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觀：歷史是民族鬥爭史

一 國家民族虛無主義析評

所謂國家民族虛無主義，簡言之，即輕忽或否定國家民族之存在價值，認為國家是神話、虛構，甚至是災難；民族是狹隘的社會，應當超越；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是低級位格的政治口號及野心政客的宣傳名詞。

國家民族虛無主義亦有其光譜，深淺濃淡，程度不同，派別亦多，茲分述於下：

（一）無政府主義，根本否定政治制度及政治權力之必要性。（二）利己個人主義（egoistic individualism）此與利他個人主義（altruistic individualism）不同，雖然都是個人主義，但前者是以個人一己利益為第一優先，個人是最高的忠誠奉獻對象。（三）家庭或家族主義（familism），家庭（族）以下的個人或家庭（族）以上的社會、民族、國家等均無地位可言，家庭（族）利益第一。（四）地方主義（localism, provincialism, regionalism），「台灣利益優先論」即是地方主義的最好例證。（五）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超越國家和民族的防線，以「世界公民」自居。（六）新舊西化派的西化主義（Westernizationalism），親歐愛美，崇洋拜外，就是不親中愛華，喪失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自卑自賤、自貶自恨、自慚形穢，認為中國文化「一無是處」，樣樣不如人，包括語言文字、道德藝術，甚至怨恨鼻子不高，皮膚不白，要全盤西化、全方位西化，包括皈依基督教，中國文字拉丁化。至於人權高於主權、國權，那是當然之義，民主無國界，自不待言，愛自由甚於愛祖國，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鄉祖國。（七）階級鬥爭論的國際主義，主張「走俄國人的路」，故亦被稱為俄化派的俄化主義，像西化派的西化主義一樣，亦輕視中國文化傳統，認為是封建落伍的，不值得尊重發揚。這可以用中共前文化部長王蒙先生最近的發言予以申述，王蒙說：

「自1949年政權發生更迭後，大陸文化發展總共受到三波衝擊：起初，大陸方面並不重視傳統文化，又以階級定性觀點和激烈手段來否定中國傳統。接著文化大革命又嚴重損毀古跡文物，為中華文化帶來第二次衝擊。改革開放以來，又面臨第三波衝擊，文學家經由引進西方思想，以不同的角度、語言來詮釋、批評傳統文化，例如《河殤》將我們近百年來的積弱歸咎於中國文化，劉曉波等人更以激烈的語言及態度，主張中國只有作西方殖民地三百年才會有希望。」（見《世界日報》93年12月21日）

劉曉波等是大陸上的新西化派代表人物，由俄化主義轉向西化主義。

階級導向的國際主義或俄化主義源於馬克思，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至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現代國家政權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而已。」「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廢除祖國，廢除民族。工人無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階級的對抗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最堅決地與傳統的所有制關係決裂；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發展過程中要最堅決地與各種傳統思想徹底決裂。」「他們（共產黨人）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馬克思只強調人是製造及使用工具的動物，偏重歷史發展的經濟因素，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為社會經濟基礎，政治法律是上層建築，以及與其相應的學藝及意識形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經濟衝突，造成社會之變革。同時，馬克思視人類社會為一個整體單元，作橫向的、階級的、經濟的劃分。依據唯物（經濟）史觀，有哪種經濟階級關係，就有哪種政治統治關係。經濟兼政治的統治階級是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相對抗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的、有時公開的鬥爭。」過去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所以歷史是階級鬥爭史。因而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忽略民族鬥爭，重視階級利益，輕視國家利益，否定國家有超越階級的普遍價值與功能。

所以馬克思在1848年所寫的《共產黨宣言》（1850年以後，由他與恩格思聯名刊行於世）被後來的國際學界指為「反民族主義宣言」。

雖然恩格思亦承認意識形態亦可能影響經濟，但這與唯物（經濟）史觀發生矛盾。事實上，經濟只是文化（文明）的一部分而已。文化的其他部分如政治、思想、宗教等，同樣重要，有時候甚至比經濟更重要，更有影響力和控制力。此其一。

