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談判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1993年兩岸關係的互重，有形成了快馬加鞭之勢。境內方面，兩岸經貿和各方面，兩岸經貿和各方面交流持續成長，「汪辜會談」順利舉行，海協、海基會兩會相互作東舉行會議，大陸亡命之徒限看兩岸矛盾中的空隙失去，4月以來劫機之頻竟達10次之多。

境外國際舞台上，兩岸競相出牌。台北當局加緊宣傳「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有自主的洽轄權」，拿到聯合國去表達雙重承認的要求。北京向國際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的白皮書基本立場，並由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的亞太經合會上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台北則有「階段性兩個中國」的說法。同時，台灣島內為提前「民選總統」揭開序幕，對於大多數在台灣政治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這是勢在必行，盡早結束歷史遺留下來，最後仍未完全「本土化」的「台灣總統」任期，提前完成整個台灣地區政府的合法性。這樣，包括「中央民代」的各種官位，才不會因為兩岸統一，台灣當局給「矮化」為地方政府丟失。這個完全本土化的政府機器，可以向國際宣稱她的管轄權不及中國大陸，可以把當今仍在「修憲」的工作轉執為僅適用於台灣地區的制憲，而制憲的工作包括另取合適的國號及國旗，至此，可以向國際宣怖這個新政府的台灣公民要求與他國的正式外交，而史有效地否決北京認為兩岸問題為中國內政的立場，因為新政府的合法性得到西方民主國家承認的機會將比較目前的形勢大增，那時北京「和平統一」的底餞已極，然而用武的主張將受到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輿論公開的抗議。

上面演化的方向是設定北京在整個台灣「民選總統」過程中，「坐視不理」，僅以過去慣用的不承認台灣任何中央級政府的合法性對付之。這種較被動的手段至今仍有適用性，因為（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中國內政問題，希望透過和平談判尋求適當解決的辦法，（二）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指道原則下，北京盡量避免敏感的干預「台灣內政」，對於台灣政治形勢僅作研究分析，少作政策性同應。可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由「全民」或僅代表台灣地區的「國代」選舉僅代表他們的「總統」時，台灣境內的政治已經與「和平統一」的底餞互相碰觸。因此，北京過去較被動地應付台灣境內事務的方法，就遇到了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

怎麼辦？適不是簡單可以回答的問題。以下提出幾點淺見：

（一）北京必須著手主導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海內外中國人社群，對於當前台灣當局以「內政改革」的方式，改頭換面，直指「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方向目標，提出不贊同的意見及輿論。

（二）北京必須嚴正的向台灣島內各界呼籲政治談判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並說明與正在開展的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談判是相輔相成，打破台灣當局把政治層次與民間層次對立起來的煙幕。

（三）北京必須主動在全國最高民意機構，全國人大，發起准「台灣基本法」委員會，並向代表台灣民意的國會代表發出邀請，共同參與籌備正式委員會的成立，日後協商草擬基本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部份。

（四）北京必須向國際闡明，這些步驟是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必要日程，是兩岸中國人自己以和平穩定的方法解決台灣問題，所有與中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不能置喙。

（五）北京必須趁此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之際，再次肯定毛澤東在中國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歷史貢獻，並表達繼承毛澤 東思想當中民族自主的堅定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