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的社會心理障礙

前 言

自1987年11月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之間的交流不論在經貿、學術、文化、體育和一般性觀光旅遊等方面，都有著相當幅度的進展，標誌兩岸關係進入空前密切的階段，為40年來僅見。然而證諸事實，兩岸之間又存在著極不協調的現象，相當妨礙了雙方的交流。最明顯的事實是，近十年來，台灣人民進出大陸人數已超過五百萬人次，台商投資金額逾二百億美元，台灣當局對大陸當局卻仍采不信任態度，不準直接通航、通商，對民間交流採取一定程度的抵制措施。而民間社會也普遍存在對中共不信任態度，願意配合台灣當局的限制措施，以致從外在觀瞻上，形成了大陸政策極為有力的民意基礎，朝野之間有著令人難以理解的默契現象。

另一方面，儘管雙方的交流表面看似熱絡，卻禁不起即使是一般性的意外事件衝擊，89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固然使兩岸關係陷入空前低潮，今（94）年春發生的「千島湖事件」，更使兩岸交流陷入停頓，台灣島內借此引發的反共反華浪潮，幾乎抵銷了近年來兩岸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係，而回到當初交流的原點，甚至有些倒退的跡象，這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這些現象說明，兩岸關係的基礎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彼此之間的互信程度是很低的。究竟什麼因素促使兩岸關係如此不穩定？如何改善此種不正常的現象？本文擬從社會心理角度，剖析兩岸交流的種種障礙，進而尋找突破之道，以建立穩固而持續的兩岸關係，其主要參考指標，則以最近才發生、各方記憶猶新的「千島湖事件」作為範例，方便說明。

傳統反共思想教育形成的基本障礙

尋思兩岸交流的社會心理障礙，首先應考慮的因素是，何以台灣人民對大陸當局有那麼高的敵意和不信任感，以致雙方無法誠心誠意的交流？仔細探討其中之心理癥結，自應從1949年兩岸形成的對峙局面談起。

1949年國民黨敗走台灣，基於歷史和政治因素，蔣介石父子統治的台灣，向大陸當局進行了長達40年的反共思想教育，一方面否定了北京政權的合法性，一方面也極力宣揚中共的專制與殘暴。站在統治者立場，這種作法是十分自然而可以理解的，由於醜化了中共當局，使台灣人民對中共政權產生反感，不願認同或接受其統治，相形之下，則突顯了台灣當局的合法性，進而認同國民黨，延續其統治時間，對台灣當局是極為有利的。

然而，經過近40年的反共思想教育，固然成功地達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卻在長期制約之下，於民間社會形成了強烈的反共反華心理，即使台灣當局已於1991年4月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承認中共為政治實體，兩岸基本上已從對立走向和解，廣大的台灣人民仍然對中共政權有著極大的不信任感，進而產生強烈的排斥心理。此種心理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從根本上懷疑中共任何對台政策與措施的誠意，認為其最終目的乃在赤化台灣、吃掉台灣，對中共領導人的任何談話，也一律解釋為統戰陰謀，企圖爭取人心，遂其政治目的。

二是壓迫台灣當局不得有對中共讓步或妥協的措施，即使是對台灣有利的大陸政策（如兩岸直航），也在強烈的反共反華心理下，不敢貿然實施，以免被扣上「賣台」、「台奸」的大帽子。

在早期，反共思想教育主要的是當局為有利於統治所刻意運用的政治工具，在野人士起而反對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反對派人士長期奮鬥力圖掙脫思想箝制的目標，有趣的是，現今台灣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不但在相當程度上認同台灣當局大陸政策的基調，甚至表現在反共反華心理上，比起國民黨還要強烈，民進黨的支持者，也在此種不正常的心理因素下，對該黨公職人員（主要是民意代表）施壓，以致在民進黨內部幾無一人敢於公開表達對中共當局親善的立場，使得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在某個意義上，居然比國民黨還要保守和退縮，國民黨早年的反共思想教育，意外在反對派陣營發揚光大，甚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令人嘖嘖稱奇。

