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瞭望周刊》〕編者按：〔1988年－－海峽評論編者〕年二月十二日，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邀集海峽兩岸的學者討論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化之關係。這個論題是海峽兩岸，以至海內外關心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人們所關注的重大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是第一次由兩岸學者聚集一堂進行討論的。因此，我們特將討論會上諸位學者的發言整理出來，公諸同好。
雖然這次討論會的舉行並非經過周密籌備，而且所有的發言和爭論，又受時間的限制，未能充分展開，但是，這次討論會上所提出的許多觀點，卻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因此讀一讀這些學者的發言，也可大略地瞭解海峽兩岸，尤其是中國大陸上這場討論的概貌和走向。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發言摘要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整理後又不可能一一請本人過目。因此，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敬請發言者和讀者見諒。

魯軍（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今天由中國文化書院這個討論會，主題是從哲學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探討。這個命題在海峽兩岸都可以說是一個熱點。五六十年代，台灣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的研會有過一個發展。一九七八年以後，大陸跟台灣一樣，也出現了對文化問題的再探討。今天這個討論會由於王曉波先生的出席，可說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就這個問題作學術討論。今天會議由龐樸先生和我主持。我們先請王曉波先生發言。

王曉波（台灣學者）：我今天講話的主題是要強調現代與古代的對話。這是英國歷史學家科爾提出的。他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與古代的對話。」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第一部分，我想把一些觀念作一些釐清，第二部分我想要談從東西方歷史的比較來看過去的中國，第三部分是從東西方比較的歷史，來談到現在的中國，近代的中國，以及中國為甚麼落後的原因。如果中國不是落後的話，我相信沒有所謂傳統與現代化的爭論。

首先，我想界定續組概念：一、甚麼叫做「傳統」？甚麼叫做「傳統主義」？比如我非常景仰的一位先生，梁漱溟先生，就曾常常被劃歸為傳統主義者，熊十力先生也常常劃歸為傳統主義的思想家。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甚麼叫做傳統？甚麼叫做傳統主義？如果從社會科學、從人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其實傳統是一個群體經過長期生活的鬥爭之後所累積下來的一套生活的方式，應付面臨生存問題的方式。野蠻民族沒有文字是不利於這種經驗累積的，所以有了文字之後，用文字把這樣子的經驗累積下來，變成了我們的傳統。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傳統的話，大概今天我們身上穿的不是衣服，也不知道今天的天氣冷應該要多穿點衣服。

所以我想，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民族，不能脫離其傳統、脫離自己的傳統，與傳統一刀兩斷，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只不過是一些知識分子腦筋中的觀念遊戲而已。傳統不是傳統主義。

所謂傳統主義，起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大革命時期有一部分人要復辟，即要恢復羅馬教皇的權威，恢復當時政教合一。這麼一個思潮和政治運動叫做傳統主義。也就是說，不讓傳統有繼續的發展，而只是停留在原來的情況下，這個就叫做「傳統主義」。所以，作為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不接受傳統，卻不能接受傳統主義。

另一組概念是甚麼叫做「西化」和「西方文化」？「西化」的意思，是十六世紀以後，西方人向外擴張，要求被征服的殖民地學習西方人的文化，服從西方人的統治，即以西方人的形象來創造殖民地的人。那是讓殖民地人民屈服的一套方式。所以，「西化」其實是殖民化在文化上的一個概念。甚麼叫做西方文化？如果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是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到近代發展起來的文化。西方文化有各種不同時期的成果，有古希臘時代的文化，有古羅馬時代的文化，有中世紀的文化，有文藝復興之後的文化，有工業革命之後的文化。這些西方文化的存在有合理的核心，是應該成為人類普遍的文化遺產。作為人類一分子的中國人，應該有權利學習和吸收這樣的西方文化。當然我們現在所講的西方文化，主要指的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文化。