人類社會歷史文化之演變，不是經濟或任何一個因素所能解釋的。此其二。

社會階級之產生雖亦甚早，但族群及民族先於階級之存在與劃分。此其三。

階級鬥爭是民族內部矛盾的激化，但當民族鬥爭發生時，民族內部階級矛盾衝突常即停止，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兩次世界大戰是最好的說明，各國工人均為各自的祖國而戰。此其四。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消失後，反而使民族更易於團結鞏固，常立即向外擴張，與其他民族發生衝突，甚至征服較弱小的民族，羅馬帝國即是顯例。羅馬的平民與貴族階級在共和時期取得調和妥協後，即向外擴張，由共和城邦變成大帝國。而羅馬帝國衰亡的重要原因則是階級鬥爭的結果。第二次大戰後，英國勞資階級衝突激烈，罷工不斷，經濟停滯，英國著名史學家湯比呼籲英國人要學古羅馬民族，停止階級鬥爭，使英國強大而不沒落，不可學俄羅斯民族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亦承認，階級鬥爭的結果，可能使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共產黨宣言》）此其五。

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當工業化成功，經濟富裕，講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但對其他工業落後民族，則實行炮艦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內人與人的壓迫剝削減少，但民族與民族的衝突，不僅未隨之減少，反而增加。此其六。

總之，民族的規模大於階級，民族利益高於大於階級利益，民族利益是各階級的共同利益。民族鬥爭是全民族的生存尊嚴之所繫，民族內部階級矛盾衝突則是內鬥內戰，內鬥是恥辱，內戰無英雄。所以唯物史觀及階級鬥爭論是偏頗的、不健全、不正確的歷史哲學及政經理論，大不利於國家民族之生存發展，是一種國家民族虛無主義。

至於西化主義及俄化主義的輕視傳統文化，則在理論上更為脆弱。歷史傳統是連續不斷成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可能一刀兩斷，根深則枝葉繁茂，源遠則流長，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是不會有未來理想的，沒有昨天，不會有今天和明天，故龔自珍有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紀綱，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墜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西化派及俄化派反歷史傳統，如何能為中國謀出路前途？

自然科學和技術可以無國界，人文社會科學因時空而不同。各民族的文化發展，因人、時、地種種因素在先後次序及程度上，均難一致，發展方式，亦難相同。各民族所面臨的問題不同，條件不同，如何能走其他民族的老路？有亞洲藝術，為何不可以有亞洲民主？有東方宗教，為何不可能有東方經濟？菲律賓學美國，一塌糊塗，蘇聯急於學西方，趨於瓦解。走自己的路，創造自己的前途。傳統與現代無法分開。肯定自己，才能自立自強。克服國族虛無主義，才能為國族找到美好出路。

二 文化史觀克服國家民族虛無主義

文化（culture）一辭，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文化指文學、藝術、音樂、哲學、科學、教育等思想的、藝術的活動與成就。廣義的文化與文明（civilization）同義，指一時代或一人群活動之總成就。有些學者對此二辭不加區別，交替使用，本文即屬此類；有些學者則予以區別，用文明一辭指較成熟的高級的文化。

文化（或文明）包含三大部分：（一）語文、文學、史學、哲學、科學（自然物質的與人文社會的分科知識）、音樂、藝術、道德、習俗、宗教等）；（二）制度（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等）；（三）技術、工具。

人類文化社會關係（可簡稱人群關係或群己關係）可分七個層域、七重奏，因而七種利益、七類價值觀：（一）個人（可稱為小宇宙）；（二）家庭（祖先、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子女、子孫）；（三）社會（階級、黨派、職業的、地域的團體等）；（四）民族（族群、部落）；（五）國家（城邦、族國、帝國）；（六）世界或人類（各族群、民族、國家）；（七）宇宙（萬物、仙、佛、神靈、上帝）。以上七個層域的人群關係、利益或價值可用同心圓由個人到宇宙自內圈向外圈表示之；亦可用金字塔由個人到宇宙自下層向上層表示之。

人是肉食動物的一種，有一般肉食動物的本能、獸性，可稱為惡性，而人之惡性尚包括情感意志的不受理性控制。但人亦為「萬物之靈」（周武王），亞里斯多德稱人是理性的、社會的、政治的動物，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異者，在人有四端或四心：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恭敬）之心。擴充此四端或四心（善性、德性、理性），即可修己安人，立身處世。

「民為邦本」，自個人出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道，追求真善美聖，傚法古今完人。「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陸象山）。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叔孫豹）。從學問、修身養性到成功立業，或在爭上磨練，寓學於做，樹立人格、學問及民族三大尊嚴，追求德行、功業、言論三不朽，對家庭、社會、民族、國家、世界、宇宙盡分盡責，盡心盡力。