若將此種不利兩岸交流的社會心理障礙，完全單獨歸咎於台灣朝野方面，似也不符事實，大陸方面也必須負部分責任。60年代「文革」動亂十年固不必論，70年代中期發生的「四人幫事件」和80年代末期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中共的處理手法，幾乎恰巧印證了台灣當局的反共宣傳內容，特別是五年前才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以暴力鎮壓民運人士，此種非理性的極端手法，更激發台灣一般民眾的反感，對中共的不信任感益形加劇，後遺症迄今猶存。

筆者以為，短期內要消除台灣社會的反共反華心理是不可能的，也非單方面可以辦到的，應努力寄望於雙方日後的交流誠意，尤其是大陸方面，更有責任表現對台灣人民的善意，尤應協助台灣人民解決各項困難，而非一味訴諸民族情感，統一的歷史使命，如此或將更有效爭取台灣人心，祛除反共反華心理。例如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中共駐外人員協助台灣人民逃出科威特戰區進入安全地帶，消息傳到台灣，引起輿論高度肯定；又如台灣漁民經常在公海遭到外國政府非法拘捕，中共出面交涉而無條件獲釋，令漁民心存感激。種種善意措施日積月累下來，將更有助於消除兩岸交流的社會心理障礙。

大小、強弱比例懸殊造成的不安全感

兩岸交流另一個社會心理障礙是雙方大小、強弱的比例過於懸殊，造成台灣人民的極度不安全感，尤其是中共當局一直不願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使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強大的危機意識，不敢與大陸保持太密切的關係，或者不敢毫無顧忌的與大陸交流，在反共反華心理之外，還有極為強烈的恐共懼共心理，此種心理一日不除，兩岸正常交流就一日無法到來。

台灣海島係彈丸之地，人口僅及大陸的六十分之一，土地面積僅及大陸的二百六十分之一，兩岸表面對等，實則無法和南北韓、東西德、南北越相提並論，台灣的國防武力更非大陸可比，台灣人民大都心知肚明，一旦雙方發生武力衝突，吃虧的一定是台灣方面，台灣也不足以抵擋大陸的軍事攻擊，故而雙方的和平共處，並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任何問題與爭端，應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心聲，台灣人民之所以會有高度不安全感，不言可喻。

在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台灣人民所表現不安全感的跡象十分明顯，舉其犖犖大者，諸如：

──自1992年底以來，迄今連續十餘次的劫機事件，被捕風捉影為大陸有關方面擬藉機刺探國防軍事情報，立委更群起質詢台灣的空防機能，要求加強安全措施。

──近年來層出不窮的非法偷渡客，也被安全單位懷疑為大陸方面故意縱容或幕後主導，目的在對台進行滲透和顛覆。前安全局長宋心濂曾對外公開宣稱台灣境內約有五千名「匪諜」，從事非法活動，極盡危言聳聽之能事。

──兩岸直航問題，被渲染為中共企圖「以通促統」的陰謀策略，因此台灣當局堅拒開放直航，一般民眾也頗能接受此種說法。

──台商投資大陸，遭質疑可能導致產業空洞化危機，甚至無限上綱懷疑中共「以商攻政」的政治陰謀，出現了經濟部門與安全部門不同觀點的矛盾，無法建立共識，造成各說各話的奇特景象。

上述不可理解的心理反應，根本癥結乃在於對台灣安全缺乏信心，擔心中共以其他方式對台進行破壞行動，台灣人民基於防衛心理和追求安全的保障，乃有若干強烈的抵制交流措施，相當妨礙了兩岸正常的交流，至少使交流的速度延緩下來。

至於有關中共「武力犯台」問題，不斷在各種場合被提起，甚至放棄對台用武成為國統綱領由近程階段提升到中程階段的重要條件之一，台灣正企圖以要求中共率先宣佈不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作為兩岸談判的重要籌碼之一，可見台灣朝野對此問題重視的程度。