另外，還有兩個不同的概念，需要有所區別：甚麼叫做「自由」？甚麼叫做「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其實是西方近代資產階級以其經濟條件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自由」這個概念，在哲學界還不能得出結論：究竟人是自然的還是自由的？至於我們所講的政治概念上的「自由」，是政府少管老百姓一些事情。自由主義是西方的近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為產階級並不是不要自由，只是不要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而已。

還有一個概念需要釐清，就是所謂「民主」的問題。從可考的歷史記載中以及人類學的研究上，大概可以發現：曾有過幾種形態的民主：在古希臘這個奴隸社會有民主，這個民主是表示自由人有他的民主權；古羅馬議會有一定的民主；近代資產階級也有其民主；我沒有親眼目睹過社會主義的民主，但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也有其民主，至於其實踐如何，在座的各位應該比我清楚，我在這裡不敢多言。雖然有各種不同的民主，但各種不同的民主為甚麼都叫做民主，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的話，就不可能被稱之為民主，根據今天的研究，「民主」的核心意義是說：它是各種力量互相制衡的一種狀況，不是哪個人說了算的一言堂，而是要許多人，你不同意我，我不同意你，咱們又不同意他，然後大家在一能吵吵鬧鬧，然後互相讓步，提出這麼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結論來，這就叫做民主。

還要談談「現代化」這個概念。「現代化」的觀念，其實就是所謂60年代經濟成長出來以後，漸漸發展起來的一套理論。

釐清這些基本的概念之後，我們來看中國的具體的現代化問題在哪裡？如果作一個世界史的比較，其實中國的落後應該是在十七世紀以後，十七世紀以前，咱們中國還是領先全世界的，包括科技方面。這是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所證明的。法國的一位大哲學家說道：是甚麼東西使歐洲進入了近代的？是來自於中國的三大發明。促進歐洲現代化的，是中國的火藥、羅盤、印刷術。到了十八世紀歐洲還受到咱們中國的影響。例如，法國的啟蒙運動哲學家伏爾泰就受到中國的影響，他第一個起來攻擊歐洲的傳統教會，他認為人可以沒有宗教而有道德，中國就是這樣的典型，他稱中國是自然神教。

總之，17世紀之前，中國並不落後，當時世界上要講「現代化」的話，應該是中國，而不是歐洲，中國落後只是近兩三百年的事情。我長期思考這個問題：從17世紀到19世紀以來，為甚麼中國落後了？為甚麼當時可以擊敗歐洲第一流海軍的中國，被一個小小的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特遣隊打敗了？對此，我的不成熟的意見是：第一、因為中國要求中央集權，實行了海禁。中國是當時到過好望角的世界第一流的航海國家，結果變成片板不能入海的國家。片板不能入海，就沒有殖民的發展，就不能發展成近代的帝國主義。由於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中國的生產力停留在有機動力狀況，滿足於自給自足，沒有再突破。這裡中國和歐洲就差別了一個東西，差別在歐洲的生產力已經由有機動力變成了要機動力，而咱們中國還是停留在驢子拉貨載人的時代，即手工業時代。

