償還中國和人民應有的尊嚴

今年9月號《90年代》月刊上，有吳安家先生針對8月1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的評論報導。因文字中涉及「統聯學者」或「統聯人士」，筆者既忝為統聯執委會主席，且亦受邀參與該次研討會，乃有義務作相關說明或反駁，以免滋生誤會，造成困擾。

1979年元旦，在大陸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7年底台灣正式廢除《戒嚴法》，台灣海峽新的和平架構得以初步成形，此實為邇後兩岸衍生出的各種關係總的背景。而李登輝總統跟此一背景的締造並無關聯，反而是在海峽新的和平形勢下上任的李總統，每每以其所主導制訂的大陸政策與某些發言，激發和升高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論。時至晚近，李總統更已經由他個人的數次公開言論，讓島內「統、獨」兩派的人們明確的瞭解了他的立場。也正是因為如此，李總統無法避免來自兩邊人士對他的批評與歌頌。吳安家文中所稱「『統聯』學者對李總統的批評甚多」一節，大致上應屬「陳述事實」。這類批評在台灣內部一直是「甚多」的，已無人大驚小怪。李總統個人意志極強、乾綱獨斷，身為「台灣人總統」，周圍又充斥了善於揣摩逢迎的政客、「智囊群」，對於「批評」一向是不屑一顧、充耳不聞的，終於把得之不易的「海峽和平新架構」，折騰到最近期間的「解構邊緣」，中共在連連舉行軍事演習了。

吳安家在其文中進而點名「統聯人士」與「大陸學者」，指二者聯手「對李總統的攻訐，其背後動機值得探究」。說這種話，對「大陸學者」似乎是無意義的，但對「統聯人士」便含有若干警告恫嚇意味。令人齒冷！這不是一個學者對待與他持不同看法者的恰當態度。當然，如果這個學者另外還有別的身份或企圖，人們只好習慣這種表態了。

1988年春正式成立的「中國統一聯盟」，同樣的是上述背景下的產物。「統聯人士」可以說是一群樂觀主義的愛國者或民族主義者，他們目睹當年形勢，認為也期望兩岸關係將朝向國家統一的正途發展，他們認為也期望在兩岸的統一進程中，必然的會連帶的引發各種有利於兩岸的影響或效應，對兩岸現存的某些缺失、弊端產生醫治修正的積極功能。他們誠懇的提出系統的對國家如何謀求統一，以及如何防治在追求統一工作進行中，可能產生的失誤的建議，當然，他們也坦率的提出對強權外國勢力反對、干預、破壞國家統一、民族和解陰謀言行的許多警告和譴責。簡言之，「統聯人士」反對任何外國勢力或個人，干涉中國人自己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這一態度與今天台灣島內「台獨」「獨台」人士的盤算大異趣，也可以說，「統聯人士」的這一主張，是直接與外國勢力與其代理人的利益相衝突的。

「統聯人士」堅決反對以非和平手段追求與完成中國的統一，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這是不以中共的觀點、政策為轉移的。「統聯人士」戒慎恐懼於兩岸關係在人謀不臧之下走向反面，不時提出分析、批評，涉及人與事皆所難免，但言必有據，居心一定公正。坦白的說，「統聯人士」在台灣敢不拍馬屁而冒犯「台灣人總統」，就毫無必要去大陸與「大陸學者」故意唱和當「代言人」。要知道，國家統一是中國近代苦難歷史發展之必然，沒有人可以「私字當頭」對這個歷史使命進行明的、暗的、直接、間接的破壞。「統聯人士」既無權亦無錢，但對於近代中國歷史的理解，絕不遜於西洋、東洋的那一批特務學人，堅信站在中國人立場，捍衛中國國家利益，乃是19世紀迄今全體中國人得到的歷史教訓。「統聯人士」支持、贊同所有為中國統一、國家利益作貢獻的個人與團體，堂堂正正的反對一切與中國統一與國家利益對立的事物，這是不求名利死而後已的天責。希望有興趣「探究」這些人「動機」的人士能深入探究。

筆者願意誠懇的建議：兩岸的分裂，是國、共內戰造成的，國、共兩黨自始便有相同的責任解決這一歷史懸案，合力洗刷此一中國民族的羞恥。國、共兩黨沒有任何一個有權從這個責任退卻逃跑，只能全心全力去設法實踐這一歷史使命，償還中國國家與人民其應有的尊嚴。任何反其道而行者，終將不免羞辱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