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面臨的四大困擾與獨派路線最大的阻礙

前 言

自李登輝在台灣主政以來，一面想從強人政治經修憲而走上憲政之路，又想藉談判來穩定海峽兩岸之關係。另一面，發展彈性外交以開拓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以確定獨台的態勢。為台灣走出一條與大陸重歸統一之外的生路。這條路線是與北京的基本方向迥異，且處處遇到自相矛盾的困擾。比如在修憲過程中，怎樣自我定位？行憲時能否得到民進黨之合作？發展大陸關係可否限制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在日漸擴大的美日矛盾中，又該何去何從？

按台北近年來的行動跡象觀察，似乎從未有過解決這些難題的決心。口頭上，台北不斷強調北京似能容忍的一個「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行動上則盡量鞏固台灣的軍事力量，積極尋求國際承認。相繼有務實、彈性、度假、過境等外交活動，又有南進、西向、雙重承認以及重返聯合國等外交政策的宣告。乍看時，這些花樣似乎純為自我膨脹，應付島內需要的一些宣傳措施。可是從它愈來愈認真，硬將死馬當活馬騎的態度來看，又彷彿別有用心。7月出版的《海峽兩岸關係說明書》表明了這一點。

台北之所以耗力去作這些宣傳，當有兩種理由。一是配合他國的陰謀，提供挾制北京可以被利用的籌碼。此外，就是島內智庫坐井觀天所擬出來的孤注一擲的「壓寶政策」。「壓寶」是因為從這種種行動來達到獨立的目的，只有在大陸發生突變的重大的政治混亂情形下，才有可能一舉而贏得國際的承認。故「壓寶」是下賭於鄧後中國大陸不能平穩過渡之上。自近月來之言行觀之，台北顯然是在走上配合國際陰謀之路線。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為要指出台北所面臨的種種困擾。進而指出即使是台北的壓寶政策，果得天助，由於50年來，台灣在中原文化高度的侵蝕下，致使台灣再也脫不了中國文化的本質，因而想在中國之外長期獨立生存，也已不復再有任何可能。

修憲時自我定位之困擾

直到本文脫稿時，國民黨的修憲主張，仍未能圓滿整合。其中枝節繁多，又與民進黨有多種根本原則上之矛盾。而國民黨內，自三年前終止戡亂時期臨時修款開始，就已經意見紛紜。當局更是舉棋不定。其中最基本的問題乃是修憲後的「中華民國」，在理論上究竟是否仍包括中國大陸？

為了繼續與北京爭正統和避免給北京動戈之藉口，又要能抵制黨內非主流派的壓力與新黨的威脅，不僅應保留「中華民國」的稱號，且得強調自己與1912年開始的民國政府是一脈相承的。可是另一面，為了要爭取國際承認，為二千一百萬人民在聯合國取得發言權，並在國際上擴大其生存空間，修憲後之「中華民國」就只應代表台澎金馬的實際。台北若是明確地宣佈此意，又擔心北京看作是宣告獨立，而不容許。台灣本身也可能被民進黨鬧得天翻地覆，何以故呢？

首先，民進黨一向主張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最近在「立院」之「外交委員會」，乘機就強行通過今後台北駐外機構應一概用「台灣」這個名稱的方案。同時不斷要求更換「國旗」。一旦「中華民國」之內含只限於台澎金馬，這豈不是與台中的省政府大同小異？且台中的省議會是名副其實的台灣民意代表，如此一來，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豈不成了重複而多餘之物？

其次，1992年新選的「國代」和「立委」，一面是選自台灣地區，同時也包括黨中央提名選出者，這批中央提名之代表可代表任何地區和團體。故得以避免涉及是否包括大陸的問題。若是現今的「國民代表大會」僅代表台澎金馬，現任的「總統」與「副總統」又是由包括大陸的前「國大」代表所選出的，那麼現任「總統」與「副總統」之合法性可以遭到質疑，進而引起政局的動盪。

台北的修憲，若將「中華民國」局限在台澎金馬，不但會受到國民黨內之壓力，民進黨的挑戰，更可能受到北京的武力干涉，以及海外三千五百萬華僑的唾棄。從1991年選舉前，民進黨通過將「獨立」納入黨綱之後，是年在選舉中也遭到選民廣泛的排斥，足見台北若想兩全其美，為自己恰當的自我定位，是一大難以從根解決之困擾也。