從個人出發，不錯，但必須通過家庭、社會，振興民族，建設國家，促進大同。孤立的個人，不能生存，亦不能創造文化。文化是社會的、民族的。個人來自家庭、社會、民族、國家，故仍須回歸到家庭、社會、民族、國家。孤立的個人是無意義的。如黑格爾所說，家庭與「民間社會」均是不成熟的、不完全的制度或群體（collectivity）。家庭是「特定利他主義」（particular altruism）的群體，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是「普遍利己主義」（universal egoism）的群體，國家才是「普遍利他主義」（universal altruism）的群體，所以一切民族均要求自決，以建國為理想。各民族無論大小，均爭取自由、獨立，因此，各民族之對立、衝突、競爭、鬥爭，不可避免。在人類社會中，沒有兩個人完全相同，在自然界，沒有兩片樹葉完全相同。人類社會，千差萬別，歧異叢生。有差別即有對立、衝突。人欲無窮，物資有限，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集體與集體，其間之差別、歧異、對立、矛盾、衝突、競爭、鬥爭，實難避免，只有程度與方式的不同而已。階級的差別與鬥爭，當然存在，也可能激烈，但是，如果說，歷史是階級鬥爭史，則偏頗片面，不周延全面。當然，人性相同，各民族各文化有共性，故民族有合作及同化之可能與必要，文化亦有交流與融合之可能與必要。但各民族各文化之間的差別，如種族血統、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地理環境、歷史傳統、道德藝術、政經風習，等等，根深柢固，源遠流長，很難同化融合。所以歷史是文化衝突史，是民族鬥爭史、血淚史。

兩位德國猶太知識份子，30歲的馬克思與28歲的恩格思，在19世紀的中期提出他們的歷史哲學與政治經濟理論：歷史是階級鬥爭史。

一個世紀以後，一位著名的中國歷史學者郭廷以教授說：「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鬥爭史；西北的遊牧民族，則為中華民族最早的大患。」（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民國76年，頁378）。繼西北遊牧民族之後而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林則徐）。故左宗棠說：「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外蒙不保，即俄羅斯民族侵略中國之結果。西藏未能獨立，是因為英帝國之式微及印度侵華之失敗。台海兩岸分裂之現狀，亦中、日、美、俄四大民族鬥爭之結果。

另一位當代中國思想家及史學家胡秋原先生，在他八十誕辰的演講詞中說：「世界歷史大體上是民族鬥爭史，過去是遊牧民族、農耕民族、海洋民族相互鬥爭的歷史。至於近世，工業起來，農業國無例外的為工業國所征服。」兩年後，胡先生在他的《我的哲學簡述》中又說：「世界史上的主體是民族，不是階級。必先有民族，然後才有階級。」「我認為歷史是民族競爭和鬥爭的歷史，平時各民族以其文化競賽，在戰時，各以其文化為武器（包括戰場上的武器）進行戰爭。」（《中華雜誌》季刊，1992年12月）。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停止階級鬥爭。這是中華民族「最後覺悟」之開始；我們期待並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必將皈依民族主義。

三 民族、民族主義及文明衝突

第二次大戰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民族主義權威學者Hayes認為民族及民族主義古已有之。他說，人類是社會的動物，主要的意義不是指他們任意地和一切人交往，而是在於他們和特殊集團的人交往。人們似乎總是自然地為某一個特殊集團所吸引，而對其表示顯著的忠誠。在原始的人類中，傑出的集團自是部落，這是一種具有偉大團結力、純粹的而較小的集團。各部落有特殊的生活及文化型式，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社會政治組織，顯著的宗教信仰制度及魔術慣技，不同的習俗、法律、禮儀及藝術。各部落成為單位從事工作及戰爭，教導其分子對部落奉獻最高的忠誠。（Carlton g. H. Hayes,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1931, p.l ）。Hayes 並指出，許多古代作家都以「民族」（nation）一詞稱呼部落，因此民族主義也可以說是原始社會的一種表徵。史前時期各地的人群都是民族主義者。荷馬、舊約聖經的作者、古羅馬史學家、美洲的發現者，以及到非洲的探險家，他們所描述的部落人民都是皈依民族主義的。這種原始的部落主義當然是一種小規模的民族主義，雖未理論化，但被視為事實而普遍地接受，它是自然的產物，並有巨大的影響力。（同上引，pp．1-2 ）

