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的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

凸顯中華民國的存在

理論上說來，當國家因外力介入引發政治危機，或國家元首不當受到外國羞辱時，全國同胞應該不分黨派，不問意識形態，全民團結一致支持政府，戮力對外；這種情形在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確實是屢見不鮮。

但是，這並不表示在事件過後，我們還不應該進一步的對事情的始末、政策的對錯加以理性的檢討；俗話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就是這個道理，個人的榮辱事小，國家的尊嚴不容輕忽，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李登輝先生計畫中的廣島之行有變，在某種程度上說來，中共、日本、科威特或許都有應該受到譴責之處，但是台北方面的激烈、正面、不知節制、類如挑釁的行動，恐怕也不無值得檢討的地方，吾人雖然不願過度的對政府主其事者橫加指責，但是激情過後，政府若能由多方面來檢討得失，應仍不失為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國內當前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政府在積極推動李總統出席亞運時早已充份評估中共的可能反應，判斷中共無力，也不敢生事，於是台北蓄意把事情搞的舉世皆知，即或李總統成功出席的可能也不大，但是政府的目的既然並不在此，所以根本就不在乎，主要就是希望藉此事件來凸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雖然這種孤注一擲的政策作為頗令有識之士為之捏一把冷汗，中共是否真的不能，或是不敢藉機對台生事也還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好歹這個政策至少在表面上還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意在突破中共的封鎖，希望為台北爭取到更大的國際活動空間，大家雖然並不見得贊成這種激烈的作法，但也只好姑妄聽之了。

類如挑釁的行動

但是，我們還是禁不住要問，難道這是唯一的方法？或是這是最好的方法？我們可有其他的選擇方案？政策是否經過仔細評估？難到除此而外，中華民國就沒有方法彰顯自己存在的事實？這種好勇、鬥狠的方式，把國家元首、國家形象全部毫無保留的投入一個並無多大成功把握的活動，實在失之冒進，李先生或許忘了他自己曾經說過的，可行的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

另外，國內還有一種看法則隱約反映出國人政治利益的考慮，對某些人來說，李總統的成行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個人未來可能因此獲得政治利益的多寡。去得成，李總統的政治聲望將達於巔峰，如果競選連任，屆時將無人可與匹敵；去不成，反正中共、日本是現成的指責對象，既可以激發國內反對中共的情緒，也能夠激化統獨之間的矛盾，進退之間皆有所獲。

若由這個角度看來，李登輝先生實際上是處於一個穩贏不輸的局面：如果這種看法屬實，同胞如果發現，當前政府政策的推動，進退之間的考慮居然是以個人利益為依歸，而籌碼則是兩千一百萬同胞的身家性命，那我們真是除了責之以其心可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外，實在不知再何言以對了；我們雖然無法確知此事的真實程度如何，但仍然真誠的希望政府內部絕無這種不負責任的心態。

理性的來看，中華民國重返國際社會確有相當的合理性，也有其可欲性，台北在國際社會中是受到了許多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待遇，同胞心中的不滿、挫折也可以充分的體會。但是，國際政治講究的是實力，道德、理想都敵不過對現實國家利益的追求，在現實的環境裡，台北確實有其無法克服的困難存在。換句話說，感情上的可欲性和說理上的合理性並無法解決現實上的不可能性。中華民國國際活動的挫折來自中共，「解鈴人還需繫鈴人」，故必須要從兩岸關係的談判中去解決，台北方面類如挑釁的行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其實，台北的務實外交並非絕不可行，否則難免遭中共窒息而亡，但是又不可毫無原則的亂玩，中華民國的名號不可偏廢，一個中國的原則絕對不可放棄，這些都是一些必須堅持的最基本的原則，否則既引起中共的猜忌，引發兩岸對抗，也激化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大家不但不能團結一致，共同對外，還會造成族群對立，讓國家認同的情形更為惡化。

以灰頭土臉的方式落幕

在當前國內統獨爭議仍在，部份國人並不相信李登輝政府是在真心誠意的追求中國的最後統一，而中共也懷疑台北堅守一個中國的立場的情況下，李先生月前對日本記者司馬遼太郎的不當談話內容更是加深了國內外對其政策的疑懼，坐實了中共對他獨台傾向的指控，在此情況之下，中共的強烈反應，硬是迫使李登輝先生的廣島之行不得其門而入，自是可想而知了。

李登輝先生的廣島之行到最後搞得以灰頭土臉的方式落幕，國家元首受到羞辱，國家形象受到打擊，民心士氣受到影響都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次事件中，台北至少犯了以下的一些錯誤：一、目標、手段不分；二、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中共、錯估了日本；三、不知節制、見好就收。如果說本案的處理方式反映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真實的決策品質，那麼今後值得我們憂慮的事恐怕還真多著呢！

坦白的說，在當前國際大的戰略環境並不必然對我有利，我方籌碼有限，而中共政、經、軍事實力又在成長的情況下，台北以當前這種鬥氣而不鬥智的作法，採取衝突取向的行事作風，逼迫雙方提早攤牌，這種作法是否對我有利實在應當多加考慮。激情只能帶來一時的痛快，短暫的亢奮究竟會為台灣帶來更多的福祉、或災難，更宜有司三思。

當然，我們並不以為台北就應事事忍讓，到處讓人打擊，該爭的確實要爭，而且還要全力、有效的爭取，但是無意義、沒必要的刺激中共，或蓄意向中共挑釁、存心激怒北京的作法也實在大可不必。這並不是失敗主義，或姑息養奸的論調，而是務實、理性的作法，畢竟要玩零和競賽的遊戲必須有其條件，台北在這方面仍是力有未逮，難道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