龐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聽了王先生的發言，對海峽對岸的思想和學術動態有了更多的瞭解。以前咱們彼此不大交通，我們只知道，台灣也曾討論過文化和現代化問題，但是，到底是些甚麼內容，大家的興奮點在哪兒，則若明若暗。剛才王先生談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台灣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討論的問題，是過去三十年代曾經討論過的問題，而我們大陸的情況也是這樣。大陸八十年代討論的文化問題，基本上也是五四以來曾經提出過的一些老問題。但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觀點顯然是比過去進步了。我想，台灣的情況也是這樣。問題依然存在，說明問題還沒有解決；觀察這些問題的觀點深了，高了，那麼這些問題就接近於解決了。這也就是說，兩岸都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剛才王曉波先生在發言中先釐清幾個概念，這引起了我一點想法，我也釐定一兩個概念，這就是「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五四以前的一些維新派人士，革命派的人士，以及五四以後的自由派人士或社會主義派的人士，實際上都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批評，這在當時都是有益的，必要的，在今天看來，有許多仍然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評有一點不足，即當時還不善於把「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區別開來。就說陳獨秀吧，他說，我反對孔子並不是說這個人不好，只是說他所提出的問題，在他那個時代也許有意義，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已沒有意義了，因此我反對孔子。這是完全正確的：把孔子所提倡的那套東西作為傳統文化來看，是過時了。根據這樣的理解，五四運動的先驅者們批評過許許多多東西－－中醫、京劇、漢字、中國的教育……但是我覺得當時顯然沒有把「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區分開來。林毓生先生寫了一篇《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就指出：陳獨秀、胡適這些人實際上仍然是在用思想倫理來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的，而用思想倫理來解決問題這樣一種思維習慣，恰恰正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思維模式。可見，當時最激烈的反對傳統文化的人，實際上恰恰是用最完整的文化傳統的方式去反對文化傳統的。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人們常說的「傳統」，往往包含有「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這樣兩個雖有聯繫、卻有差別的不同方面。

所謂「傳統文化」，是哪些外在於主體的、歷史地凝固了的種種文化成果，是一些死的「物」；而「文化傳統」，則是內在於主體之中、支配著民族認知和行為的習慣勢力。「傳統文化」形成了民族的文明。「文化傳統」則規定著民族的本質。文化傳統由傳統文化傳承積澱而成，是歷史地選擇了的、變了形易了位的傳統文化。

對於傳統文化，像對於一切對象物一樣，人們可以闡釋它，批評它，作出種種自己的理解；可以表彰它，否定它，為了現實的種種需要。而對於文化傳統，人們往往無力超越，而只得通過它去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並在認識與改造中，推動傳統文化的轉化。

因此，籠統地說反傳統，或保傳統，都不會有甚麼實際效果。關鍵在於分析傳統、轉化傳統。在這一點上，我和林毓生等先生的意見是一致的；對文化傳統要做一個創造性的轉化。

陳鼓應（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在歷史上，外來文化進入中國，最大規模的是佛學的入主中原－－在當時是以道家為接引，而逐步在哲學上產生了輝煌的成果，出現了華嚴宗、天臺宗和禪宗。這種結合，也使佛教成為一個的宗教，而有別於基督教之為「極權宗教」。近代西學進入中國，以基督教文化為例，它的極權宗教信仰由於在中國沒有相應的母體文化為接引，並且它的非理性狂熱信仰與儒家倫理、道家自然主義哲學完全格格不入，所以基督教傳入二百多年來，完全沒有能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發生較大的影響。作為西學一支的馬克思主義，在「五四」之後勢不可擋地進入中國，成為中國革命的理論指導；它與母體文化的關係，我們應以沉痛而平靜的心情來做檢討。

本來馬克思主義和道家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它們在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平等精神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以及反階級壓迫、反權威主義、反偶像、反獨斷、反教條主義等等方面，都有共同點；但是很不幸，馬克思主義入主中原後，沒有跟道家精神相結合，而是結合了儒教文化，因此也變質而為「攻乎異端」、排斥異己言論的西方學者稱之為「斯大林主義」的東西，並僵化而為教條主義。

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應當是法家的法治精神，以及它的鼓勵生產、積極變革、改造社會的思想。西方社會守法行為內化而為人的道德精神，是很值得借鑑的。今天講各家互補，就是要以法治精神為主體，在其基礎上融合道家平等、開放的精神和藝術的人生觀，儒家的道德意識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傳統，以及墨家的「兼愛」思想和積極救世的精神，將以上幾方面恰當結合起來，構成新的文化主體。而馬列主義及其他任何外來文化；都必須與此主體相適應，才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真正發揮作用。

