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和中國之崛起

一 序 言

最近西方媒體大肆鼓吹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日的世界上第三大經濟強權，甚至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權，換言之，中國通過經濟建設而崛起了！

姑妄言之，姑妄信之：雖不中，不遠矣！至少可以肯定中國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目前已經是世界上一個重要的、不容忽視的經濟強權。

但是，近現代中國的大量歷史事實曉示我們，現代中國之崛起有它一定的次序：先有軍事和政治之崛起，然後始能有經濟和文化之崛起，必須循序前進，不能前後顛倒；否則，必然在付出重大代價之後而終歸於失敗。

閒言之，近現代中國必先求軍事和政治之崛起，然後再求經濟和文化之崛起。中國要崛起，美、蘇這兩座大山是絕對繞不過去的，一天不推倒這兩座大山，中國就一天無法崛起。

最能證明現代中國這一歷史規律的事例，便是毛澤東晚年所指導和領導的最後一次大決戰，一次同美國在印支戰場和同蘇聯在中國北疆所進行的長達十年之久的大決戰，用馬列的術語說，就是毛澤東晚年領導中國人民、印支人民和世界人民進行了一場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的反帝、反修戰爭。

結果，印支人民勝利了，中國人民勝利了，美國和蘇聯失敗了，中國崛起了，中國從此成為世界上受尊重的軍事和政治大國。

但是，無庸諱言，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強國雖然從此國勢下降，一蹶難振，中國也為這場慘烈的大決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其嚴重的後遺症是，破壞了中共黨內可貴的和諧和團結，滋生了反戰、厭戰的情緒，人民亟需休養生息，並使一些中國人特別是受到衝擊的黨內同志和知識分子對毛的領導能力和智慧產生懷疑，甚至對中共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信心發生動搖。

以致毛去世後直到今天，中國人一提起「毛澤東」這三個字，立即就會直覺地產生強烈的反應，而且愛憎分明，愛他的人，將他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甚至人類歷史上一個不世出的偉大人物。〔註1〕恨他的人又把他說成是少有的大獨裁者、大暴君，甚至公然說他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註2〕

毛究竟是民族的英雄，還是民族的罪人？

今年適值毛的一百週年誕辰，他的千秋功過，究竟如何評說？

面對這種對毛的愛憎兩極化的情況下，要對毛的功過作出中國人都能接受的評價肯定是辦不到的。

但是，不論後人對毛的功過有多大爭議、有多大分歧，但大家大概可以形成一點共識：像秦始皇一樣，毛是個跨世紀的大歷史人物，你可以恨他、辱罵他、詛咒他，但是當你談論近現代中國命運的時候，你絕對無法繞過他，他就是這樣一個關鍵的中國歷史人物。

對於這樣一位跨世紀的大歷史人物，未來世代的子孫肯定會因為他們當時的時代條件和要求，而對毛有不同的評價。

那麼，當代的中國人，對毛的功過究竟如何評說？能不能超越政治黨派的恩怨，拋開個人的好惡，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大前提出發，而對毛作出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持平公正的評價？〔註3〕

個人認為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可以做到的，至少是可以嘗試的，因為歷史畢竟是根據歷史事實寫成的，不是可以任人臆造的，即使一時基於某種政治需要而被主觀杜造，將來也必會被歷史事實否定的。

所以，歷史往往需要重寫，不斷的重寫。

基於這一考慮，而且基於毛百年誕辰的難得機會，本文試圖論述最有爭議的毛的晚年，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限於論證上面所說的毛在晚年所指導和領導的反帝和反修鬥爭，同時，論證這場鬥爭的結果同中國崛起的關係。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無意重揭瘡疤，再撫傷痕，只是想借此百年一遇的機會，回述一下毛晚年備極艱苦，全力以赴的反帝事業，同時，作為一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中國人，作者認為應該忠於歷史，還歷史本來面目。

