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一工作的組成部分

一、綜 評

俗稱「三台會」的年度性「兩岸關係研討會」，是1991年以來由當時大陸的全國台灣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台灣研究所及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三個單位聯合發起，早在1980年大陸的台灣研究就曾在廈門、北京召開過，當年邀請了海外的台灣學者參加，到1990年兩岸已經開放，但是兩岸學者互訪依然十分不便，在當年大陸的台灣研究學者入台不易，沒有單位邀請、作保，根本不能來台，台灣的大陸研究學者登陸也需要大陸相關單位出具會議邀請函，是以雙方學者的機會不是很多，這對雙方的研究、認識和理解都造成了人為障礙，仍有「三台會」的構想，由三家推薦各自熟知的學者，一次大規模地邀請台灣學者登陸，促成兩岸學者的大討論、大辯論、大爭吵，這對雙方的相互認知，大有幫助，而大陸相關機構也可以一次性蒐集台灣不同學者的多種意見，有力地促進了對台研究的基礎，也快速提升了對台研究的水準，增加了雙方學者友誼和交情，也開展了兩岸就兩岸關係的研討、交流。

台灣方面的相關單位，也是在1991年的「三台會」後，有了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研討兩岸關係的動機，之後率先有當時「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邀請八位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現為台灣研究院）教授，可惜當年的國民黨政府囿於僵化的統戰觀念，只容許四位入台，同年稍後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現已併入政治大學）也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台灣研究所兩位學者來台；所以「三台會」可以說開啓了兩岸之間，規模性討論兩岸關係議題學術交流的先河，特別是迄今已經連續辦理了27屆，這對大陸的相關領導和新近的青年學者，透過規模地交流，可以方便地、經驗性地掌握台灣情況，瞭解台灣變化，應該說是功不可沒的。

雖然，隨著情勢和形勢的變化，大陸各相關單位，各地方省、市召開不同層級，不同重點的兩岸關係會議越來越多，「三台會」的功能也與當初舉辦的構想有所轉變，但是此一年度性聚會，也一直客觀地反映了兩岸各自發展，及其經由發展的不同結果反映出兩岸關係的變化，這一點對台灣的相關學者而言，也同樣透過逐年長期的參與，提供了觀察大陸，體驗大陸，進而認識大陸的機會。

相較於台灣方面則完全沒有一個相應的「研討會」持續、積累性的會議，以便瞭解大陸變化，理解大陸發展的學術對話的機遇。當然一個學術研討會對於複雜的兩岸關係，不能過分誇大其功能，然而連續性、品牌性的會議，足以客觀地、被動地反映了當時的兩岸關係良窳之外，其邊際效益，其實是不能被忽視的。特別是台灣的當權者若能善用，還是不失為穩定兩岸關係渠道。

二、從距離差而級別差

近30年來兩岸的各自發展最為突出的有兩個面向：一是綜合實力，二是國際影響力；綜合而言，兩岸的差距，從距離差問題蛻變為級別差問題：

從經濟層面，早已眾所皆知，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與韓國、香港、還有新加坡並稱亞洲「四小龍」，當時台灣在整個亞洲的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是台灣島內的經濟發展，由於歷史原因，其整體水平比大陸地區要高上不止一兩個檔次。（台灣現在的經濟水平相當於大陸哪個城市？說出來你都不敢相信！https://kknews.cc/zh-tw/history/g5j53jy.html，2018-05-14）所以，過去台灣發展的對比物件是整個大陸，（1980，台灣的GDP是大陸的45%，如今只是4%）台灣是驕傲的，因為台灣的面積是中國大陸的千分之3.75，人口1.76%，但是實力不弱。

新世紀以來，大陸經濟力快速、大幅提升，兩岸之間的對比漸漸變成台灣對比一個省，台灣經濟則在低速徘徊，現在經濟總量介於中國四川省和河南省之間。（風水輪流轉！台灣目前經濟狀況和大陸大比較？他們年輕人都來了！https://kknews.cc/other/on5ra5o.html，2018-05-05）大陸國台辦聯絡局長劉軍川十九大後在陸媒頭版投書，「提到2000年大陸經濟總量是台灣3.7倍，2016年是台灣21.9倍。」到如今，變成了台灣對比一座城市。2013年深圳人均GDP為22,113美元，超過台灣地區，未來將會有更多大陸城市超越台灣。深圳2016年人均GDP已達2.52萬美元，為10年前的3倍，更是連續4年超過台灣。大陸網路上流傳一段話：「去北京是為了出人頭地，在上海是為了安心立命，闖深圳是為了追求夢想！」

在兩岸的軍事實力方面的對比也十分明顯，大陸的軍事發展目標，是區域範圍內以美國為對手，而非台灣，以現今台灣的軍備設施而言，專家認為大概可以固守一段時間，但台灣的軍備靠購買，而大陸是自製，台灣唯一的籌碼是美國，而美國只視台灣為棋子，兩岸的形勢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坦白地說，根本不存在兩岸軍力的對比或競賽，只有台灣與大陸東部戰區的問題。

