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慰安婦問題」中的外交、歷史與人道

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再平衡」戰略中，中國大陸成為其眼中亞太地區政經秩序的挑戰者，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構成威脅。對此，美國以強化「美日同盟」、擴大在亞太地區的結盟與《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形成「再平衡」戰略三大支柱。美、日為因應中國大陸崛起，在TPP創始12國完成談判後，擬進一步擴大該協定成員國，希望能在亞太地區掌握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藉此弱化中國大陸在區域政經秩序重構中的話語權。

安倍甘為美國的「攔路虎」

此外，日、「中」關係結構性的惡化，中共欲藉「一帶一路」及「亞投行」向西突圍，亦遭日本的強力競爭，在安倍首相的「積極和平主義」之外交佈局中，蒙古及中亞五國並不缺席，即在習近平於英國建立「一帶一路」歐洲灘頭堡的同時，安倍赴蒙古、中亞以銀彈攻勢，進行外交拔樁，牽制在中亞佈局「一帶一路」的中國大陸，為美國扮演「攔路虎」的角色。無獨有偶，日本亦極力在外交上拉攏與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上存在戰略矛盾的印度。印度此前一直採取與所有國家避免結成同盟的「不結盟主義」、與眾多國家展開「全方位外交」，以及與美、日及「中」、俄同樣交往的「等距離外交」。不過，據悉2014年春季上台的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已告知印度外交部放棄等距離外交。日本放送大學客座教授堀本武功指出，2015年12月12日的日、印共同聲明是「重視對日關係的莫迪外交的象徵」，雙方並表態將在南海問題上團結一致。在日、印關係的升溫中，中國大陸儼然成為日、印房間中的「大象」，日本將成為北京通往新德里的路障。

相對於安倍的「親美遠中」外交路徑，近年來，在日、韓因獨島（日本稱「竹島」）爭端及慰安婦問題關係不睦之際，「中」、韓關係急速升溫，形成顯著的反差，撼動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戰略佈局。惟隨美、「中」戰略矛盾升高，身為美國在亞太的傳統盟邦之韓國在美、「中」兩頭拉扯下，漸趨失去在兩者間挪移的自由，被迫表態，以符某一方的利益。

顯然，對安倍首相而言，日、韓外交過招，無須在「慰安婦問題」中示弱，反而可藉「美日同盟」，透過美國施壓朴槿惠妥協。日本批評韓國，在日、韓關係上，不斷移動球門柱，日本將日、韓關係不睦歸責於韓國反覆在歷史問題上挑起事端，意指韓國再三舊調重彈，要求在1965年日、韓建交時簽訂之《日韓請求權協定》中即「完全且最終的解決」慰安婦賠償問題。

美國不容朴槿惠「傾中」

對此，美國學界認為，日、韓矛盾兩國均有責任，但日本應負較大責任。日本以「球門柱理論」卸責，美國學界雖不買賬，卻在外交上奏效，美國在日、韓「慰安婦問題」中，態度偏袒與其交好之日本，並試圖將韓國從中、韓友好的氛圍中拉出來，最終解決干擾日、韓關係正常發展之「慰安婦問題」，亦使北京難以再利用歷史問題拉近中、韓之認知情感。

面對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中國大陸周邊國家在外交上，紛紛選邊美國，與之結盟，唯朴槿惠試圖在美、中兩強間維持「樞紐」（pivot）的地位，將韓國經濟及安保的利益極大化，但東海、南海爭端難解，使國際社會成員在美、「中」間選邊的壓力陡增，美國更無法容忍「美韓同盟」漂流，造成美國所主導之東北亞安保體制弱化，故迫使韓國表態，以符美國的亞太戰略利益。因此，韓國遂在日本迴避使用「強徵」，僅以「軍方的介入」字眼帶過下，以「補償金」取代「賠償」，達成日、韓「慰安婦問題」，「最終不可逆之解決」的合意，並得到美國的外交背書。

然而，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卻言，此侷限於日、韓。因此，此項岸田文雄外相口中的「歷史性的、劃時代的成果」，仍非日本「國家」主體的「認錯」與「賠償」，僅為緩解日、韓關係惡化的「外交」。此可從安倍首相事後對「慰安婦問題」的發言證之。1月18日，日相安倍在參議院表示，日、韓達成慰安婦協議，並不代表日本承認慰安婦制度為戰爭犯罪，安倍堅稱在政府的軍方及官方資料上，查無強徵慰安婦的具體證據，日本對於慰安婦的立場並無改變。

二戰及日本殖民所留下的問題，在東亞依然盤根錯節。不只韓國，當時的台灣、東南亞諸國、澳洲等皆有女子被迫為慰安婦。這些阿嬤的青春、人生以及僥倖得以活下來後所要面對的創傷和陰影，都非「賠償」和「道歉」所可原宥。

日本後代睦鄰友好基礎何在？

戰後，小淵惠三首相曾和金大中總統發表過共同宣言，小淵首相曾言「我國過去曾對殖民地韓國國民加諸了極大的苦痛，要謙虛地接受這些歷史的事實，並痛切地反省，由衷地道歉。」金大中也說：「要跨越過去不幸的歷史」、「目標未來的關係」。也因為要修復傷痛，使得慰安婦問題成為聚焦的重點之一。2011年日、韓關係急轉直下的成因之一即為日本駐韓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日方這回的十億日圓除了要「買」到關於慰安婦爭議的「休止符」之外，還想「買」到「撤下」這座雕像，否則不願支付10億日圓的「補償」。

吾人當然理解，戰後的日本世代是在「和平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一代，戰爭對渠等而言，亦非己之罪的承擔。渠等試圖將戰爭歸於歷史，而不容許現存的特定的政治勢力藉由戰爭或殖民歷史謀取外交利益。

果真如此，那麼，真心的道歉與賠償之後，是否始能得到較為接近的成果呢？屢屢以金錢，卻不以國家主體來進行一次性的「轉型正義」與「戰爭究責」，不是繼續地讓日本的下一代被綁架與要脅嗎？如果真的是「休止符」，那麼慰安婦少女像的存在，即會「包含」這個休止符，那，又有什麼不可言說？又有什麼不可見人？即使，僅僅只是站在人道的立場，針對強徵慰安婦，難道不該深刻撻伐嗎？若只是擔心日本右翼的反撲，而不願意直接面對歷史，為下一代創造睦鄰友好的基礎，那麼，也不過是外交權宜之策，而非解決歷史問題了。

若將歷史比喻為一塊素材，每位觀者可以從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視域出發，因而形成史觀。面對史觀，又可以縱橫之座標線來定位其各自的意識型態，或左或右的政治光譜。然則，不論觀者的觀點落在哪一個象限，若不持一足以貫通的信念，也不過就僅止於操弄可以得到利益的意識型態罷了。在論述歷史時，吾人可以為自己的史觀辯護，卻必須謙虛而誠實。在批判任何意識型態之前，最先要虛心反省的就是自己是不是已經變成自己最反對的那種人。

國人若在歷史問題上，以政治算計，而輕忽了生而為人的基本「人道」之立場，為眼下或盤算中的利益而刻意的視而不見或曲解諸如慰安婦這類悲慘的歷史事實，又要如何期待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會得到屬於「人」應得的尊嚴、屬於「國」應得的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