二 南面反資帝，北面反蘇修

所謂毛的晚年，確切的說，是指自1960年代中期至1976年毛逝世為止的10年期間而言。

一談起這10年，人們馬上會不自覺地聯想到文化大革命，誠如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所說的，這個使「黨、國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但是，《決議》基本上是把文革放在中國內政的框架來考察，沒有把文革放在亞洲和世界歷史的框架來考察，由於參考點不同，所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實際上，毛晚年的最大關注是如何突破美蘇從中國南北兩面對中國的圍堵和夾擊，而為中國民族開拓廣闊的生存空間，用馬列術語來說，就是如何同時進行反帝、反修鬥爭，使中國民族真正獲得獨立、自由和尊嚴，如果不從這個主線來看，硬說毛為什麼不全力發展經濟，那就是文不對題，把文章做錯了。

確切地說，毛晚年領導抗美援越，同美國在印支打了十多年艱苦的代理戰爭，同蘇聯在數千里的國界上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包括武裝鬥爭，這不是一場小型戰爭，而是一場關係到黨、國和民族甚至中國文明的興衰存亡的戰爭，也可以說是中美在韓戰之後另一次大決戰，也是毛一生中指揮最後一大決戰，毛對這場戰爭是下了決心的、是不惜代價的、是全力以赴的。

（一）抗美援越

在美國直接插手的越南戰爭，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特種戰爭（甘迺迪總統，1960-1963）。〔註4〕局部戰爭（詹森總統，1964-1968）。越南化（尼克森總統，1969-1975）。本文將集中論述局部戰爭時期，因為這不但同文革有密切關係，而且是整個印支戰爭勝負的關鍵階段。

表面上看來，越戰的對手是美國和越共，但實際上，這場戰爭是中美兩國自韓戰以來的第二次交手，在這場戰爭中，中美雙方都下了戰爭的決心，〔註5〕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將國家的榮譽、聲望甚至命運作賭注。

就美方而言，他們在戰爭的頂峰時期，共投入了總兵力54萬兵力，包括美軍最精銳的部隊，使用了除核子武器以外的所有尖端武器甚至還使用了違反人道主義和國際法的凝固汽油彈、磷燃燒彈、化學毒劑和毒氣，對越南人民進行殘酷野蠻的屠殺和蹂躪。

美方清楚地知道，中國才是他們真正的對手，中國是打的一場代理戰爭，所以，美方對中國進行心戰，不斷發出戰爭恫嚇，1965年，詹森總統在一次演說中說，「中國的影響愈來愈濃」美國報張也紛紛附和著詹森的好戰調子大肆宣傳說，在越南戰爭中，將不再有朝鮮戰爭中那樣的「庇護所」，美國將對支持越南人民鬥爭的人「窮追到底」，換句話說，就是必要時，要對中國進行轟炸，把戰火帶到中國境內，甚至有些報張還主張對中國進行核子報復，摧毀中國的核基地。

這種戰爭恫嚇，在中蘇分裂甚至敵視後中國缺乏蘇聯核子傘保護的情況之下，是必須正視的，但是毛沒有被美國的核子敲詐嚇倒，下了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援越抗美的決心。〔註6〕在毛的決心下，中國對美國的恫嚇作了針鋒相對的回答。

1966年4月10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時表明了中國「抗美援越」的決心說：

「中國是作了準備的，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於中國，不論它來多少人，用什麼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內，可以肯定地說，它將進得來，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萬越南南方人民對付得了20萬美軍，那麼六億五千萬中國人也肯定對付得了一千萬美軍，美國侵略者不管來多少，必將被消滅在中國。」

接著又說：

「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限，美國有些軍事家想依靠海空軍優勢轟炸中國，而不打地面戰爭，這是一廂情願，戰爭既以空戰或海戰開始，那麼，戰爭如何繼續進行，就由不得美國一方作主了。」