從社會心理角度剖析，台灣與大陸僅一水之隔，大小、強弱卻比例如此懸殊，台灣人民的不安全感，應是可以體會得到的。筆者淺見以為，大陸方面如何有效闡明對台政策精神和基本立場，是刻不容緩的，否則雙方安全感因認知差距過大，絕不可能有正常的交流活動。

「武力犯台」是台灣民間普遍對中共當局強硬派的質疑，此一字眼極易導致誤會，好像兩岸之間乃兩個不同國家的衝突和對立，和歷史上中國對外關係模式相差無幾。實則中共不放棄對台用武，用國家主權獨立尊嚴行使的象徵，要求中共不使用武力，是辦不到的事。

從語言學立場言，中共不妨針對這項誤導人心詞句，改為「武力保台」──保衛台灣領土主權的完整，不容外國勢力介入，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以緩和台灣人民的不安心理，所謂「賣台」之說，從此也可成為絕響。

不願兩岸關係劇烈變動安於現狀的心理

由於經濟的迅速發展，台灣人均所得的遞增，80年代以後，台灣社會形成極為可觀的中產階級群眾意識，此一群眾意識的特徵為個人主義思潮突顯，重視私人生活隱秘性，不願社會劇烈變動，而有安於現狀的心理傾向。此一心理傾向，相當程度影響了兩岸關係的進展，或可解釋為在兩岸交流過程中，台灣人民多數不願因此而改變原有的生活水準和生活秩序，寧願以漸進和緩和的步伐，調整改善兩岸關係，而出現了不願「急統」或「急獨」的多數群眾心聲。

這種安於現狀心理，事實上正是台灣緩慢推動兩岸關係最大的社會基礎，國統會即依據這種心理傾向，制訂了被大陸方面批評為一廂情願的「國家統一綱領」，提出一些根本不具可行性的條件，滿足了多數台灣人民「寧慢勿統」的奇特心理。台灣當局經常花大筆納稅人的錢刊登廣告，為其保守的大陸政策辯護，竟能為台灣社會所容忍接受，其故在此。

社會心理學家也注意到，兩岸政經制度的根本的差異，實際的生活水平也相差甚遠，台灣民眾擔心統一之後，降低生活水平，甚至擔心財富缺乏保障，被「社會主義化」，重演1949年中國大陸解放之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悲劇歷史，嚴重破壞現狀，因而堅拒統一，這種社會心理不容忽視。

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原本是解決兩岸關係的可行途徑之一，但台灣多數人民懷疑其可行性，在尚未有具體成效之前，寧願採觀望態度，到少要等到1997年收回香港、正式施行「一國兩制」之後再說，假如97之後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香港人民也能愉快地適應「一國兩制」的生活方式，不致有劇烈變動，則台灣社會或許能逐漸消除對「一國兩制」的疑慮也說不定。

三年前，台灣工商界知名人士王玉雲訪問大陸時，曾當面告訴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表示兩岸欲談統一問題，應等到公元2002年之後，亦即香港97之後的五年期間，觀察「一國兩制」是否具有可行性，然後再商談兩岸的統一問題。王玉雲的談話和見解，相當反映了台灣中產階級的普遍心聲，值得中共當局借鏡參考。

大陸方面也許不能理解，何以台灣願向全世界開放和交流，卻獨獨對大陸採取類似鎖國的政策，或者是新的「門羅主義」，將台灣盡可能孤立於中國大陸政策之外，最好是老死不相往來。其中之主要心理癥結即在於過去40年兩岸的分隔，證明也可以維持台灣社會安定的生活環境。多數台灣人民安於現狀，假如採行過於劇烈變動的大陸政策，誰都不能保證現狀能否維持。當然，現狀如欲繼續維持，各種主客觀條件絕不可能維持不變，從唯物辯證法觀點，台灣人民的安於現狀心理是錯誤的，也是不科學的，但在可預見的短期內，似乎還沒有強烈希望兩岸關係劇變的要求，筆者以為，這個事實，大陸方面應該正視，並予尊重，否則就違反現階段台灣人民的多數意願。