民進黨拒絕推動兩黨憲政合作的困擾

國民黨之主流派雖高唱修憲，總統直選，再與民進黨實行兩黨民主制。而民進黨之本性絕無和國民黨搞兩黨制的興趣。因為民進黨的形成是二二八之後反對國民黨統治所產生的一種革命運動的結果而產生的政黨。

在民進黨發展的歷程中，有不少因素緩和了其革命性，但始終未能消除其革命性。如自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後，美台關係相對日疏。蔣經國即刻推行國民黨的本土化運動。不少台籍青年才俊，被吸收到國民黨之領導階層內。李登輝得以承繼大統，這是關鍵所在。民進黨打拚的口號，在民間因而失去不少威力。再如台灣之經濟起飛，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上升，對國民黨到台灣乞食的控訴，因而也失去了不少原有的勁道。又自華府與北京建交之後，北京加強了兩岸統一的步調，使民進黨與獨派運動，在推翻國民黨之革命性以外，加強了防止兩岸統一，強調台灣獨立的主張。最後，在民進黨成立之初，也容納了台灣的一批具有民主政治理想的人士。不過，民進黨的革命本性，至終未有從根的改變。美麗島和新潮流兩派的同時存在就是這兩種力量並存的最清楚的寫照，但不完全代表這兩派。

民進黨中這兩派之力量在謀取政權過程中實有極密切的配合。在不同的政爭環境下，此起彼落。如參與選舉時不論是「國代」、「立委」，還是縣市長，溫和派較為顯眼，一旦國際局勢有所變遷，如天安門事件之發生，革命派即刻在黨內佔領要津，準備採取急進的行動。

民進黨之革命本性，所以始終沒有消滅，一則是因為李登輝繼位後，海外的台獨領袖相繼返台，為島內獨派不斷提供了新的活力。又因為民進黨在整個打拚過程中，尤其是「黨外時期」，「走向街頭」配合了「議會演出」，不但是其基本策略，且此策略也成了不易改變的積習和本性。故如深知西方民主規則，論事十分理性的老同學張旭成，一旦成了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在「立院」發言時，就非得手拍桌子，口出凶言，否則就如失卻了民進黨員之風格。試問，這樣一個黨的傳統，如何可能規規矩矩的去談公平、合理、和平競爭的兩黨民主制呢？7月中旬民進黨的全島大會不已通過了新國號、新國旗和新憲法嗎？

反過來看，李登輝「登基」未久，即召開「國是會議」，自此又不斷為台獨分子製造返台條件。這些回台的力量，加強了在議會和在街頭的獨派言論和力量。可是這些力量非但沒有削弱李登輝的權勢，相反的，倒成了李登輝的「紅衛兵」，協助打擊一切與李登輝不合的力量。這種配合，在郝柏村「行政院長」任內表現得特別明顯。

事到如今，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才公開表示國民黨已改變本質，有「新黨才是真國民黨」的說法。並有人在黨的中常會議中質問國民黨政黨關係工作會，何以要設計問卷向民眾測試，「國民黨是否外來政權？」即自問百姓自己是否非法之徒？換言之，國民黨內之主流派新用之語調，愈來愈像民進黨的語調。表面上，二者仍在唱雙簧，一個唱修憲；一個唱制憲；一個唱擴充外交活動空間，另一個唱改「國號」換「國旗」；一個唱重返聯合國，另一個唱「加入」聯合國。說不定，一朝醒來，非主流派會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早已用日語勾結妥當，裡應外合的扯下了青天白日，升起了紅太陽下的綠色的寶島旗來。到那時，所談的不是兩黨民主制，而是兩黨合唱獨立了。這個問題是當今台北的另一大困擾。這個困擾既是非主流派的，也是主流派的。不論誰來領導，必出問題。

調控台商赴大陸投資與貿易的困擾

台商之往大陸發展，一則是大勢所趨，也是當前最好的出路。然而放任台商去大陸大量投資與貿易，直接加強大陸的政治的力量。是故，按照台灣的經濟需要。必須加強與大陸的貿易與投資，而加強與大陸的經貿，又顯然與台北當前的政治目的相違背。因而成為台北當局之另一困擾。

台商之需要向大陸發展，因素甚多。如台灣勞工的工資近年來大幅上漲。一般百姓對環保意識的加強，使多種工業之發展增加很多障礙。治安之敗壞及黑社會組織之活躍，常以有錢人為對象。投資環境因而日形惡化。