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記者清楚地告訴美國當局：如果美國決心要同中國再度公開交戰，中國準備靠自己的力量同美國周旋到底。

其次，就中方而言，中國主要從下列幾個方面支援越南人民進行「抗美救國」鬥爭：

第一，提供戰略保證和精神支援：

1964年8月當美國借口北部灣事件，出動海軍飛機轟炸越南北方海岸時，中國政府鄭重聲明：

「美國對越南的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

1965年6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美國侵略戰爭打多久，我們就支持越南人民多久，美國要打到底，我們就支持越南人民反擊到底。」

「我們已經作好一切準備，將在得到越南人民呼籲的時候，立即派出志願人員到越南去，同越南軍民並肩作戰，直到把美國侵略者趕出越南。」

這些聲明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把越戰看成是自己的戰爭，同越南人民命運與共。

1967年12月19日，正當美國擴大對越侵略，越南民族處於最危急的時刻，毛澤東向越方保證：

「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

1970年5月20日，當美國把印支戰火擴大到柬埔寨時，毛澤東向印支人民發表著名的《五二十聲明》說：

「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

同年12月19日，毛再度向印支人民保證：

「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是中國人民應盡的無產階級義務，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抗美救國戰爭前進道路上，不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也不論美國侵略者進行怎樣瘋狂的軍事冒險，七億中國人民堅決與你們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們，直到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徹底勝利。」

1971年3月6日，周恩來本著毛澤東的意志在河內向世界宣佈：

「如果美帝國主義硬要沿著擴大侵略印支戰爭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人民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直到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為止。」

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發表這種抗美援越決心的聲明，多得不勝枚舉，據範文同後來回憶說，中國的這種戰略保證和精神支持，極大地鼓舞了他們「勇往直前戰鬥，和戰勝美國侵略者」，成為他們進行持久戰的精神力量。

第二，提供數量巨大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在武器彈藥方面，整個抗美戰爭期間，中國向越南南方解放軍無償提供了全部武器彈藥，在軍事人員方面，從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志願部隊32萬餘人，其中最高曾達17萬餘人，在經援物資款項方面，由於越南貧窮落後，長年戰爭，經濟殘破，中國向越南提供了越南人急需的品種眾多，數量巨大的生產和生活用品，同時，在中國亟需外匯的情況下，還援助越南數億美元，供其機動使用，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抗美戰爭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了總值超過二百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註7〕

由此看來，誠如周恩來於1965年3月29日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亞那就援越問題向世界宣告的：

「中國人民堅決響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最近發表的聲明和呼籲，給越南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質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戰物資，我們還準備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時候，派遣自己的人員同越南人民共同戰鬥。」

中國說：「越南人民和印支人民的抗美鬥爭就是我們自己的鬥爭」，上述事實證明中國完全說到做到了。

第三，提供戰略思想和戰術經驗方面的指導：這主要是指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游擊戰和大兵團作戰的經驗，這種援助雖然是無法以金錢衡量，但對越戰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例如據說著名的1968年1月31日的「新春攻勢」是許世友將軍策劃和指揮的。這場規模龐大的，具有決定性的戰役，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傑出地運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經驗，此外，據說韋國清將軍是1975年4月底5月初解放西貢的「胡志明戰役」的總指揮，列舉這兩個例子並非要貶低北越將領如武元甲等的指揮才能，而是要證明深得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精義，兼擅游擊戰和大兵團作戰的中國將領對越戰所起的關鍵作用。

新春攻勢是越戰的轉捩點，越戰從此自局部戰爭的階段進入越南化的階段，換言之，詹森總統和尼克森總統先後從新春攻勢認識到，美國在越南戰場無法取勝，必須尋求途徑，使深陷在越南泥淖的數十萬美軍能夠「體面地」撤出，越戰自此開始降級，越南戰火自此開始減弱。