在國際影響力方面，我們只要以當下的中美貿易戰來看就很清楚了，「2006年美國猶是世界127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國，到2011年，中國反超成世界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國，美國剩76個。……中國製造全球占比也由1990年的2.7﹪升到22﹪以上」中國在2016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此外，2017年大陸在全球分量大大增加，在世界關鍵問題上的影響力和領導力也得到證明。5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吸引了包括29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的約1,500名代表。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國家和國際組織總數達到68個，覆蓋領域包括政治、貿易、金融等。」「9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舉辦地是福建廈門。會晤通過了《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此次峰會首次引入了「金磚+」的概念，邀請墨西哥、埃及、泰國、幾內亞、塔吉克斯坦五國領導人參與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這被外界視為金磚「朋友圈」將進一步擴大的重要標誌。

今年「三台會」其間，傳來台中主辦「亞青運被停」事件，而投票結果是「七票贊成取消，一票反對（中華奥會），一票棄權（日本），通過了取消的議案。」雖然，在西方話語權主導下，拚命妖魔化中國，但是上述的情況依然說明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從政治制度來看，也許台灣自認這一條穩贏了，事實上，姑不論台灣的政治表現，就以衡量國家政治的民主標準來論，也絕不是單一的「量化民主」一項指標而已，以政治的目的而言，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固然有其重要性，然而治理的效率性才是目的，當今大陸的治理效率如何？大陸的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設計了「國家治理指數的指標體系設計，反映出了一種綜合性的國家治理概念，這一概念是由基礎、價值與可持續三大支柱支撐，每一概念又包括了一系列具體二、三、四級指標。在這些指標下「在2015年的國家治理指數排行榜中，中國在111個國家中排名第19位，2016年在192個國家中排名28位，在開發中國家群體中處於領頭羊的地位，甚至超越了某些已開發國家。」這說明了中國模式確實提供一條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現代化道路，那麼台北在這一方面也就沒有優勢了。

所以說兩岸之間，已經不是距離差，而是級別上的差距。上述的兩岸發展的事實，如果從縱向地觀察「三台會」，兩岸學者的表現與兩岸關係的變化，應該說也很清楚地顯現在研討會的活動和大陸的對台政策之中。

三、從大陸風格到學術規範

先從兩岸學者發展來看。我們清清楚楚地感到，在上世紀是兩岸學者之間的差距從比較明顯到完全相似的發展歷程。

再從大陸學者的發言形式來看，我們可以毫不掩飾地說，在上世紀的研討會中一般而言，我們對大陸學者的發言，不但是時間的掌握也比較隨性，從內容上講也多是大陸對台政策說明、強調，有時也是重複，是以除了官方代表的發言之外，其他的學者發言，常常不會引起太多的重視，反而是私人交流更重於會上；相對而言，台灣學者比較採用的學術研討會的發言規範，意見也相對多元、分歧，從研討會的立場，大陸學者更加注意台灣學者的發言；近些年來，大陸學者隨著國力的發展，對外的接觸大大增加，主動出訪和被動受訪的需要，對台問題的分析，解釋的視角越來越豐富，加上新生青年學者的加入，顯然在規範的掌握和內容的變化也越來越個人化。反之，台灣自身發展的局現，反而使得台灣學者見解呈現相對僵化和缺乏創新。

1.從論文的格式與內容看

以往大陸學者的文章比較多是政令宣導，或是學習心得報告，從題目設計到內容的鋪陳，有些連註釋也沒有，特別是引用外國學者姓名、書名都沒有原文，只有譯名，閱讀起來相當費力；台灣學者在這一方面都能採用學術論文的格式和規範。論文價值也比較容易判別。

新世紀以來同樣的變化，也十分明顯，近幾年的三台會的「論文集」，不注意學者的單位，已經不易從論文的題目和格式，分辨大陸與台灣學者，兩岸學者論文逐漸趨於一致，從內容來看，大陸學者的論文，也不完全在政策的宣導面打轉，更多地是對情勢與形勢的分析。

從兩岸學者的內容來看，上世紀的「三台會」，台灣學者比較自信地捍衛自己正統性、合理性和現代性；相對地大陸學者比較從民族的遭遇、中國發展的階段，和國共鬥爭的角度來辯護，基本上都是白皮書的說法；到本世紀，台灣學者的爭正統的基本不在，就只能強調和平，2005年兩岸邁入和平發展之後，台灣學者的發言更多地是向中共要利益；直到今年大陸發表「惠台31條」，台灣部分學者依然在為台灣人民、台灣青年爭取利益。反之大陸學者不斷從台灣學者瞭解台灣，到自信地論述中美之間、兩岸之間的差異和大陸自身的不足與對台改策的作為如何落實。兩岸學者發言內容的變化，似乎也忠實地反映了兩岸的實力、物質基礎發展變化。