相對的來看，大陸自行開放政策以來，對台商有多種的優惠。天安門事件之後，由於各國對大陸之經濟制裁，卻使台商乘虛而入，佔領了不少據點。加之大陸和台灣距離近、語言通、習慣同，甚至貪污的方式亦無差別。又因工資低，原料充足，市場廣大，並在美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下外銷前途看好，為何不去利用呢？再者，國際市場競爭愈來愈烈，台灣本身之商業勁敵，皆向大陸發展。在保護主義抬頭的世局中，台商怎能不利用有利的條件，來紓解自己的困境，以發展其前途？

從台北當局來看，這種情況不一定是好事。很可能正好中了北京統戰的圈套。中共的對台政策不就是「以商促政、以民逼官」的「陰謀」嗎？故所以台北處處用各種方式來調控與限制。迄今仍不得通航貿易，又要求投資者事先登記，並設有限數額與種類。可是台商躲避之方法多端。當局對於大號實業，如台塑，曾用威逼利誘，使得海滄億萬元的投資，大受阻礙。

可是雙方的經貿活動數字，仍然成倍上漲。相信在座各位專家數據很多，僅以雙向貿易一項為例，在1979-1980年開始時，全年貿易總額不及一億美元。到1990年，已升到45億。據台北自己的預測，今年直接間接的雙向貿易額，將到120億美元左右。此外，台灣在大陸的投資今已超過日本，僅次於香港，總額已過50億美元，超過對外投資總額的20%。每年均以二成三成的指數增加。台灣之十大企業集團，如今已有九大在大陸傾資。

台北當局瞭解這種趨勢之不可避免，也無法挽回，只有鼓勵台商向東南亞發展，及利用各種機會對大陸投資盡量作反宣傳。千島湖事件自己提供了讓台灣大作文章的最好機會。至於東南亞，如開發菲律賓的蘇比克灣、越南歡迎外資的開放政策。此外，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皆有台灣投資的需要。可是一般言之，東南亞的工人，普遍在勤勞和技術上，皆比不上大陸工人。印尼不時發生排華運動，菲律賓政局不穩，搶劫時見。越南一切初創，又缺基礎設施，生財仍慢。馬來西亞工人最差，泰國愛滋氾濫，警察不保治安。換言之，相對下，大陸仍是最具優勢。語言方便，安全方面，尤勝於南洋各地。

台商之大量移資大陸，使得台灣自然更多受到大陸之影響與左右，近日大陸批評台商的投資項目不盡有利於大陸。大陸對三資企業之通盤考慮，結果尤有更改基本政策之可能。這一切的更動，皆可能對台灣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加上今後定點直航之壓力。台灣與大陸的經濟將更形聯成一氣，設若政治方向之發展不能配合，其後果，對海峽雙方皆將不利。可是對台北當局而言，這是一個兩難而棘手的問題。若是鄧後之大陸，能夠維持政治的穩定，那麼台灣應當如何去調整對大陸的政策，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是台北當局所擔心的另一大困擾。

美日矛盾之擴大與獨派基本決策之困擾

台灣的獨派，自始就是靠洋人而生存的。故其一貫的思想，也脫不了依靠洋人，謀求對自己前途解救之道是靠國際勢力。獨派一向之努力也是想將海峽兩岸之問題國際化。故台獨的理論重點就有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地位未定論之說。這與日本一向不承認二次大戰曾被中國打敗，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台灣生活的人，無不承認美國對台灣安全所起的作用。自韓戰爆發開始，第七艦隊的作用，美國之經援，以及從1954年之美台安全協定直到1979年之《台灣關係法》，以及繼續對台之軍售，無疑義的，美國是台灣安全的一大支柱。

台灣與日本呢？那段50年的因緣，第一代的台胞雖忘不了日軍血洗台灣，征服過程的歷史。可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盛期成長的台胞，一次大戰之後出生的，都親身經歷過日本帝國主義時代耀武揚威的氣勢。尤在東亞共榮圈的年代裡，台籍的台灣殖民是遠較朝鮮人、中國大陸人、東南亞各國人的地位要高一等。其中不少尚有幸，焚燒祖宗牌位，改名換姓，成了日本的三等皇民。戰後，由於光復，實際上又沒有受到像日本所經過的亡國之苦，故只記得日本的光榮時期，再與戰後國民黨統治初期相比，更起了傾向日本之心。對於那些接受過三等日語教育的，對日本本國文化之欽羨，更不在話下，故對日本之傾向，亦極自然。