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現在大陸掀起文化問題討論熱。這個問題之所以在中國形成「熱」，引起這麼多人的關心，就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所以，不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也好，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也好，都有一個應該採取甚麼樣的參照系問題，否則即無法判斷是非。我覺得，當前中國現代化的實際歷史進程，就是我們討論文化問題時的參照系。剛才王曉波先生講，中國的三大發明傳到西方後；促成了西方的現代化。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說明了甚麼問題呢？如果說以此說明我們的民族在歷史上也曾先進過，那反過來要問一句：這三大發明為甚麼不能把中國引向現代化？所以只說中國有三大發明是沒有意義的，那只能引起我們民族的盲目自大。這就像有人講：萊布尼茨受到中國八卦的二進位制的啟發，發明了微積分，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八卦終究只是八卦，而不是微積分。這是我講的第一點：討論這個問題的方法論問題。

第二點，甚麼是文化傳統？我同意龐樸先生把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加以區分，但他講傳統文化作為過時的東西可以反對，而文化傳統這東西則是保也好，反也好，反正是沒有用的，關鍵在於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按這樣的說法，那我們就無所事事，保也沒用，反也沒用，那怎麼去轉化呢？我想，甚麼是文化傳統呢？中國的長城、故宮這樣的建築，唐詩宋詞這樣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這些都是古代文化，它們本身並不構成傳統，只有把這些古代文化規範化，變成一種約束、指導人們言行的東西，才可成為傳統。其次，傳統必須要社會化。一個思想家可能有很精彩的思想，但如果沒有社會化，這精彩的思想就只是學術思想而已，不一定能歸為傳統。有人引《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據此認為中國人有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冒險進取的精神。我不贊成這種說法，因為《周易》的這句話並未社會化為我們的民族精神。中國這個民族更多的倒是聽天由命，安貧樂道。第三，傳統要民族化，要有民族色彩。不管是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都有一些共同的東西，只有這些共同的東西又形成為民族存在的東西，才叫傳統。比如說，有人講孝道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我不贊成這種說法。尊重父母、尊重老人，這是西方人也講的。只是把尊重老人、尊重父母講到絕對化的程度，即所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才是中國民族存在過的東西，這才叫中國的傳統。第四，傳統本身還有變異性。如果傳統沒有變異性的話，那龐先生剛才講的創造性的轉化就不可能實現了。

第三點，文化是個有機的整體。我認為，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國傳統文化是和現代化衝突的。這個衝突不是指傳統文化中哪個具體形態的東西和現代化相衝突。這不是說不要傳統了。而是說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價值體系來說，要對它進行批判；要反對這個傳統。批判這個傳統，並不等於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第四點，對傳統文化不是要不要繼承的問題，而是怎麼繼承的問題。在怎麼繼承的問題上，我不贊成所謂「傳統基礎說」，說我們的現代化只能從傳統文化這個基礎出發。我也不贊成所謂「傳統還原說」，因為還原到哪裏去才好呢？是還原到明清之際還是宋明理學？還是還原到《周易》？我也不贊成李澤厚先生的所謂「西體中用」說，因為按這種說法，所謂「體」是指社會制度，經濟基礎（包括經濟政策等等），而所謂「用」即意識形態，包括生活方式以至審美情趣等等。按這種講法的「中用」，恰恰是我認為的傳統文化深層結構中最需要變革的東西，所以我不贊成。

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改革，必須要伴之以一個文化上的變革，必須建設中國現代的文化。這個現代文化的建設，對傳統文化來講有個結構重建的問題。這結構重建，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要打破傳統文化中由高度專制集權而帶來的一切問題都政治化的傾向，而建立一個基本價值觀念－－民主意識。這民主意識是我們民族最缺少的。儒家的民本思想絕對不等於現代的民主思想，把儒家的民本思想當做現代的民主思想，那是會貽害無窮的。第二個層次是要打破傳統文化中一切問題都倫理化，即泛倫理主義，而要確立我們民族求新、求真的科學精神。這也是我們民族最缺少的精神。

現代文化的建設，或者說傳統文化的結構重建，這是不能就文化來講文化的，而必須和社會的改革同步。在這個問題上要防止兩種偏向，一是把儒家傳統和封建主義對立起來，即像一些「新儒家」那樣，把傳統文化中一切壞的東西都說成是封建主義的，而把一切好的東西部當成儒家傳統的；二是把封建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化、馬克思主義化。

在當前的文化討論中，我們要明確：傳統文化不是死古董，而是活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如果傳統文化不是活著的，我們會對它這麼感興趣嗎？!

