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唐會談與兩岸未來關係的發展

蔡逸儒(政大國關研究中心研究員)


繼行政院連院長以度假之名走星、馬行外交活動之實,舉國正為這種「度假外交」模式感到高興之際,中共的一連串的不友好行動隨即接踵而來。先是中共與賴索托建交,接著北京又成功的迫使法國政府同意今後不再以武器出售給台灣,日前國內媒體更是引用中共內部文件,明確的指出中共對台政策是在經濟上拉住台灣,軍事上壓住台灣,外交上限制台灣。

中共對台灣的打壓、孤立顯然是毫無妥協的餘地,台灣的憤怒、不滿之情當然也就溢於言表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日前特別透過其發言人對外表示,在中共這種一連串不友好的行動之下,台北要重新評估原來預定在一月下旬由海基會和海協會在北京舉行的焦、唐事務性會談的必要性及迫切性。換句話說,台北似乎考慮藉著推遲焦、唐會談來對中共施壓,或至少藉此表達台北的不滿。

一時之間,台海兩岸當局在過去所刻意營造的一些友善氣氛又變的有點不太友好,雙方關係甚至有點變壞的味道。但是,在台北逞過口舌之快的激情之後,目前各種消息都指出,海基會仍然按照會談如期舉行的計畫在正常作業之中,對於一向主張以溫和、穩健、理性態度與中共往來的學界人士,以及向來以利益為依歸的商界人士,甚至某些政界人士來說,政府這種類如腦筋急轉彎的決策頗有商榷的餘地。

相信多數同胞在理性的層面都同意,中華民國的大陸政策既不應該激進,也不應該保守,實事求是才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選擇,政府對中共前述的不友善行為當然有權,也應該表達我方的不滿情緒,如果在仔細衡量我方能力,評估得失及有效程度之後,客觀的選擇某些特定的事項採取一些准報復性的行動或許也還能獲得多數國人的支持。躁進,不自量力,或無法貫徹的決定都必須避免。

如所周知,焦、唐會談雖然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和象徵意義,但就其實質這只是事務性層次的談判,其中涉及許多我方迫切希望獲得解決的問題,我方焦急的程度或者並不亞於中共方面,如今突然冒然的宣佈要檢討會談時機,但如果又無法堅持,最後會談仍是如期舉行,這除了一逞口舌之快,只不過凸顯出我方決策品質的粗糙,機構間的協調不夠,徒然讓人看笑話罷了。

由焦、唐會談我們更進一步聯想到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稍早所提出的「主權凍結論」。坦白的說,在所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實在找不出主權凍結的說法,除非依照法定的程序,按照民意的歸向,主權--不論對內、對外--都是絕對、最高、不受限制的,而且必須是持續的,主權是不能凍結的,最多只能牽強的說,爭執的雙方彼此同意暫時擱置對主權的爭議,嘗試先行解決其他的問題。

另外,美國前駐中共大使李潔明有意無意間所支持的台灣主權獨立的觀念恐怕也頗有可議之處。自1949年以後,中國分治是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可以強調中華民國一向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實在不能也不宜解釋中國是兩個不同的主權國家,在學理上這也是說不通的。充其量而言,只能說在現階段中國由兩個不同的政權分別控制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是治權的暫時性分裂而非主權的分割,我們斷不可以未經深思熟慮的就貿然接受外人似是而非的說法,以免掉入台獨的陷阱而不自知。

談到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雖然兩岸關係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應當受到密切的注意,但是未來宏觀的發展更應該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有些人以為,台灣目前的處境尷尬,對於外在事物變化的影響力有限,只能隨勢沈浮,唯一優勢的經濟力量也將隨著對大陸市場的依賴加深,及中共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告減少,我方將來談判的籌碼勢將越來越少,而其他國家也將更為在意中共對「一個中國」的堅持和反應,台灣終將在中共的宏觀戰略包圍下屈服,我們其實是在打一場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戰爭,為理想奮戰不已罷了。

情勢險惡確係事實,但是另外一些人則由台灣的發展經驗出發,認為儘管中國大陸的資源充沛,底子較厚,有良好的發展潛力,但中共若要維持長期的經濟成長,政治的民主化必不可免,否則中共的成長、茁壯終將有限。台灣大可不必對偶然的挫折而庸人自擾,惶惶不可終日。

其實,兩種看法都各有見地,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認清我方在苦撐待變之餘,必須採取更積極、前瞻的作法,和時間競賽,最要緊的是必須把握方向,厚植實力,一時的得失固然不必過於在意,但也不必毫無必要的刺激中共,或給其製造藉口,更不必把有限的國家資源投注在和中共的非理性的競逐之中,台北得盡一切可能,嘗試把外交政策和大陸政策相結合,採取對策,促使中共朝向對國家、民族有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對台灣前途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