2.大陸學界的變化

第一是大陸的台灣研究學者，老、中、青隊伍比較齊全，中共「三台會」似很有計畫地讓大陸青年學者，有機會參與兩岸大型的研討會，以增廣見聞，結識兩岸的主要學者，學習台灣研究的方法，特別是孫亞夫在今年「三台會」作總結時，公開要求大陸的中、青年學者必須更努力，才能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更加有效的建議，足見大陸對梯隊培養的重視。

另一個變化是大陸的台灣研究學者外文能力也有明顯提升，以往的台灣研究者基本來自軍、情、國安單位，真正的學者不多，其中有外交能力的更可謂鳳毛麟角，而今的學者型研究人員是研究界的主流，而且具有相當的國際經驗，基本上具有外文能力者也屢見不鮮；對涉台的美國因素，以往多半只從中共對美政策的角度和立場作說明，而今中共對台學者中有不少是研究美國出身的學者，對美國的情況，理解的比較深入，在討論涉台外事，亦多引用外國學者的看法，總體呈現觀點多元，而又不失立場的分析，這說明大陸的台灣研究正處於知識典範的換軌時期，動向值得留意。

第三是大陸的台灣研究學者在研討會上，脫離簡單地政策宣傳的角色，也開始對台政策作建議，如有學者超前提出「統一時間表」，特別在今年的「三台會」又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建議；另外廈大學者也建議大陸青年在台灣沒有取消「三不六限」之前，不應該去台就學，他說以當前的狀況來看，大陸學子以「一本」的成績就讀台灣二、三流的大學，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台灣年底的地方的選情，今年的「三台會」理應備受關注。大陸的對台學界似乎已不大關心，而更關心美國的對華政策的變化，也比較重視台灣學者對台灣社會情勢的觀察，以及其對大陸對台政策的建議。

四、中共對台政策的思想變化

第一、自從習近平「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之後中共在處理國家統一議題時，似乎已從以往如何將對台工作的效果轉化為和平統一的資產，調整成如何將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下對台工作的配置和部署。如何將「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工作，深入台灣人民，特別是深入台灣青年，成為當前的指導思想，這是代表了和平統一與對台政策的主客相對的不同思維，在此思想指導下，對台工作是對台群眾工作。對台灣當局則是不寄望、不放棄，但一切必須以我（北京）為主。

第二、台灣問題內政化，台獨挑釁中美化，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這是北京的政治原則，但原則不能脫離現實，在處理台灣問題上存在著強烈的美國因素是現實，而當今的美國霸道無常的川普政權，確實給台獨政權發出了相當強烈的信息，以便阻止中國的和平統一，因此，處理台獨的挑釁必須放在中美關係之下，這是繼1979年在台灣問題上處理完美國因素（斷交、撤軍、廢約）後，進一步徹底清除外國勢力對中國統一事業的干預。從此一意義看，極端地講，在祖國的和平統一進程中，沒有兩岸關係，只有中美關係。

第三、沒有武統政策但不能沒有武統準備，國家統一是中共政權不可能放棄的終極任務，但是「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是古有明訓，所以中共說，「沒有人比我們更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應非虛言，因為統一不是中共對台政策的結束，而是考驗的開始，若能實現和平統一，則其後的對台政策必然是輕鬆自如，反之，被統的台灣有可能是心腹之禍。然而和平解決是以解決為前提，不能不解決，不能久拖不決，不是以拖待變；所以北京也強調迫使解決的決心、毅力和能力，沒有此一能力，是政治的浪漫主義，迫使解決，是為取得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動，是備以待用。

習近平日前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對工商界領袖的演講指出：「未來10年，將是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10年。未來10年，將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10年。10年後，全球大致可以回歸相對穩定的新局，看來台灣問題也將在10年左右重新訂位。

綜合而言，當前的中共對台政策不是「武統」，也不是軟硬結合，而是「和平促統」與「實力反獨」的辯證結合，國家必須統一；而「統一」的方式不是「非和平即武力，非武力即和平」的二選一。當前中共的對台工作是「非和平和非武力」的方式，當前中共「反獨」方式還不是「武力」，但也不是非武力的，而這一切方式，都是為了「國家統一」這個明確的目標。

五、結 論

「三台會」對中共而言歷經27年，看來仍然會堅持召開，因為這已經從中共對台工作的組成部分，轉型成為中共和平統一工作的組成部分，從理解台灣轉而為促使台灣理解大陸，理解中共，參與統一，參與民族復興的功能變遷，當然任務艱巨，工作繁重，但是為了和平統一的政治工程，還是有價值，值得投入的民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