（二）抗蘇自衛

發生於1969年3月上旬的中蘇珍寶島事件，在性質上是中國抗蘇自衛的邊界事件，在規模上僅動用了團級兵力和常規武器，在時間上僅持續了半個月，所以無論從什麼方面來看，都無法同當時中國在南方進行的激烈的抗美援越戰鬥相提並論，但是，這個小型邊界事件卻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珍寶島事件只不過是60年代中蘇無數次衝突的一次而已，但是由於被雙方戲劇化而引起國際注目，這個事件反映了蘇聯沿中蘇數千里邊境駐紮百萬大軍的緊張局勢，反映了蘇聯大軍壓境的、咄咄逼人的軍事現實。

第二、對這次事件的處理非常嚴肅認真，蘇聯不僅在國際上發動宣傳戰爭取同情和支持，還在國內假裝全國動員，準備同中國進行戰爭，並且更進而向中國發出核子恫嚇說：「蘇聯的核子飛彈是強大的，可能造成千千萬萬人的悲慘命運。」

第三、珍寶島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其國際背景的。1968年8月20日，蘇聯揮軍侵襲捷克，干預捷克內政。9月26日，布裡茲涅夫宣佈其「有限主權論」，主張社會主義大家庭內任一成員的主權發展到威脅蘇聯的利益時，其主權就要受到限制，以便為其侵捷行動辯護。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珍寶島事件，就意味著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的中國，應當屈從蘇聯的意志；否則，蘇聯將像對付捷克一樣，用武力限制中國主權。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和中國人民，從各方面予蘇聯以堅決反擊：

在戰場上，中國邊防軍英勇還擊，使蘇軍陣亡三千餘人，其中包括一名團長級軍官。3月15日，蘇軍撤出珍寶島，中國擊敗了蘇聯的戰爭挑釁。

在宣傳戰上，中國提出大量事實和證據，並刊出這次事件的有關照片，使中國「佔盡了上風」。

在群眾運動上，中蘇的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一個星期內，發動了四億多人示威抗議。

在對付蘇聯的戰爭恫嚇上，中國向蘇聯提出警告：「如果你們繼續進行軍事挑釁，就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麼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乾淨地全部消滅。」

隨著蘇軍撤出珍寶島，北方的烽火熄滅了。

同時，隨著美國在越南實施越南化，南方應戰的烽火逐漸減弱了。

中國頂住了蘇霸的壓力。

中國更頂住了美霸的壓力。

三 中國在戰火中崛起

1969年初美國新舊政府交替之際，中國南方熊熊的越戰烽火雖然減弱了，但是還在繼續燃燒，有時甚至非常熾烈。然而這時，有識之士，都知道這場烽火快要熄滅了；美國失敗的命運是注定了！

這場人類有史以來最熾烈的戰火，燒掉了美軍無數的神話和美國對自己能力的極端自信；燒掉了舊國際秩序中許多過時的、不合理的、甚至有些是荒謬的東西；燒掉了醜化中國、醜化毛澤東的謊言和神話，現分別論述如下。

（一）無可奈何花落去

最初，美國是做著冒險家的美夢，滿懷信心地捲入越戰的。

1962年初，甘迺迪總統在「不惜任何代價，承擔任何重負，確保自由得以存在和勝利」的理想主義鼓舞下，派遣顧問前往越南，進行特種戰爭。

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幾乎無異議地（眾議院以466票對0零票，參議院以88票對2票）通過《東京灣決議》，授權詹森總統直接介入越戰。

1966、1967年，詹森總統在美國富甲天下的想法下，一方面在國內推行支出浩繁的克服貧窮問題的大社會計畫，一方面派遣54萬大軍在越南進行戰費龐大的局部戰爭。

但是，到了1968年1月的新春攻勢之後，越戰卻變成了美國的一場惡夢。

這場惡夢使美國決策當局認識到美國國力是有其極限的，感到美國在印支戰場上已經力不從心。例如，季辛吉博士在1969年初接受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任命時，就深深感到：

