家舉債度日，國際貨幣體系動搖，金融危機不斷湧現；全球化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知識與數位差距不斷擴大，弱勢群體被邊緣化；富豪階層與跨國企業擁有制定社會遊戲規則的最終權力，國家的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對美國例外主義熟視無睹，國內政治拒絕放棄美國在世界上的唯我獨尊地位。比如，美國是唯一沒有批准「海洋法」的國家；是唯一沒有參加「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是唯一可長期維持龐大貿易赤字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將海外用兵或駐軍的費用轉嫁給盟邦或地主國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監聽全球網路與通訊的國家。而且，美國國會長期杯葛聯合國專門組織的預算；美國國會擱置國際貨幣基金認股權改革方案；反對美國釋放「網路域名分配與編號公司」的監管權。

五、中國道路對政治學和西方國家世界觀構成挑戰

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對現有的比較政治理論構成知識上的挑戰。政治學者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良好治理」指標，用能夠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斷，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當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制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

基於主權國家原則建構的國際秩序認為，國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強調普遍化原則，普世套用一個標準。但在中國傳統的天下體系世界觀看來，「獨善其身」並不可取，「兼濟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當然；局部與整體是有機的聯繫，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休戚與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對於中國傳統天下體系世界觀，主權國家原則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偽善」，它讓強權擺脫了對於弱小者的道德義務，為實際上的支配與宰制提供掩護。中國傳統承認位階差序才能確立位於上者的特殊責任，確立大對小、強對弱的扶持義務。

六、巨變時代倒逼我們調整學術路線

學術界應該多研究「大歷史」與「結構轉型」。應該思考我們正處於什麼樣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從哪裡來？可能往哪裡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受什麼樣的歷史趨勢主導，又蘊含與累積了怎樣的趨勢轉折與結構轉型動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問題，比如，我們現有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熟悉的概念與理論是提升了我們的視野還是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熟悉的研究議程是否仍具有時代關聯性？

未來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現兩種趨勢。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後，人類社會將同時面臨兩重歷史發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在這期間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很難避免，許多全球層次的公共治理議題可能出現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能迎接一個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來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交換模式，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論述領域，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全球經濟秩序， 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世界處於社會治理巨大變革前夕。網路社會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公眾、社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互動方式面臨根本性變革。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利益攸關方的多方協商與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機動結合、及時反應，有百年歷史的西方代議民主與政黨政治模式將被迫轉型。

（轉自觀察者網，網址http://www.guancha.cn/ZhuYunHan/20141019_2764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