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與霸權文化之相異：人文對霸權

一個國家的文化要能成為「強勢文化」（power culture）一定需要「強勢政治」（power politics）作為後盾，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自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即奠定了堅固的基礎，到了1945年後，成為冷戰期間自由世界的領袖。已是一個享有「強勢政治」的強國，其文化也逐漸走向強勢。降至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則成為「單一超強」（sole superpower），美國文化時至今日已是一個絕對的「強勢文化」。

商業文化與霸權文化

美國文化依賴其強大的國力，佈散於世界的各角落，而其之所以受人歡迎，主要是商業行為的推廣，一時之間美國文化有了另一個外貌，那就是「商業文化」（commercial culture）。在舉世聞名的「麥迪遜大道」強力推銷下，美國文化經過了「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慢慢地與「商業文化」相結合，再這樣子的一個強勢引導下，美國文化漸漸成為「強勢文化」與「群體文化」（mass culture）的綜合體。

「商業文化」之如此強烈且有效地進入海外市場，與美國娛樂界人士的努力及受歡迎有密切之關係。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影片深受世界各地歡迎，好萊塢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逐漸地也將美國人的生活百態呈現在世人面前，於是「美國夢」（American Dream）也成為不少世人的「夢」。這種具有包裝的「商業文化」毫無疑問的，佔有了很多人的「心」。

然而此一商業行為帶來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對其他國家也多少帶來了衝擊，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最直接的負面，就是塑造了「美國人自大」（American Chauvinism）的形象。事實上美國文化幾乎已與「商業文化」成為一體之兩面。美國今日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家，美國貨充斥世界各角落，而各國也是美國為外銷的第一理想地方。在重商主義掛帥的大旗飛舞下，美國人的自大也就在所難免了。

文化的外銷與引退

美國文化在超強的國力，生動的廣告，有效的行銷策略綜合運籌下，遍布各國。有人評論美國僅有「商業文化」，而沒有「藝術文化」（The Artlessness of American Culture）。加州大學教授塔什曼（Dickran Tashi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認為美國文化一直處於歐洲文化陰影下，要想走出一片自己的天地非常困難。美國自經歷過30年代的經濟大衰退後，一直保持不斷的經濟成長，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在高漲的物質主義下，美國人的文化是真具有內涵，還是僅有表面，就成為有識者的一個討論重點。由於美國人享有了世界絕大資源，於是也成為了經濟迅速成長的受害者（hostage of fortune），更嚴重的批評，則認為今天的美國人缺少真實的價值。例如文化上的貧乏。「黨派治國，賢人退讓」（The United States comes from an era dominated by gentlemen to one dominated by parties.）等事實，均是美國人應有所檢討的。

儘管如此，對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接受美國文化幾乎已成為全民運動，也許在政治上敵視美國，然而在心裡卻逐漸地「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有些地區對美國文化之擁抱已到了發燒的地步。在台灣，則有些英文補習班以「美語」為名。是以在人與人互通之間，強勢的美國文化直入當地人的家庭，接受美國文化就成為「美國化」的第一步，也成為當代人生活中的一環。

美國地大物博，是一個多文化的國家，於是各國文化亦川流不息的進入美國，使得這一世界第一「大熔爐」（melting pot）容納了更多的不同文化，這種外銷及引進的步驟是美國文化與他國文化互為交流的最大途徑，當然也經歷了「漫長及艱辛的過程」。晚近則有人認為「生菜沙拉」（tossed salad）更生動地顯現了美國人融合的景象。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美國文化交流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顧名思義，這一種對外關係是需要足夠經費作為後盾，美國財富傲人，當然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也成為美國國際交往的一項利益（it has been tied very closely to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美國的「文化外交」在理念上及在實踐上，均與官方有密切的關係，尤其在經費上更是政府的白手套。在冷戰期間，美國的「文化外交」尤其重要，成為「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最重要的業績。自從1990年蘇聯瓦解後不久，美國新聞總署就與國務院合併，在人員及經費均呈縮減之後，美國「文化外交」不免有所瘦身（downsizing）。

「文化外交」的工作是多層次的，其中尤其以學術交流最為人稱道，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就是其中最有聲有色的一個項目。在這一個計畫下，美國政府在1998至1999年度預算是826萬美金。與1997年的預算（853萬美金）相較，減少了一些。這是否是一個趨勢，令各國文化人士關心不已。傅爾布萊特計畫是標準的「雙邊關係」，例如與台灣合設的「學術交流基金會」（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就由雙方合資設立。在1998年度預算中，台北政府捐了美金89萬元，美國政府則捐了美金56萬元。