「……我們的力量雖大，但還是有限度的，我們的能力和我們的問題相比，再也不是無限的了；相反地；無論是在才智上還是在物質上，我們都必須分別輕重緩急。」

名政論家李普曼也忠告季辛吉說，作為美國外交決策的制訂人，他「必須使美國按照自己的能力來承擔義務，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和中東。」

這種對美國國力的新認識，也清楚地反映於「尼克森主義」。1969年7月23日，尼克森在關島宣佈指導他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時說：

「我們將繼續承擔我們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但是除非出於我們切身利益的需要，我們將不再承擔任何新的義務」。

「我們以往的政策是向別的國家提供武器、人員和物資以幫助它們反抗侵略，保衛自己。過去我們在朝鮮就是這麼做的，在越南我們也是這樣開始的。我說，但是從現在起，我們只準備向那些願意承擔責任以自己人力來自衛的國家提供物資和軍事、經濟援助」

「尼克森主義」清楚地告訴美國的盟國：它們應當自己承擔自衛的責任，美國已無力代替他們進行自衛了。

越戰的這場惡夢不僅暴露了美國國力的相對減弱，而且暴露了美國內部的矛盾重重，特別是在1969、1970和1971年的三年期間，國內的矛盾空前激化，校園裡的澎湃學潮，一次又一次的反戰大示威，社會上暴力事件的層出不窮，輿論界高漲的反戰聲浪，在在使美國政府陷於癱瘓狀態，使美國社會面臨分裂解體的危險。

這就難怪尼克森在他的《回憶錄》裡慨歎地說，反戰運動，「造成一種政府業已四面楚歌，搖搖欲墜的印象」；那些發誓要用暴力來摧毀我們民主制度的、很有組織、很有技巧的革命者，已在國內造成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怖主義流行病」；「恐懼的心理在全國各地不斷蔓延」。

季辛吉也在他的回憶錄《白宮歲月》裡痛苦地回憶說：

「不論當初我們作戰是抱著什麼目的，到了1969年，我們在國外的信譽，我們所承擔的義務的可靠性，和我們的國內團結一樣，都受到了地球上離北美最遠的這個國家所進行的鬥爭的危害。……到了1969年，我國已被抗議和苦惱分裂了。」

又回憶說：

「這些人士（作者按：和平主義者、務實主義者、孤立主義者、理想主義者）……運用辱罵和暴力行動這樣一些衝擊手法，來表達60年代開始出現的憤怒情緒，表達他們對美國、對它的『制度』及其『邪惡』的憎恨。

「所有這些派別聯合起來，形成了196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令人痛苦的混亂現象，造成了大學校園裡的暴亂行動，並使得曾經支持美國在戰後對外政策上採取偉大的主動行動的領導人們的思想陷於混亂和士氣沮喪」。

當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份給尼克森的備忘錄中向他指出國內局勢的嚴重性。

「根據我的判斷，越南戰爭繼續下去將危害我國的前途。我所關心的不僅是人員生命的損失以及金錢和資源的浪費。最嚴重的是，這場起因和目的不明的衝突正在我們社會內部造成極大的分裂。」 由此看來，到了1969年，美國處於內外交困的嚴重危機之中，越戰不僅是一場惡夢，而是一場美國史上最可怕的惡夢。新上任的尼克森總統面對著這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深重危機，認為除了從越南撤軍，消除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之外，別無他途。

（二）五個中心和三個提案

實際上，據季辛吉說，早在1969年初尼克森政府上台時，他和尼克森已在考慮如何收拾他們從甘迺迪總統和詹森總統接過來的越戰殘局。

收拾殘局包括兩個部分，體面撤軍和建立新的亞洲秩序及國際秩序。這是尼克森總統建立所謂的「和平結構」（structure of peace）的兩個主要方面，是他擔任總統期間（1969年1月至1974年8月）全力以赴的中心工作。