劉孝感（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包先生認為，不對傳統文化作一個清算，現代化是難以進行的。這個觀點我是贊成的。現在很多青年人關心這個問題，都是從中國的現代化如何實現，如何批判傳統文化中那些拖了中國現代化後腿這個大局著眼的。但是，他說像王曉波先生那樣講中國的三大發明，會助長中國人的盲目自大，這個觀點我在贊成的同時想提醒一點：我們要防止喪失民族自信心。我覺得，現在從上到下，從領導到老百姓，有一種心理失常。喪失民族自信心的傾向可能已上升為主流。這和盲目自大是同一個根子：不能正確認識自己，不能正確認識外界。

我建議，對傳統文化的研究還可以換一個角度：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提起來顯得這麼令人厭惡，那它為甚麼會在我們民族中延續了幾千年？它為甚麼會使我們民族曾經在世界上領先過呢？為甚麼直到今天還要提及傳統文化，批判傳統文化的消極因素的一面？我們可以找出很多原因：民族的愚昧、閉關自守，等等，但這裏有一個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原因－－傳統文化所起到的社會功能是不可一日或缺的。任何社會，除了要有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等支往以外，還需要有調節人際關係的柱子，還需要有給人精神出路的柱子。在西方，是靠基督教文化為主體的西方文化來調節人際關係和給人以精神慰藉和精神解脫的，而在中國，這則是靠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體系來完成的。我們且不說傳統文化究竟是如何來起到這種作用的，對它所起這種作用應該如何評價－－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至少我們應該肯定：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起過的社會功能還是需要的。比如說儒家文化中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的道德，是不是還有意義呢？人們受到委屈，思想苦悶時，也還有中國知識分子尋找的一條精神出路，即道家那樣的尋求精神的自我解脫。當然。在今天我們不能原原本本地提倡道家那樣的精神解脫，因為我們今天建設現代化，需要奮鬥，需要有為，需要創新，但是在一定情況下，在某些問題上，精神解脫還是需要的。

總之，我覺得，一個調節人際關係，一個尋求精神解脫，這兩種社會功能在今天是需要認真研究的，這是建設新文化的兩個重要內容。

金觀濤（中國科學院科技改革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教授）：王曉波先生在發言中談到中國近代落後原因，這的確值得深思，但我認為，王先生將其歸為諸如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之類原因，似乎有點技術決定論的色彩。李約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蒸汽機＝水排十風箱。水排解決了蒸汽機中水平運動和圓周運動轉化裝置問題，而沒有風箱中的閥門也就不可能設計出蒸汽機。我們也曾做過有關科技史的研究，可以把蒸汽機技術表示為更為詳細的公式：蒸汽機＝水排十風箱十真空理論。令人驚奇的是：無論是水排、風箱還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真空的實驗都是古代中國發明出來的，做出來的。但在中國，它們卻不能匯聚成蒸汽機技術，產生工業革命。深究其原因，就可以發現那些制約科技發展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其實，很多學者都指出過，僅僅有技術發明並不能產生技術革命。我認為，從科技內部分析，西方近代科技革命是由於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確立，而且任何一個社會的科技結構總是和社會結構相適應的。人們常說中國古代科技發達，其實，準確地講，應該是中國古代技術發達，特別是和大一統國家有關的技術特別發達。科學技術的這種結構，其本身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產物。我曾和劉青峰、樊洪業先生一起做過一個研究，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結構中，只能出現發達的大一統技術結構（四大發明就是例子），但不可能形成近代科技結構，因而也不會產生科技革命。我主張一種科學技術和文化社會的整體觀。目前大陸學術界對科技發展與深層文化結構的關係之研究還剛剛開始。

