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最後一個眼中釘

美國國務院1993年人權報告的中國部分把攻擊的矛頭首先指向我國的根本制度，誣蔑中國是「實行一黨統治的國家」，同時把我國政府對各項事業的管理，歪曲為「實行嚴密控制」。這是對國際關係準則的公然蔑視和對我國內政的粗暴干涉。

美國的作為應受譴責

《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對於本質上是一國內部的事務，不能加以干預。美國國務院有什麼權利對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國家制度進行如此帶煽動性的攻擊?!今年3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決議，譴責某些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施壓，阻撓發展中國家行使確立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等權利。美國的所作所為應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人們記得，1972年2月中美兩國上海聯合公報明確規定，「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1978年12月，中美兩國建交公報載明，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82年8月，在中美兩國政府聯合公報中美國政府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那麼，對於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國家制度和被美國莊嚴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國又為什麼要出爾反爾，進行攻擊？翻一翻自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以來的歷史，美國當局能指出一處中國政府曾發表過公開反對美國國家制度和政府體制的「報告」嗎？相反，中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恪守中美關係三個公報的所有規定。恰恰是美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中傷中國，蓄意挑撥中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美國的這種做法，很難逃脫被世人視為口是心非和干涉別國內政。

多少懂得一點中國歷史和中外關係的人都會知道，今天中國人民建立起來的國家制度，乃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所作出的歷史選擇，也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它經歷了一個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並且今後仍通過改革而自我完善。對於這一切，世界有識之士都作出了公允的評價。

中國人民自己的選擇

美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指出：「1949年後出現的中央政權的組成部分是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它不僅有中共掌權前28年的經驗，也有全中國人民的經驗。長期的軍閥統治和國民革命，接著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內戰，使全國人民渴望有中央權威、堅強的領導、和平與秩序。」〔註1〕

儘管中國共產黨受到全國人民的擁戴，但中國共產黨卻不像西方某些政黨那樣為一己私利而爭權奪勢。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抗日根據地實行吸收民主愛國人士參政的「三三制」，即如費正清所說，「將他們自己的代表名額限定為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力求把其餘三分之二的職位留給國民黨和無黨派人士。」〔註2〕一些美國學者盛讚這種制度是對蘇聯一黨專政觀念的否定和體現了「民主」的精神。〔註3〕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根據歷史傳統，中國沒有採用西方那種議會制，而是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既是最高立法機關，又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非共產黨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在各級人大中有代表，在各級政協中有委員，而且參加政府工作。根據前蘇聯報刊介紹，這些措施曾激怒過斯大林，以為是走「南斯拉夫道路」。〔註4〕

中國人民堅定地沿著自己選定的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走下去，並使之日臻完善。改革開放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優良傳統不斷煥發出新的光輝。在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非共產黨的代表分別佔32.7%、31.6%；第七屆、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非共產黨委員分別佔60%、61%。這種結構，可以說是延安時期的「三三制」在新時期的繼續與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得到空前發揚，從而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飛速發展和勃勃生機。這些也都得到外國有識之士的充分肯定和讚揚。他們還一再告誡中國切莫丟掉自己的政治優勢而去盲目接受西方多黨制的說教。

不現實的期望帶來的總是失望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1991年12月21日在東京國際論壇討論會上發表講話稱：「西方把他們對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強加在他國身上可能產生後果。戈爾巴喬夫就是因為接受了西方的條件和他們對多黨制、人權和民主的定義，跟西方進行對話，結果非但沒有給國家帶來繁榮和自由市場，反而帶來了分裂。相對之下，中國卻設法防止分裂，以免帶來混亂。」〔註5〕

新加坡外長黃根成說：「中國所有領導人都知道，必須有穩定、紀律和秩序，才能管好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他們看到了前蘇聯發生的一切。他們決心不讓那樣的事在中國重演。」他強調：「我認為他們是對的。……決不能把一個擁有十億人以上人口的古老大國按照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國家』那樣來管理。它有自己的不容否認的文化傳統和需要。西方強迫中國接受它們的、無視中國現實的民主和人權模式只能弊多利少。」〔註6〕

原聯邦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議德克指出：「經濟改革的同時必須加強政治領導，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中國改革思想的一貫內容。西方忽視了這點，混淆了中國開放同西方民主的區別。不現實的期望帶來的總是失望。」〔註7〕

但是，對美國少數人而言豈止是「失望」，簡直是「痛苦」。中國走自己的路怎會造成他們的「痛苦」？問題就恰恰在於美國不容許別國有獨立的政治經濟選擇。正如費正清所說：「新的全盤認識需要我們承認自己過去同東亞的關係具有某些基本特徵，首先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的勁頭是總的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行為的一部分。」〔註8〕現在用炮艦政策、「金元外交」擴張不行了，改用「人權外交」。他們攻擊中國的現行制度，說到底，就是要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東西方關係問題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1989年說過，「像蘇聯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難逃脫來自美國的指責。」「無疑，使俄羅斯人和其他蘇聯人建立起一整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應該成為美國的一個長期奮鬥目標，美國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使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實現這一點。」〔註9〕

美國「最後一個眼中釘」

在美國這一目標中，中國顯然又成了重中之重。近年來，西方國家學術界、新聞界一些人士揭露說，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已成了美國「最後一個眼中釘」，他們力求「使中國解體」。〔註10〕對於美國當權者的這種心態，費正清可說早在十年前就刻畫得入木三分。他說：「我們感到我們的基本價值標準直接受到威脅。如果中國人自願選擇共產主義，那就可以斷定，人類的大多數是不會走我們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們在這場危機中聊以自慰的是認為新的中共獨裁政權並不代表中國人民相當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認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縱手段才能維持下去。總之，我們認為它太壞，不能持久。因此作為一種原則和義務，我們必須反對它。」〔註11〕

這種典型的「冷戰」思維方式和十足的自欺欺人實在是太不合時宜了。中國俗話說「逆理背時，智者不為」，美國在這方面實在是應該改弦易轍了。

（原載《人權研究資料》（7）1994年7月20日）

〔註1〕費正清（美）著《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87年版，第260頁。
〔註2〕同上第211頁。
〔註3〕菲力普．賴利等著《全球經歷──1500年以來世界歷史讀物》，新澤西，1978年版第2卷，第265頁。
〔註4〕依．帕．巴彥諾夫著《蘇中關係：以往的教訓與現時代》（蘇）《近現代史》雜誌，1989年第2期。
〔註5〕轉自劉洪潮、蔡光等主編：《外國要人名人看中國（1989～1992）》，中央黨校，1993年第18頁。
〔註6〕同上，第37-第38頁。
〔註7〕《外國要人名人看中國（1989～1992）》第178頁。
〔註8〕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221頁。
〔註9〕《結束冷戰》，美《外交季刊》1989，第四期。
〔註10〕日本《選擇》月刊，1991年11月號文章：《美國的目標是使中國解體，從而除去最後一個眼中釘》。
〔註11〕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334頁-3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