「千島湖事件」顯現的社會心理意義

1994年3月31日傍晚，一艘載滿台灣旅客、行駛於浙江千島湖的遊艇「海瑞號」為暴徒所洗劫，並放火焚燒，造成32名乘客全部死亡的慘劇，其中包括24名台灣遊客和八名當地人士，此即為轟動兩岸的「千島湖事件」。事發後，台灣朝野震驚不已，媒體連續熱炒足足一個月有餘，兩岸交流也立即陷入停頓狀態。大陸方面雖立即緝拿兇手歸案，並立即移送司法機關速審速決，三名涉案元兇也迅速予以處決，此一被大陸形容為「特大搶劫縱火殺人」刑案本應告一段落，但台灣人民所受震撼和驚嚇程度，卻非短期所能撫平，兩岸關係欲恢復案發前水準，尚須一段時日。

「千島湖事件」的整個過程，事實上正是兩岸交流關係發展中社會心理障礙的典型，大陸有關方面的處理方式和台灣人民的心理反應，恰恰可從前述的三個基本面向加以解析，兩岸皆可由本案獲得寶貴的經驗教訓。

先是本案兇手作案手法極為殘暴不仁，32名乘客竟無一活口，受難者家屬看親人高高興興出門旅遊，卻在大陸地區命喪黃泉，哭哭啼啼奉著親人骨灰返家，任何血肉之軀都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也難掩心中的悲憤情緒，對大陸有關方面提出種種強烈要求是應予理解的，可惜浙江省地方當局處理本案的態度卻無法滿足受難者家屬的要求，甚至一度限制家屬的行動，也禁止台灣媒體的採訪，顯露其欲息事寧人的蠻橫心態，此一影像與台灣傳統反共思想教育所宣傳的中共面目，竟有若合符節之處。「千島湖事件」正巧強化了台灣人民對中共原來早就有的戒心和疑慮，在島內掀起的反共反華浪潮，也就不難理解了。大陸方面指責台灣當局借題發揮，且予泛政治化，固為事實，但台灣社會若無根本的反共反華的心理傾向，恐怕也不容易鼓動風潮。

台灣本來對大陸缺乏信心，更沒有安全感，24名手無寸鐵的無辜旅客，竟然在大陸旅遊期間為暴力所劫，最後生命財產俱無保障，家屬哭訴無門，台灣當局也毫無著力點，不能為死難者申冤，政府公權力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時，顯得軟弱無力，此種無助現象，也正呈現了兩岸大小、強弱不成比例的殘酷現實；台灣人民的不安全感，有更進一步深化的趨勢。兩岸交流將因彼此的不信任和缺乏安全感而受到嚴重制約，筆者以為，如何讓台灣人民恢復交流信心和增加對大陸的安全感，迅速走出「千島湖事件」的陰影，應是兩岸的當務之急。

尤其甚者，台灣人民既安於現狀，滿足於既有的生活方式，大陸理應予以尊重。在處理「千島湖事件」中受難者遺體時，不能完全無視於台灣地區的民俗風情習慣，也不能以當地喪葬設備簡陋為由，草草支解處理火化了事，雙方生活方式與政治社會制度的差異，應設法取得協調，否則即是對立衝突的因子，本案正好突顯此種社會心理特徵，值得大陸方面深思。

結 語

兩岸本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只因40年的分隔與政經社會制度的差異，形成兩個不同的生活圈與價值觀念體系。自開放交流以來，事實證明對兩岸人民都有互補互利的優勢作用，亦為不可阻擋之時代潮流趨向。目前存在於雙方之間的歧視和衝突，並非不可化解，障礙也並非不能排除，為其前提乃在必須雙方皆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和誠意，彼此尊重，大陸猶應重視台灣人民的社會心理傾向，對症下藥，問題自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