所以，我認為我們抽象地來談中國傳統文化和深層文化結構有利於或不利於現代化的問題，這是個很虛的問題。我倒主張我們先應該進行深刻的反省，不要先下一個「有利」或「不利」的結論。而是應該從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來看看我們的中國文化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種深刻的透視不是一、兩個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代人以毫無偏見的科學精神來反省。只有完成這樣的心態轉變，對我們的文化結構作深層的透視以後，我相信，它就是一種新文化和現代化文化的開始。

梁從誡（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前輩都是搞哲學的，但是在西方的學術分類上，社會科學和哲學不是分在一類的。我個人覺得我們中國的社會科學是比較落後的：也許比我們的科學技術更落後。今天我們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問題，那麼，作為社會科學，要回答的首先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是甚麼樣的，它為甚是這樣的，而不是它應該是甚麼樣的。我覺得，剛才有的先生的發言強調了它應該是甚麼樣的，我們要的是甚麼樣的。你要甚麼樣，它就有甚麼樣的嗎？這不是我們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不以你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因此，我特別希望我們的社會科學，今後能變成一種實驗科學或經驗科學。即把玄學的東西、反映主觀願望的東西轉變成真正建立在嚴格科學基礎上的東西。我們在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這一問題中，希望能多進行實證性的研究。

賈新民（中國科學院科技改革與管理學研究所研究人員）：我覺得，大陸兩年多的文化討論熱，現在實際上已經有點熱不下去了。或許有人想力挽狂瀾，把文化討論再熱到一兩年前的樣子，但是談何容易！原因是甚麼？原因是沒有解決與文化研究相關的分析工具問題。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失誤在於一開始就把文化問題變成哲學問題了，簡單講一開始就玄學化了。

我們有兩個哲學傳統：一個是中國傳統的哲學傳統，一個是我們三十多年來教條主義的哲學傳統。加上我們又無法在這麼大的中西哲學比較中掌握一個很有力的哲學工具，以便能真正在哲學層次上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和分析。在文化研究中，本是應該把一些很重要的學術領域（比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所有與文化研究相關的學術領域）的研究方法和實實在在的分析工具都介入到文化研究中來的，但實際上現在卻沒有吸收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結果就使得要討論的問題在哲學這個最高層次上弄不清。很多概念一直討論到現在，還是處於公理、婆理爭不清的地步，這是有點可悲的。

我希望我們的文化研究能深入，即要有一大批的實證科學工作者運用實證科學的觀念方法作研究，從而為在哲學層次上「反思」超越文化打下一個實實在在的基礎。另外，要在哲學層次上反思或超越主義的話，必須把一些想當然的哲學方法拋棄掉，認認真真地把西方哲學（特別是本世紀以來西方哲學）所發展出來的一整套工具、方法拿來為我所用，從而使我們的哲學真正是有分析的、比較精確的哲學。我發現，從「五四」以來，我們的文化討論、文化批評，往往最後變成了一種情緒化的東西，這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以為，關鍵在於在文化研究過程中，要用科學精神來改造文化研究本身。

葉朗（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到底是甚麼？我們是不是搞清楚了？對此，我是有些懷疑的。

這幾年流行東西方文化比較。我是搞美學的。就美學領域來說，這幾年時常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美學比較研究，其主要特點是論列：「中國美學特點」一、二、三、四、五，「西方美學特點」一、二、三、四、五。在我看來，這樣下的結論都有些不科學。

