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購弊案與獨台弊端

負責海軍重要武器採購單位的一位上校級軍官，去年12月9日遭人謀殺，棄屍蘇澳外海，但隨即被出海作業的漁民發現撈起載回岸上，而被警方所知。在死者身份甫告明朗之際，軍方便立即派員處理，且有意扭曲及淡化本案內情，然由於新聞媒體的重視與廣泛查訪報導，加上多位立法委員的主動質詢與相互攻訐，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切與義憤，這件案子終於「捂」不住，軍方被迫交出主辦權，改由刑事警局與地方檢察官全權偵辦。就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許多位海軍現役與退役的校級、將級軍官，曾被偵詢與收押；許多海軍武器採購的貪污玩法劣跡被曝光；尤其嚴重的是，許多屬於參謀本部的「機密」、「極機密」文件，竟然堂而皇之的「流落民間」，掌握在所謂「武器仲介商人」之手，裡面包括有海軍方面將進行的海軍基地保衛新設施規畫的新方案在內，簡直駭人聽聞！

人們每天在報章上讀到這些報導，不禁頓生時光倒錯之感，懷疑這是不是清末甲午戰前的「北洋水師」﹖這是不是好萊塢製作的間諜電影﹖其內心之啼笑皆非、悲憤荒謬可想而知。

時至如今，「上校謀殺案」仍然無法破案，坊間也就眾說紛紜傳言四起，對於海軍上層，甚至於整個軍方上層與指揮統帥系統，都有十分負面的說辭，其影響是不能不令人擔憂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基於愛深責切的立場有以下幾點看法，願提出來就教於相關各方面：

（一）至遲始自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時期，國軍就有迫切的武器質與量的有待提高問題，特別是政府遷台之後，在與彼岸森嚴軍事對峙情況下，在蔣介石先生「反攻復國」指令下，這一問題的壓力更大。而相對的，這一問題在《中、美共同防禦協定》時代，對國軍上層卻造成奇怪影響，即一方面他們必須努力去完成最高領袖所期望的目標；另方面也必須知道乖巧順從美方對我方武器質與量的估計，避免讓美方找到我方企圖「逾越」的把柄。國軍高級軍官在此一矛盾限制處境下，逐漸「異化」。深一層的說，身為領袖子弟的三軍高級軍官，有神聖的使命去拚命達成「反攻」任務，但是理智上也明白這一任務大多要靠老美「玉成」；然而美國人的想法是，國軍只是他在「西太平洋前線」的「傭兵」，而且功能是只能守不能攻。美國用軍援與軍售的設計有效的使國軍符合其想法。在蔣介石先生逝世之前相當一段時間，他的子弟將領們把「反攻」變成口號，而在他去世之時痛哭哀慟。精神上有挫折感的、自覺無力的軍人，是十分可能虛無與腐化的。

（二）兩岸情勢在70年代美方主動改變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後，本應出現新的局面，但這裡面的一個謎是，蔣介石的繼承人蔣經國先生仍大力堅持「反共」政策，將雙方的和緩一直拖到1988年。因此人們看到的是大陸進入聯合國以及與美國「關係全面正常化」前後，台灣所呈現出的歇斯底里般的恐懼，這裡面包含了對更多的、更好的武器的渴求，這除了更有利於美方對台灣軍方的操控，也同時刺激起美方對台灣「不擇手段」搞核武的警惕與壓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之後，此間人們在飽受驚嚇之餘，竟大大感恩於《台灣關係法》，而此法之核心就是對台軍售。國軍如何利用此法以及與美斷交之後產生的新空間，展開向美與向歐洲各國購武，便成為70年代末、80年代開始之後的最重要業務。在台灣，無人對此提出質疑或其他建議，這又何嘗不是為腐敗製造特權。

（三）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蔣經國死後，執政黨內部爆發的主流、非主流之爭，主流派本土化派在政治領域的勝利，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導向對「軍權」的爭奪，這對國軍長年的生態結構造成大衝擊，許多「中堅」幹部開始彷徨、疑惑，這都促成貪贓枉法孳生的空間。而自70、80年代之交肥大起來的對外軍品採購業務與預算，也就在這幾年更加的成為腥穢誘人的發財良機，軍中的「敗類」在外商、仲介者、各類有力人士的勾結援引之下，肆無忌憚的中飽公帑，以致不惜殘殺同袍，不許任何人阻擋財路了。

由以上三點的敘述，或許能片面的說明今天國軍的軍購情況與腐敗的成因。我們感慨之餘，強壓住內在的複雜情緒，沉痛的呼籲：國軍是有其光榮的歷史與尊嚴的，不能在今天台灣當局的愚昧自私、短視自卑的「獨台」政策下，也隨波逐流自暴自棄，甚至更加同流合污腐惡妄為，而應該嚴肅反省抗日戰勝以來跟美國的關係，清掃一切迷霧，看到中國人應走的道路與兩岸前途之所在，扮演中流砥柱，恢復中國軍人的堂正本色。海軍上校謀殺案的發生，已是國軍袍澤最後覺醒的關頭，否則將無以面對歷史、同胞，也將自喪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