冷戰開始後，相繼中共建國，接著韓戰爆發，美國在遠東不得不迅速扶植日本，來抗拒共產主義之擴張，日本成了圍堵政策中重要的一環。故大戰時期之戰犯，未經判刑處決，皆被釋放重獲自由。此後20年中，不少高居政府要津者，如在50年代與60年代首相中就有超過大半之數。同時除美國最初給予大批軍援外，韓戰時期，又藉著訂貨供應韓戰之需要，短期內恢復了日本之工業實力。是故，日本戰後工業與經濟恢復之神速，是歷史上所罕見的。

及至台灣工業起飛之時，已較日本遲了將近20年。故台灣不少實業的發展，都受到了日本企業的支援。台灣不少的中型企業，雖名為台灣老闆，實際背後投資者，卻是日本資本家。迄今台灣之所以工業技術大多仍舊依賴日本，與日本貿易之入超數，用對美貿易之出超相抵，仍嫌不足。全然是一種新殖民地現象。台胞對日本之欽羨，在當今台灣之老一輩中，如前所言，是極自然的，也無可厚非。加上海外台獨，幾十年來受到日本右派的照顧，其程度遠超過當年照顧孫中山先生的那些日本軍國主義的右派分子。獨立後之台灣是否會擺脫日本的挾制，是令人疑慮的。

在冷戰時期，由於美日站在共同的陣線上，傾向日本與傾向美國，並無矛盾之處。獨派分子可既傾日又傾美。但自冷戰結束之後，商業競爭成了今日世界鬥爭的焦點。美國得重訂其環球戰略，重排其敵友之先後秩序名單。如此一來，環顧世界，今日唯一能向美挑戰，在貿易上，在先進工業上，正如寫《可以說不字的日本》一書的作者一再強調，日本由於高科技發展，已足向美國作最後的挑戰矣！而美國情治機構，早在數年之前即將對日本防備性注意，提到世界各國名單排行之最前端。即已將日本視為最具威脅之潛在「敵國」。這與美國自門戶開放以來在太平洋方面的經驗完全可以吻合。

在實際經驗上，美國從汽車工業、電器工業、化學工業等等，無不受到日本的威脅。近年來，美國對日本經貿之逆差每年達數百億美元之巨。而日本用大筆自美國賺得的錢，在美國置產投資，從兩年前右派作家Bernard Conor出版的《日本的新殖民地──美國》已可見一斑。這種不滿，在三年前紐約某大學為中央情報局所作的《公元二千年的日本》，也充分反映了美國企業界對日本的不滿與憤怒。故保守派的著名思想庫──傳統基金會在三年前就出版了由Friedman和Lebard二人所作的《美日下一次大戰》，警告世人，美日有再一次大戰的可能。

故自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一面對中共人權不滿，但在要緊關頭，仍不便逼迫中共太凶，多少有點留下一著子，以防需要挾制日本時之用。而日本一向不願給中共任何難看，因中共一則尚未利用環球華人普遍發展中的反日情緒，要求日本為二次大戰道歉和賠償。同時亦為防止中共過於接近美國而陷日本於孤立。並且日本也看到有朝一日可能有需要與北京聯手抵制美國之一天。

從以上發展趨勢來看，台灣島上獨派是應作如何的一種選擇？投靠日本？投靠美國？而且二者到時候為了自保，可以不用台灣獨派作為犧牲品嗎？即使是今日最強大的美國，由於在波斯尼亞的表現，在索馬利亞的表現，在盧安達、在北朝鮮以及在其後門口──海地的表現，今日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可以將自己的命運和前途交在美國手中呢？這豈不是獨派的另一種困擾？投靠日本是更不用說了。

獨派路線的致命傷

獨派路線的致命傷是在光復之後，國民黨統治下的50年中，台灣又經歷了一次「再華化」的洗禮。有如南北朝時期之北魏，將遊牧的拓跋族人融入了文明的華夏族。又如入關後的八旗人，也熔化在中華民族的洪爐之內。台灣在國民黨治理下，前後從大陸移植去的超過三百萬人，其中不乏高級知識分子。將大陸文化強行澆灌在台灣那片荒蕪的沙漠上，使得台灣在任何一方面均起了革命性的改變。

