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與鴕鳥雙重心態

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風波不斷，糾紛頻傳，主要源於彼此互信不足，共識缺乏，敵意未消之故。此次台灣人士組團前往北京參加中共建國45週年引發的風波，再次證明兩岸交流的心理障礙恐非短期內可以排除，其中暴露的戒嚴與鴕鳥雙重心態更是兩岸關係的嚴重絆腳石。

從法理言，自1991年4月1日，台灣當局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起，兩岸已由過去的敵對狀態演變為和平狀態，中共已非叛亂團體，更非「敵國」，則所謂「通敵」「外患」之說自然不能成立，何況刑法一百條預備叛亂的條文已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也早成昨日黃花，民進黨台獨份子欲扣我們通敵外患之罪，真不知適用於那個條文；連想要「故入人罪」恐怕都不容易，法務部長馬英九也坦言「無法可辦」。因此，當筆者獲悉民進黨國代王雪峰、蔡明華等人告張一熙、段宏俊和我三人涉嫌助敵罪時，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國代真沒法律常識，難怪憲法修得一無是處。

法律制裁不了我們，但期間所塑造的新「白色恐怖」氣氛，卻讓人有重新回到戒嚴時代的感覺。《自由時報》先以文字暴力誣指我等參加中共國慶是「可恥、可惡、可悲、可憐」的行為，質疑我等「心向何處」。新竹市民進黨籍立委柯建銘按鈴申告張一熙通敵，發動市民罷免張一熙，並到張的服務處貼標語抗議，使張的秘書幕僚極度恐懼不安，一連幾日不敢上班。我返台後，內人甚至要我暫時不要進門，以免遭台獨份子跟蹤迫害，整個社會瀰漫一股肅殺恐怖氣氛，號稱已創造「政治奇跡」的台灣民主社會，竟還發生這等令人惶惶不可終日的怪異恐慌現象，豈不是一大諷刺？

戒嚴恐怖心態，其實反射的是台灣人心的脆弱與不安全感。台灣人士臨時編組而成的「中共國慶觀光團」，其實只在人民大會堂的招待會上見到了中共高層領導，相距好幾十公尺，甚至是「有看沒有到」，傳回台灣卻被渲染為中共高層「接見」了我們，還大談「武力犯台計畫」，杯弓蛇影到這種程度，令人啞然失笑。其實憑我們這些人的份量，能否獲江澤民、李瑞環、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接見，我們自己都心裡有數。

我在9月30日的國宴席上巧遇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完全是偶然，非刻意製造或安排。當時距宴會開始還有二十多分鐘，我發現滿頭白髮的張震坐在椅子上，正在翻閱李鵬的祝酒詞，便上前打招呼，閒聊幾句，主要求證他有關《一九九五閏八月》書中所指對台用武的總策畫人一事，張震當然否認，並認為中共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絕不致輕言動武。台灣報紙卻誇大其詞說張震接見訪問團，透露對台用武確有較年輕的總策畫人云云，令人啼笑皆非。

此事也暴露台灣新聞界之無知與膚淺。試想對台用武是何等大事，中共軍頭怎麼可能隨便向外洩露軍機？即使確有其事，也不可能向台灣訪客證實，記者缺乏新聞研判到這種程度，吾人還能對台灣報紙寄望什麼呢？

不過，我與張震一席談內容仍具參考價值，特別他強調「我們對台獨絕不坐視」一語，應對台獨份子有所警惕作用，不能認為只是嚇唬恫嚇而已。我也確信，這可能是近年來台灣訪客直接求證中共軍方高層領導人的第一遭。

此次中共國慶風波事件引發的另一感觸是，台灣朝野雖普遍沈浸在反共排華的氛圍之中，卻又拒絕進一步瞭解中共，不願與大陸各階層廣泛接觸，不知己，也不知彼，十足的鴕鳥心態，這種心態才真是「可悲」、「可憐」。我不否認前後參加四次中共國慶活動，目的之一是想「深入敵後」，藉與中共黨政軍高層人士接觸的機會，瞭解大陸的對台政策和作法，以彌補文字資料之不足，此一資訊搜集和公關活動，對研究兩岸關係應有絕佳助益，包括陸委會和海基會決策人員都應有這種求真務實精神才對，奈何卻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落井下石，也跟著台獨份子瞎起哄，台灣當局的短視與淺薄，由此可見，也可以想像未來兩岸交手孰勝孰敗的癥結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