Hayes又說，18世紀大多數的評論家是人道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但非常關心全人類，而且也非常關心人類特殊的「原始的」表徵。他們從美洲的野蠻部落中，東方的古怪民族中，及歐洲「開化的」土著中，發現人類的特殊的表徵。從這些表徵，他們推究人群之間的類同及差別，推究民族的基本要素。結果發現民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主導必要改革及促進人類進步的最自然的單位。（同上引，p.10）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著名歷史學者Hans Kohn曾說，「雖然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民族主義激化及擴散的最強大的因素之一，但是，像所有一切的歷史運動一樣，民族主義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The Idea of Nationalism，1956, p.1）。Kohn指出，自18世紀民族主義時代開始以來，世界歷史之研究，必須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出發。（同上引，p.vii ）

新起少壯派著名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D. Smith堅信：由於民族主義的複雜性及廣博性，它足可以與馬克思主義相抗衡。民族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層級構造公式顛倒過來，在歷史與語文的文化基礎上建立起「相應的」經濟的、階級的、行政的上層建築。（A.D. Smith,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9, P.186 ）Smith從各種不同形態的民族主義中找出民族主義的共同要素、核心理論，對民族主義作了真正突破性的發展，受到學術界重視。（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1988, P.93）。

哈佛大學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於去年（1993）在《外交事務》夏季號發表「文明衝突」論，認為世界政治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今後世局衝突的根源將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問題，而是文明。所謂文明即「文化實體」。他將當代世界分為八個文明：西方、儒家、日本、回教、印度、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及非洲。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近代西方世界的衝突是西方文明的內戰；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重心將移到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以及各非西方文明之間。但這不是說文明認同體將代替其他認同體，或民族國家會消失，或文明將變成單一的團結的政治體，或文明之內的各集體不會衝突；但各文明之間的差別是真實的、重要的。在俄羅斯境內，窮人可以變富，富人可以變窮，共產黨人可以變成反共者，但俄羅斯人仍然是俄羅斯人。宗教信仰的難於改變，歷史傳統的根深柢固，在在顯示文明之間的差別、對立和衝突。文明衝突並不可欲，但這不是問題之所在。西方應認識歷史事實，要面對歷史的可能發展。Huntington教授指出：有跡象顯示，儒家文明及回教國家在進行聯合，向西方的利益、價值及權力挑戰，西方國家首須整合，並爭取日本及俄羅斯，以對抗儒家與回教文明的聯合。杭廷頓並明白地說：「如果還有下一次世界大戰，那將是文明之間的戰爭。」「最近未來的衝突中心將存在於西方與儒回聯合之間。」西方應作短期的與長期的打算。

杭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論與本文所說的文化史觀或民族鬥爭論並無不同，只主張西方各民族要聯合起來，並聯合日本及俄羅斯以對抗中國及回教世界，仍然是明顯的民族衝突和鬥爭論。

四 結 語

人類是思想的動物，有民族即有民族意識與民族思想。就我華夏民族而言，自有「華夷之辨」，「夷夏之防」，即有華夏民族意識之覺醒，及民族主義之發展。不過中國古代的民族主義，主要的是一種文化的民族主義，所謂夷夏之防，多以文化為標準，「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即孫中山先生所說，中國早已「漸由民族主義進於世界主義」。中國民族以農立國，和平建設，比較愛好和平，較少民族偏見，但邊疆遊牧民族不斷入侵，孔子雖多傾向文化民族主義，如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仍不免慨乎言之：「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左傳有言：「非吾族類，其心必異。」西周亡於犬戎；秦漢大帝國猶苦於與匈奴作戰；五胡亂華，南北分裂長達二百八十五年；唐代帝王最無民族成見，希望做到漢胡一家，太宗雖被尊為「天可汗」，但安史之亂之藩將叛離遂成為唐代中衰的主要原因；突厥、吐蕃、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相繼內侵及全面進攻中土；滿族統治中原兩百年後，變得愚昧腐敗不堪，仍拒絕維新，「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歧視漢人，一致如此。滿族由華夏之外患變成內憂，同時更多更大的外患相繼而來，此即東西列強之侵略。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又是一部中國民族的御外血淚史。於今，台獨囂張，藏獨亦起；西方列強似有意組織新八國聯軍，拆散中國，防止中國之統一富強。

願我華夏同胞，放棄利己個人主義、世界主義、西化主義、國際主義、階級鬥爭論等國家民族虛無主義，皈依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將個人的最高忠誠奉獻給國族，衛國保種，繼續民族鬥爭，迎接文化衝突，參加文明競賽，作華夏國族的忠臣義士與孝子賢孫，並牢記孫武之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及孫文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