兩三年以前，我曾到當時還在世的朱光潛先生家，談到東西方美學比較研究時，我說那些寫文章的人對中國的並不瞭解，對西方的也不瞭解，他們的結論很難站住腳。朱先生說他同意這個看法。他還說，我們現在搞中西美學的比較研究尚不具備必要的條件。我覺得朱先生這話有道理。道理在哪兒呢？因為我們那些搞比較美學的人，他們並沒有對中國美學作深入系統的研究，可是卻又匆忙對中國美學作出一個總體的一二三四式的結論。至於對西方美學作出總體的結論來，情況大體也如此。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文化傳統搞清楚。

就中國美學的研究來講，要具體地把中國戲曲和戲劇搞清楚，即：它們到底是怎麼產生的？經過幾個發展階段？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曾有甚麼變化？因為，我們「文化大革命」前的藝術理論確實太簡單、太貧乏，有很多缺點，現在我們比較多地注意到西方文化對我們觀念的衝擊，介紹了一些西方的藝術理論，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我們確實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可以對當前有衝擊力的東西。

去年，我研究了一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張氏思想中有很多東西是我們不熟悉的，感到很陌生，也很新鮮，相對我們過去的藝術理論來講，他的見解很有現代味道。因此，他的見解對我們的藝術理論也可以構成衝擊，我們顯然可以從中吸取一些東西來更新我們的理論。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我們要建設我們現代的文化，恐怕也不限於從西方來吸收營養，我們古代的文化中，恐怕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吸收的東西。但是對這些可以吸收的東西，我們還不夠瞭解，因此還需要我們去研究和發現。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大家經常講傳統，但到底傳統是甚麼？我們並沒有搞清楚，所以一討論就把文化和傳統一股腦兒混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說，應該把傳統和文化加以區別。甚麼是傳統？我想，建築是文化現象，這個文化現象背後所蘊含的文化精神，是中國歷史上凝聚下來的一些東西，這也許是傳統，但不能說建築是傳統。如果在討論文化和傳統時加以這樣的區別，那麼我們現在討論傳統和文化時，就可能更加深入一步。

另一個問題是：傳統到底有沒有現代的意義？我覺得，現在主張反傳統的人，實質上是認為傳統對現代是沒有意義的；而主張不反傳統的人，就認為傳統對現代有意義。那麼傳統對現代到底有沒有意義？我們現在一般認為，中國傳統上下五千年，它既充實了中國的文明，同時也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但丟掉傳統，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實現不了的。要搞現代化就會有傳統和現代結合的問題。如果我們完全照搬西方的東西，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作為中國人無論到什麼地方，也不可能是西方人，只能是中國人。所以，實際上全盤西化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想：要搞中國的現代化，就得尋找出傳統和現代這兩者的結合點。如果找不到這個結合點，我想這是空的。如果我們的學術討論在尋找結合點上能夠前進一步，那對現在是會具有指導意義的。

金春峰（人民出版社哲學室總編輯）：今天的討論，有一部分先生強調學術方面的事情：要搞清究竟甚麼是傳統，甚麼是傳統主義，等等，這完全是學術上的要求。我想這些要求都很對，也是我們現在應該比「五四」時期前進一步的地方。「五四」時期參加文化討論的人沒有著重學術上的問題，而現在我們有很多學者主要從學術上來加深對文化的比較研究、科學分析等等，這在理論上是前進了一步了。我想，有一部分人是很適合做這方面的學術工作的，確實也推出了一些新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有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在參加中西文化比較討論時，所強調的是這種比較研究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即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這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的題目。我覺得，有好多參加討論的學者對這一點不是很明確的，他們往往是一身而二任：既想自己成為一個學者，又想成為一個思想家和政治領袖，結果弄得哪一方面都非常膚淺。