試想，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設若繼續在日治之下，台灣不僅仍是日本帝國內一個無足輕重的殖民地區，除了每年為日本提供一點白糖和香蕉，就像琉球沖繩一樣，還有什麼地位可言？島上說的不過是三流的日語，至多只是一個旅遊的勝地，今日台灣所以能在世上有其特殊的地位，甚而想與中國大陸一爭高下，全靠戰後之回歸中國。如今不少無知的台胞還反過來輕視中國大陸，和輕視大陸去台的外省人。這才是十足的忘本！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半個世紀，使得兩岸在政治上，故是壁壘重重，但從文化發展而觀之，台灣無疑是受徹底的「再華化」的過程。如今的台灣已從中國文化的邊陲，被挪到中國文化的重心地帶，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致使台灣再也沒法擺脫得掉中國文化的氣質。即使是那些在日治時代已棄宗背祖、更名改姓、焚燬宗廟牌位的叛子逆孫，成為三等皇民的那些可憐蟲，如今已再也無法洗脫其中原文化的浸染。而今光復後的新生代，不僅長大成人，進而成了台灣社會的中流砥柱。他們雖操的是有台腔的國語，可是較之廣東官話、湖南人的「牛叫」、不知清晰幾多。藉此，中原文化得以扎根，再也不會為返自東瀛的幾條倭賊走狗，獨派台奸之蠢動而更改祖籍了。這個代溝問題是注定獨派無法成功的主要因素

一九四五年前後，移民過海之大陸同胞，在三百萬以上，佔據全台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1949年去的，中間雖有不少軍人，但很多都是高級專業人員。如航空工業專家、造船工業專家、兵工專家、通訊技術人員、軍醫人員，都不是吃閒飯的人士。

這些大陸的移民，除了日後為台灣籌劃工業起飛、經濟起飛、發展外銷工業等世界一流之專家外，幾乎當年大陸上之各行各業，都提供了大批專家移植過海。較之抗日期間，自沿海移往大西南、大西北去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因前往大西南、大西北的，居留不及十年，又回歸原地去了。而前往台灣的，一住就是半個世紀。例如1949年我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系時，甚覺驕傲，因當時的歷史系號稱有十大權威教授，來自清華、北大和中央大學，聚集一堂，加上日據時期留下的南侵東南亞之工具，東南亞專家和資料，自認為超過大陸當年任何大學歷史系的實力。不僅如此，其他輔助學科的專家，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語言學等等不同的學科，其中不乏世界級的學者。在不少科學工程領域方面，亦復如此。所以前面說過，這批專家學者把台灣從中國邊陲的文化沙漠地帶，帶到了中國文化的主流地區。其中不少學科能佔在全國學術的第一線，否則那裡可能產生張光直、李遠哲這樣世界一流的學者和科學家？

此外，在國民黨統治下，強迫推行的國語政策，即人人學習普通話，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是最成功的地區。即使是獨派分子，除了偶爾用閩南語罵粗話以表示其獨立的意識外，還得操起他們的台腔國語，宣告其獨立之理論以表達較高深的思想。此外，只有用日語來表達其細微之情感了。

國民黨當年過海赴台之時，不僅移植了大批人才，也將當時大陸數億的外匯儲備、各大銀行之黃金白銀，以及歷代所收藏的玉器、銅器、陶器、繪畫等寶藏都帶了過去。今日的獨派若要宣佈獨立，與外省人劃清界線，那麼這些器物財寶，當年從大陸帶去的黃金美鈔、學者專家、財富榮譽，連同金門馬祖，與一切所得之利益，是否應與這個外來政權，一併歸還大陸呢？今日的台灣，已深受大陸文化的浸染，有如跳入黃河也洗不清了。

再看，當時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政府，在1940年代究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曾佔一席之地，即使1949年之後，繼續在世界舞台跑了二十幾年的龍套。對台灣小島而言，也因此從日本一介無關緊要的太平洋裡的一個殖民小島，被扯上世界舞台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這段經歷，把多少島國之民的夏蟲式眼光的三等皇民提升到有全球性的視野。試問，有哪一個獨派台奸能退清這一筆債，去夢想做回歸日本的獨立分子？

台灣之所以有今天，不論是經濟、政治、文化，沒有一點是脫得了中國文化的大量移植、發展，努力耕耘的結果。獨派分子不論怎樣去強調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有一件事實是可以確定的，就是他自己那一張自認為十分「醜陋」的中國臉是再也沒法裝飾打扮成另一張臉了。故不論是台獨派或獨台派，應當盡快清醒，別再自欺欺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