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世界經濟形勢演變對海峽兩岸關係互動之影響

海峽兩岸的關係互動固然是我們中國人共同關心的大問題，同時由於亞太平洋的戰略地位以及近20年來亞太平洋的經濟發展急速成長的形勢，海峽兩岸的關係不僅影響著中國大陸及台灣省的未來發展，同時也對亞太平洋的未來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而對整個世界在21世紀的發展及形勢有重大影響。我們觀察討論海峽兩岸關係固然要從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因素來著眼，也應從世界全局的觀點出發，居高臨下，從大環境、大歷史、大潮流的角度來論斷海峽兩岸關係的互動及其可能發展的方向。

我們願意在此首先就世界上最近的幾個重大的經濟發展趨勢來探討這些變化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其次中國大陸自從1978年以後，積極致力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及社會演變，其速度是空前的，其影響也是深遠廣泛的，這樣的形勢當然對海峽兩岸關係起了深刻巨大的影響。相對之下，台灣內部的社會條件及經濟環境也有了相當大的變化，基本上是投資環境逐步惡化，社會問題繁生，有關當局如何因應這些問題，從而也影響到兩岸關係的互動。除了海峽兩岸的內部變化，我們也願意在此考慮國際上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如何，而這種態度又如何地影響到兩岸的關係，現在的世界是個相互依存，相互關連的大系統，世界上各個國家或集團對海峽兩岸所採取的態度更是必然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變化。最後，我們特別關心到最近台灣當局在對兩岸關係方面所表示的一貫態度及言論，甚至一連串政策措施對兩岸關係起了相當程度負面的作用，我們也應在此評論。

後冷戰時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幾個重要趨勢

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世界上兩霸爭奪的冷戰局勢，驟然改變。在國際經濟領域中，一種新的經濟競爭形勢逐步發展出現。一方面西方工業國家共同經歷低成長，高通膨與高失業並存的局面。工業國家貿易失衡轉趨惡化，國際金融市場變動更見劇烈，國際經貿體制亦呈現重大變革。另一方面則是各國家面臨高科技帶來的巨大生產力增長，世界市場需求急驟擴充，又帶來了世界經濟繁榮的機會。

1991至1993年間世界經濟成長率平均約為1.5%，世界貿易量擴張率亦相應降為3.9%，分別較1980年代後半期的3.9%與6.5%顯著降低。而工業國家經濟成長尤為滯緩，成長率由1980年代後期的3.4%降為1%，失業率則由7.1%，攀升為7.7%。相對而言，開發中國家則表現普遍較1980年代後期為佳，其平均成長率由5%增至5.4%，其中亞太平洋地區經濟成長雖較1980年代後半期降低，但亦維持6.2%的成長水平。

1990年代初期，發達國家經濟復甦步伐較以往為慢，總趨勢是由於1980年代後期消費增長緩慢，投資減少，金融緊縮。工業國家不景氣週期層面擴大，失業人口偏高。而民間消費及投資意願回升在90年代初期，較預期為之緩慢。相形之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區域的增長更見有世界的示範意義。

可是，另方面，在產業界中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帶頭的電子通訊、高速電腦，以及各種新型發展的金融財政法律諮詢服務廣度及深度都有了躍進，從而提高了生產力的大步躍升。發展中國家及若干原計畫經濟體系的國家及地區需求擴展極速，又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亞太地區各國因為經濟資源稟賦互異，在市場經濟力量的推動下，區域性的局部產業分工及整合工作實際上正在快速進行，初步的區域經貿整合效應已經明顯形成。其中尤以涵蓋台灣地區、香港及中國大陸的所謂「大中華經濟圈」已是呼之欲出。而包括了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東北的東北亞「環日本海經濟圈」的區域整合趨勢也日漸明確。

這樣的趨勢，又為世界市場的擴大提供了樂觀的前景。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在逐步提高合作程度同時擴大範圍。北美自由貿易區也適時出現，同時也催動了拉丁美洲各小區經濟集團的加速合作及建立。亞洲方面的成長及發展最令人注目，東南亞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正在東盟各國的商議協調過程中迅速具體化，非洲經濟合作及區域整體化進展較慢，但已經引起了非洲國家的共同關注。1992年8月，10個南部非洲國家簽署了關於成立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的協定。而東非經濟共同體也正在醞釀之中。還有前蘇聯解體之後，獨聯體各共和國經過數年的大起大伏的改革及轉折，各共和國重新認識到，他們在經濟中相互合作的重大利益，於是逐步地取消了關稅及非關稅的貿易壁壘，以期向關稅同盟過渡。