如何才能體面地撤軍呢？

如何才能建立公正、穩定、持久的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呢？

據尼克森和季辛吉說，這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中國」，換言之，他們認為只有承認中國這個政治現實，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只有承認中國在亞洲和世界上的大國地位，承認它對亞洲事務和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才能建立公正、穩定、持久的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然後，以此換取中國幫助美國從越南體面地撤軍。

簡言之，中國是幫助美國擺脫內外困境的唯一出路。

極具諷刺的是，這個結論竟然是由一個長期以來一直以強硬反共反華立場而知名的尼克森總統作出的。

尼克森說，早在1967年，他就在《外交季刊》中提到美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就任總統後，又公開地或私下地散播改善中美關係的言論。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尼克森總統於1971年7月6日在堪薩斯城向中西部新聞機構負責人所作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講，具有開創新局面的意義。其中有兩點同中國有關，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已經由戰後的兩個中心變為現在的五個中心：

「從經濟觀點來看，現在國際上不是只有一個世界第一，絕頂優越的美國，也不是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條件及經濟潛力的角度著眼時，現在世界上有五個強大的勢力中心。」

他接著進一步闡述說：

「所以，總的來說，我們看清了什麼？當我們向前看，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我們看到五個強大的超級經濟勢力，美國、西歐、蘇聯、大陸中國，當然還有日本。……這五個中心將要決定20世紀的後三分之一的世界經濟動向；而且因為經濟力量是所有力量的關鍵，也決定整個世界的去向。」

第二、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大陸中國置身於國際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獨處，它的領導人和世界領導人互不溝通，這樣對全世界將是一種危險。而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

有鑒於此，尼克森總統覺得「本屆政府必須採取最初的步驟以結束大陸中國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的情況」。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和政略家，季辛吉則從全球勢力均衡的而非經濟的角度得到上述結論。他認為結束中國孤立狀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可以對蘇聯產生有力的制衡作用。

（三）解鈴還需繫鈴人

1970年代初期，中美兩國領導人既然解決了建立友誼的理論問題，找到了建立兩國友誼的共同基礎，那麼，剩下來的只是採取何種具體步驟來建立這種友誼了。

但是，冰涷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中美關係已冰封了20多年，又豈「冰凍三尺」可以形容！所以，要想使冰凍了這麼久的中美關係一旦解凍，並非易事。

中美關係的長期凍結，咎在美國，自然應由美方主動採取解凍的步驟。

據尼克森總統說，自他於1969年初就職後，就主動耐心地通過各種外交渠道，試探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

經過長達兩年半「複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耐心而周到的準備」，終於在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的半年多的時間內，導致三項「改變了國際政治結構」的重大發展。

第一，1971年7月15日，尼克森總統在電視上宣佈接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定於次年5月以前訪問北京。

這個消息，的確如周恩來向季辛吉預測的一樣，震撼了世界。尼克森事後也回憶說，他當時在電視上的三分鐘講話，成為「本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第二，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所佔據的非法席位中驅逐出去。」

中國的消息，再度震撼了世界。

中國得以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固然是由於支持中國的會員國數目逐年增加，已成了大勢所趨。但能夠在1971年而不是以後數年進入聯合國，尼克森政府的消極抵制，無疑地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在聯合國的勝利，反映尼克森總統在中美關係方面的確言行一致，不僅在言論上還在行動上解除了20多年來美國強加於中國所謂的「孤立狀態」，反映了尼克森政府尋求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急迫性和誠意。

這次勝利，還反映了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巨大聲望。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裡用行動感謝如《決議》裡所說的，中國「堅決支援他們的正義鬥爭」。它們的代表在投票後分享勝利成果的熱情反應，在國際外交場合上是少見的，最令人永遠難以忘懷的。這種戰鬥友誼，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與中國給予他們的道義支持和無私援助是分不開的。

第三，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以美國總統身份，抵達北京，進行為期一周的正式訪問。