在這一計畫下美國教授得來台執教，也邀請台灣學者專家至美國作短期研究。除了此一龐大教育性之合作計畫外，尚有「外國人訪美計畫」（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此一計畫亦由新聞總署辦理，每一年均有來自世界各地四千至五千名的訪客，在美國駐外使領館的安排邀請下，來美國作短暫之停留。他們多是各地的菁英，對認識美國有正面的效應。

結 論

中西文化中同時存有所謂之「主流文化」（major culture）及「次等文化」（sub-culture），當這兩種文化相遇時，國力強盛者當然認為其文化是「主流文化」，相對之下，也就輕視對方為「次等文化」，在18至19世紀時，西歐強國於工業革命後，以其船堅砲利之優勢攻佔亞洲及美洲，當然認為這以基督教為中心的西歐文化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其他諸種古文化也就只是「次等文化」。中國人面對此種文化入侵，以其固有之「中國人特質」（Chineseness）作了長期抗戰，然而這種爭鬥隨著時日的播遷，顯得更是吃力，因為美國文化經過兩百年的孕育成長，已成為一個令人愛恨交加（love-hate）的「霸權文化」（hegemony culture）。

面對美國強勢「霸權文化」，中國人能採取因應的方策並不多，其一是堅決反對，不但反對美國文化，也反對美國，第二是接近美國文化，第三是吸收、納入中華文化，使之更為豐富，然而這都是高難度的工作。不論從哪一個方策著手，美國「霸權文化」是不會從地球上消失的。中國人在文化上的認知因其所受教育不同，而大相逕庭。「文化認知」（cultural awareness）與「文化知能」（cultural competence）這兩項在文化上的表現對中國人來講尤其重要，另外一項不可或缺的是「文化學識」（cultural literacy），假如中國人不能有效的具有這三項能力，則很難抵抗得住來自美國如水銀瀉地般的「霸權文化」。

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特性瞭解有限，在美國商人強而有力的行銷手腕下，美國文化實際上就是「商業文化」（commercial culture），再一變就成為「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如今美國文化蛻變成「霸權文化」，中國人應該好好的思索來面對及因應此一問題，同時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愛恨」關係亦將持續下去。

儘管美國的商業文化遍及全球，然而華府仍依賴「文化外交」作為「官方外交」（public diplomacy）之不足。由於「商業文化」的延伸不見得對美國外交政策有幫助，是以「文化外交」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否則過分強勢的「商業文化」有時會使得開發中國家認為是一種來自華府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為了有所平衡，這種半官方式的美國文化交流也就有其持續推動的價值了。

然而也不能完全否定「商業文化」帶來的正面意義，由於這一令人歡迎的「商業文化」，使得「全球化」（globalization）更為加速，而形成一個「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

西方文化一直採取爆炸式（explosiveness）之型態，作為其特點。相反的，中國式的國際理念則可用墨子名言以代表之，「視人之國，則視其國，是故諸侯相愛且不野戰。」這句話充分說明中華文化是以愛為基石。當今中國朝野積極倡導全民復興中華文化之時，正是吾人審視國際間各國之不同文化時，應觀察各自間之相異之處在哪裡，也可使得自己在「機會教育」（teachable moment）上有所收穫。最重要的是應找出身為當今超強美國之霸權文化是如何運作的，則吾人就可找出國人對此類文化的因應之道了。

仔細觀察美國文化後，就很容易地看出美國文化中欠缺人文理則。卻大力提倡商業文化，如：好萊塢文化、麥當勞文化等均是美國文化之代表。這就是重商主義之流行力量了。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華文化，則很輕易地就找到兩者相異之處。

最顯而易見的核心差異是中華文化是以王道思想為經、儒家概念為緯，編織成一幅以人為本之中道世界。尤其在今天金錢掛帥之時代，更應完全捨棄霸權經世之概念。於此更感到中華文化有引進世界各國之必要，如此庶幾可引導世人增加文化修養及內涵。

由於重商主義之美式霸權文化一定與國防工業相會合一，其結果是政府一定促使全民與軍火工業結合。由於中華文化是平和的思維，是以唯有以人為本之中華文化始能予世界帶來恆久之安定及和平。【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