我比較了「五四」時期一些大的學者，如李大釗、陳獨秀、梁漱溟先生等，他們在中西文化比較的討論中，確實有許多批判比現在要尖銳、全面和深刻得多。我去年參加了紀念梁漱溟先生學術活動的討論會，覺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清算，比我們要深思熟慮得多，要全面得多，也有勇氣得多。因為他是從整體來看中國文化的。由此使我想到，要使這個討論今後能夠充實更多新的內容的話，我們每一個參加討論的人都應當確定自己的地位：究竟想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如果你想當個學者，就應當著重從學術上來推進這場討論；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思想家，就應該有「五四」時期那些先驅者的勇氣，敢於真正把文化的思想意義加深，敢於像他們那樣把自己理論主張付諸實踐。

王曉波（台灣學者）：謝謝大家對我特別優待，給我作第二次發言的機會。我只想就一些先生評議我前面的發言再講幾點：

第一，十七世紀以前的中國科技是不是落後於歐洲？我認為不是落後，而是領先於歐洲。我這裏不做論證，其論證可以到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中去尋找。

第二，我認為中國自先秦以後所發展起來的民本思想，是古代原始社會民主的一種文化遺跡，在我所著《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的長篇序文中有詳細論證。當代人類學的調查研究也表明：古代人類是處於一種民主的狀態，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講的原始共產社會的民主。

第三，近代歐洲民主思潮的勃興，其實也受到古希臘、古羅馬的古代民主的啟發。由此也可見，人類的歷史和思想，是不可以一刀切斷的。

第四，我覺得今天的討論相當類似於當年台灣的東西文化的討論，即政治性似乎強於文化學術性。在臺灣，當時的所謂反傳統意識，就是反對當時的台灣權威統治。今天的許多討論，也好像是在「隔山打牛」：所謂反傳統也就是反對當前的權威政治。但我要說的是：權威政治並不是傳統，而是借助現代化工具發展了的集權主義。

第五，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抄襲外國的，因為地球上各地的情況都差不多，而社會科學是不能抄襲外國的。就近代中國歷史來講，我們一會兒抄美國的，一會兒抄俄國的，這實際上是把別人的健康檢查表當做了自己的病情診斷書。這種病急亂投醫，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第六，我同意劉孝感先生的說法：今天在台灣、在大陸，似乎不是民族自大狂的問題，而是民族自卑感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對待西方文化應該抱既謙虛又自尊的態度，來重建我們苦難而偉大的祖國!謝謝各位!

張岱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參加這會很高興，大家發言踴躍，因時間關係不能暢所欲言，但還是都有內容的。王曉波先生的發言很有特點，也值得大陸學習的：他每用一個名詞都有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我們大陸上，有時說起話來模模糊糊，說了半天，不知他說的是甚麼意思。

剛才龐樸先生分析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這並非無道理，他說文化傳統是改不了的，而我認為，現在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改。文化傳統的確很難改，因為有所謂深層結構。但還是應該改，應該反省。我們中國的文化，不管是儒家的還是道家的，其思想方式都有個好處，就是辯證思維，是用了辯證法的。也有缺點，就是糢糊思維，話說模模糊糊的。如果我們是用傳統思維方式反傳統，用糢糊思維來反糢糊思維，這是不見效的。現在首先要改我們的思維方式。過去的優點要保留，可是西方的分析試驗的方式，我們要拿過來。

我認為，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新的轉變的時期。這個時期是相當長的；但前途是有希望的。在香港，有人寫了一本書，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其中有一個意思我感到很奇怪。作者認為，在中國的哲學史上，人的觀念還沒有萌芽。難道五千年來我們的中國人就不是人？我們要反對這種殖民意識。帝國主義認為黃種人不是人，只有白種人才是人，中國人不是人而是狗。我認為，跟在帝國主義的這種論調後面鸚鵡學舌，這是可恥的。我感到，目前我們民族的自卑感太嚴重了！為甚麼有一部分人會產生自卑感？就是因為一百年來殖民地生活才搞成了這個樣子。今天我們應該採取科學的態度來重新評判。因此，我很歡喜、讚嘆王曉波先生剛才講的：今天的問題不是民族自大狂，而是民族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