這個行動，不但大大震撼了世界，而且徹底改變了國際的政治面貌。

尼周兩人握手一分鐘

尼克森總統下飛機後，在機場「單獨一個人」同周恩來握手長達一分鐘之久。據他說，這是他刻意安排的。因為他深深知道周因1954年在日內瓦開會時杜勒斯拒絕同他握手而「深受侮辱」，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他特別借此機會，代表美國為杜勒斯的傲慢失禮而向周恩來深致歉意。

誠如尼克森總統所說的，他同周恩來的握手，標誌著「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隨後尼克森總統在中南海毛澤東書房裡同「現代歷史上的一位巨人」毛澤東的握手，更是標誌著中國、亞洲和世界，已正式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具體地說，毛、周、尼的握手，就美方而言，標誌著美國的霸權開始沒落了。季辛吉對這個冷酷的國際政治現實，看得非常透徹，他傷感地說：

「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時機干預世界事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始終是參與世界事務的，但是無論在物質上或道義上，我們的優勢地位已經不如以前了。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力量中心，並努力在它們之間保持平衡。」

〔註1〕以四人幫為代表的凡是派，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也就是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萬句，句句照辦的極左思想。
〔註2〕徹底反毛的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圍繞香港《明報雜誌》的自由派，其代表人物為余英時，他對毛的歷史評價是：毛生前的偉大、同大獨裁者斯大林、希特勒一樣，「完全是由現實的權勢所烘托出來的，權勢隨生命以俱去，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虛。」這是一位自命治學嚴謹，客觀的史學家對毛的全盤否定，毛領導中共和中國半個多世紀，在中國引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死後果真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白嗎？這一派批毛，醜化毛的言論不一而足，其中之尤者如徐東濱更將毛視為「暴君、昏君、瘟君」，在徐的眼裡，毛簡直是個禍國殃民的罪人。
〔註3〕比起上述兩種崇毛和貶毛的極端觀點，中共目前的當權派也即以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共官方對毛的歷史評價，比較客觀，大體而言，他們對毛開國建國的功績完全肯定，但對毛晚年在內政上的所做所為卻是完全否定的，即認為毛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使黨和國家遭受了一次「浩劫」般的災難，縱令如此，他們對毛晚年的業績也不是全盤否定的，而是有所區別的，他們對毛晚年對外事務上的所做所為不但不是否定的，而且是擁護的（參見拙文《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北美日報》。1987年3月19日和20日、《海峽評論》第36期，1993年12月號）。
〔註4〕這個階段也可視為越戰的準備階段或初級階段。
〔註5〕約翰．紐曼在他的《約翰．甘迺迪與越南》（1992年．紐約）一書中認為，甘迺迪總統在被暗殺之前，（1963年11月）雖然在公開場合仍然支持增援越南，但私底下已經決定撤出越南，這一次定遭到五角大廈、中情局、聯調局和軍工綜合體的強烈反對，而遭到殺身之禍，如果這個說法成立，可見美國統治集團不惜犧牲一位總統而堅決要與中國在印支再次較量。
〔註6〕這個決心是很不好下的，為了打不打韓戰，毛苦苦思考了三天三夜，為了打不打中印邊境戰爭，毛在1962年10月召集將帥在西山舉行軍事會議，聽取意見，最後，他說：「與其跪著死，不如站著死，想要我們死，也不那麼容易，這一仗，我們不打則已，打就要打出威風，起碼要保證30年和平。」如果毛不易作出打韓戰和中印邊境戰爭的決心，那麼他就更難作出打越戰的決心了，同時可以想像，黨內反對的聲音也會較前兩次對外戰爭大得多，但是，他終於不顧反對的聲音，決定同美軍在印支戰場上再次較量，而且，毛的一貫作法是，既然要打，就一定要打勝仗、打出威風、打出志氣，在印支戰場也不例外。
〔註7〕另一說謂這二百億美元中包括50年代抗法援越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