基本上，世界的經濟發展在近期中顯示了下列幾個特徵：各地區的區域經濟趨向互相整合的方向，市場急速擴大，各自的比較優勢較能發揮效用，從而促進了下一輪的經濟發展的勢頭。同時各國政府都認識到了相互貿易的有利性，採用了或相同或相異的方式和步驟來推動國際貿易，逐步形成以貿易為主的經濟方針。為了爭奪市場，各國莫不努力吸引國際資金，擴張金融力量作為奪取市場的先鋒手段。在產品製造及開拓方面，高科技新材料，及新技術則成為發展重點，呈現科技帶頭的局面。在這樣一個區域整合、市場爭奪、金融擴張、科技帶頭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之下，不僅將會有力地促進了地區經濟及世界經濟的增長，而且勢必將對世界政治及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的新格局及新秩序。在這樣的形勢下，各國相互間貿易競爭加強，市場爭奪，加強整合，不分彼此，互相滲透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國際經濟整合的新趨勢。

中國改革開放後成為巨大的市場投資熱點所在

以包括所謂四小龍的韓國、香港、新加坡及中國的台灣省以及東協各國的亞太地區在1990年代初期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6.2%，遠較發達國家的經濟形勢為佳。然而另一驚人的現象則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快速增長竟然維持在兩位數字，甚至預測即使在1995年後，其勢頭可能較緩，但也可高達9%左右。這股巨大而又快速的經濟成長力量遂成為世界經濟的推動力量。美國若干經濟評論家，如《紐約時報》的大衛桑格（David Sanger）和經濟評論的瑞吉戴爾（Reginald Dale）皆稱中國大陸的崛起成為了帶動亞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首先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壯大：改革開放十多年來，經濟每年平均增長9%，特別是1992及1993年，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比上年增長12.8%及13.4%。中國一些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產量，在世界上的位次大幅度提高，綜合國力的指標急遽上升，大約列第10位。其次，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極為迅速。於1978年時，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約為206億美元，然而到1993年卻增長為將近二千億，這樣以將近10倍的速度，規模如此巨大，也是國際貿易上少見的。1993年，中國外貿總額占世界第一位，中國進出額已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5%以上，躋身國際上貿易開放的主要國家之一。再者，自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外資湧進，實際利用外資達672億。1993年，三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已佔全國進出口總額34%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同時，中國本身一些具有實力的企業也逐步開始到海外投資，到1993年，中國在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企業已達四千五百家，投資總額超過了50億美元。

這種持續高速的發展及巨大的發展潛力，使中國在相當時期中將成為世界上投資與市場拓展的熱點所在。尤其近幾年來西方經濟景氣普遍低迷，而前蘇聯各共和國及東歐各國都在整頓起伏的過程中，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也不夠形成有力勢頭，因此中國的市場及發展前景則成為了各方商業界謀求擺脫困境或拓展業務的出路所在。

亞太平洋西岸這十多年來發展迅速，成了世界的焦點。而中國在週遭的亞太平洋各國各地區之中，更是一枝獨秀。這樣的蓬勃景氣及巨大潛力不僅影響了國際上各國家、各集團、各區域對中國的政治關係，同時對海峽兩岸的關係有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台灣投資環境的持續惡化

較之中國大陸的蓬勃發展，台灣的經濟景氣卻呈現另一種氣氛。首先我們注意到台灣所依賴為命脈的進出口貿易，這兩、三年竟出現了極大的逆轉情況。今年第一季度台灣的對外出超降至24,000萬美元，為13年來之最低紀錄。同時這第一季度出口成長率較之去年同一時期僅增0.43%，較原來台灣當局所估計的4.63%成長率，低了整整4.2個百分點。此種出口衰退之現象，近幾年來且已成常態。1991年台灣對外貿易出超為133億美元，1992年則降為94億美元，到了1993年更劇減為78億美元。今年預估出超可能更加鉅幅降低至20億美元以下，明年則可能成為貿易逆差地區。

這種進出口貿易遞減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台灣內部投資環境日益惡化，不僅是因為各項生產因素，諸如勞工，土地等價格狂飆，而且治安惡劣，犯罪率上升，環保問題嚴重，生產成本也隨之提高，使之企業投資意願大幅度降落。台灣企業界大量出走到中國大陸、東南亞，以及美國等其他國家及地區投資設廠。本來隨著經濟逐步發展，各地區的生產成本漸次提高也是常理。然而台灣這幾年的成本急漲，風氣惡化，規章制度紊亂卻是個特殊現象。台灣當局由於缺乏明確的長遠治國目標及方針，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導致了政治的方向模糊，社會的內部矛盾，從而形成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這都是為政當局的責任。

譬如說，原來台灣當局希圖藉1997年香港形勢變化之前後，發展建設台灣成為所謂亞太營運中心的經濟政策，卻始終模稜兩可，徘徊猶疑，不能落實。這種既希望台灣成為亞太發展的樞紐，卻又不能將政策方案付諸實行的曖昧態度正顯示了台灣當局在面對中國大陸強勁的經濟發展潛力時所採取的矛盾政策及猶疑行為。台灣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麥肯錫國際顧問公司所作的亞太營運中心規劃研究書中明確指出：台灣發展的營運中心必須是以「進出中國大陸市場的門戶」作為其發展目標。換言之，台灣海峽兩岸之間必須發展出「互補性」的經濟關係，這樣台灣作為「亞太營運中心」的發展目標才可能實現。報告書中又指出台灣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除了善加利用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之外，台灣必須加速發展兩岸之經貿關係，發揮其作為國際各國各行各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主要基地作用。該報告書又指出，台灣未來發展營運中心，至少有50%的市場腹地為中國大陸。而以目前台灣官方對大陸經貿關係所擬定及執行的政策來看，卻又是較偏重在限制在阻止各方面的積極發展。若是台灣真正企圖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則首先必須全盤修訂目前以限制為主的對大陸的消極經貿政策而代之以積極開拓，全面展開的進取開拓及合作互利的經貿政策。尤其是目前限制直接通航、通商，以及對大陸資金與人員來台的管制，都必須大幅度放寬，甚至全方位相互交流的開放。

甚至台灣方面經建會主委蕭萬長也認為台灣當局必須重新釐訂兩岸經貿政策，尊重市場運行法則，不應橫加干擾，促使兩岸經濟資源便捷快速流通，互相發揮彼此的比較優勢，否則台灣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之事，勢將成為畫餅。而且若不及時作出上述努力，時間一失則機會亦難再了。

經貿因素影響國際對華政策

兩岸關係同時受到國際對華政策變化的影響甚大。尤其是自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形成世界最大投資市場，經貿發展潛力無窮，各國之對華政策亦隨之有所變化。近年來，兩霸相峙的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益受經貿因素影響，各國外交政策亦逐步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對於中國大陸及亞太平洋的經濟實力在外交政策上的考慮尤其明顯。在1960年代，整個亞太區域經濟總生產力佔在全球5%以下，而美國一國即佔全球總產值50%以上。在如此的絕對優勢對比情況下，美國外交自然是隨心所欲縱橫國際，無人匹敵。然則，物換星移，到了1990年代後，縱然蘇聯瓦解，美國一強獨霸，但世界經貿實力已經重新分佈，有了新的格局，亞洲的經濟總生產力已趨近25%，到了下個世紀，則估計將為全球總生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與美國、歐洲共同市場，將成鼎足而三之勢。亞太國家自主意識逐漸高漲，而以中國大陸為主的貿易發展尤為驚人。1993年的國際貿易總值約為三兆余億美元。在進口方面，美國為六千餘億，歐洲共同市場亦達5,980億，而在亞洲方面，日本、中國大陸以及港台相加也達六千億左右。在出口方面，美國為4,650億，歐洲共同市場5,460億，而中國大陸、港台及日本相加則超過了6,200億。若再加上東盟各國進出口三千億規模，則亞太平洋的貿易規模則早已超出了美國及歐洲共同市場。在此貿易力量形勢消長之中，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起的迅速崛起，無疑扮演著主要的推動角色。

至為明顯的，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對亞太平洋，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勢必重新衡量得失，作出必要的調整。以往亞太各國及地區以出口導向，依賴西方市場極大，不得不在政治外交上俯首因應。然則時至今日，亞太本身已形成巨大市場，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亦指出到本世紀結束時，亞太平洋的公共投資市場即高達一兆億美元，其中能源、交通、電訊、資訊服務、金融服務是為主導。而中國大陸所形成的市場則尤為驚人，其內容包括四百億美元的民用航空設備，九百億美元能源發電，240億美元電子通訊，180億美元保險、金融等服務，其餘再加上公路、房屋、基本建設、城市開發，數額亦甚驚人。這樣的市場潛力，使得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必須展開激烈競爭，從而積極推動與華交往，改善關係。1993年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約為1,200億美元，而投入中國大陸的則佔270億，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這種積極爭取中國大陸投資的熱潮正是方興未艾，各國競爭亦日趨激烈。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也指出：中國大陸成為帶動亞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角色已成公論，只要此趨勢繼續成型穩定，則國際局勢亦勢必改觀，出現一個多極的，以亞太與歐洲、北美平分秋色的國際政經新秩序。

1993年底「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及西雅圖高峰會閉幕之後以至今日，世界經貿問題始終以亞太作為中心而反覆爭論糾纏。不僅是中國大陸，即使是印尼、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對美國以人權及勞工環境權觀念強加他國的談判態度亦展開反擊。這方面亞太各國對美的鬥爭甚至也得到歐洲發達國家的輿論支持，今年3月，歐洲共同市場爭取參加第二屆亞太高峰會議，而「太平洋盆地經濟委員會」甚至通過決議，爭取未來的「世界貿易組織」總部應設在亞洲，同時積極反制美國企圖支配「亞太經合會」。這種經貿實力所影響的國際政治消長當然也影響到了各國對華的外交政策。而其對華政策是否恰當從而相當程度地左右了西方發達國家在亞太平洋經貿市場的爭奪形勢。

以美國為例，克林頓在競選總統時以及進入白宮後，曾三番數次地表示強硬粗暴的干涉態度，堅持把所謂「人權問題」與美國對華政策直接掛鉤。在貿易方面是否承認中國大陸具有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仍然固執保持貿易與人權掛鉤，利誘威迫，不遺餘力。然則，曾幾何時，美國企業界強烈指出克林頓態度之短視及僵硬，違反了美國的利益。在國會的質詢與壓力之下，美國輿論也介入爭辯，克林頓不得不改變態度，採取避免兩方關係惡化，增加對話，終於於夏天宣佈其所謂「人權標準」與對中國貿易政策脫鉤。

在如此的世界形勢下，經貿力量愈將影響國際間的重要關係，而希圖以其意識型態、政治主張等因素而影響外交政策則將日益式微。海峽兩岸關係在此國際關係的新格局的形勢之下，亦將以彼此的經貿關係，互相間的實質利益為主要影響的因素。

台灣當局的眼光與胸襟

今年4月30日在台北出版的《自立晚報》全文刊載了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各方面評論甚多，鹹以為這篇談話確實比較直接地透露了其人隱藏內心深處一些想法。他一方面高談台灣經濟必須國際化、自由化、市場化，可是在另一方面卻對兩岸經貿關係上採取了重重限制，頗為矛盾。從這次談話中，終於可以看出李登輝長期藏在心中不可告人的心態。近兩年來，李登輝積極營造「一中一台」的措施，亦益加明顯，他授意連戰在國民黨十四全的報告中，不但沒有提及任何「一個中國」的主張，甚至鼓勵連戰引用李潔明炮製的所謂「中共過時的主權論」，又極力鼓吹並要求中國大陸承認台灣當局為一個「政治實體」，故意模糊他暗搞明言的「一中一台」立場，意圖矇混。原來李登輝等寄希望於國際上各種敵視中國，居心叵測的反華反共言論及政策來推行其施行「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陰謀，現在益感困難。

為了台灣的發展前途，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李登輝必須正視當前世界形勢的轉變，認識國際經貿力量的消長，瞭解世界市場的轉化及發展方向，突破人為自設的阻礙，拋棄其狹隘短視的眼光，高瞻遠矚，解決台灣發展中的瓶頸。

即使從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因素來看，海峽兩岸關係也應回應世界發展走向區域整體化的趨勢來考慮。我們在此僅從經濟發展大勢來看，兩岸若能加速互利互惠的經貿關係，不僅符合台灣長遠利益，同時也能為亞太平洋的繁榮穩定帶來正面的影響。中國大陸市場的成長，無疑也是台灣突破經濟發展瓶頸，擴大經濟格局，提升經濟層次的一個契機。目前正是中國大陸處於初步起飛的階段，台灣的經濟結構與層次恰恰與中國大陸相互成為互補經濟之形勢。掌握時機，加速兩岸經貿合作交流，擴大台灣經濟影響，應屬雙方有利的政策。台灣當局應從長遠大局著眼才是明智之舉。然而目前李登輝等人自縛手腳，對兩岸經貿交往嚴格設限，使台灣企業界難以施為，屢失良機，已經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無法彌補的損失。台灣當局惟有本於宏觀經濟發展的理念與胸襟，開闊的世界景觀，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促進兩岸關係才是真正的台灣人民百年大計的福祉。（本文作者系經濟學博士，現於國際機構從事國際經濟、經濟發展政策之研究及技術合作項目執行工作。本文繫著者根據其今年八月於北京召開的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的發言大綱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