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需要有應對變動的能力

自香港2019年風潮以來，海外越來越多的俗淺之人喜歡以幼稚的民主－專制二元思維解釋當代中國政治事務，彷彿中國做的，一概都是民主對立面的事。但若仔細問這些人，究竟什麼才是民主，如果說一人一票叫民主，那怎麼解釋希拉蕊2016年選民票更多，實際卻反而讓川普當選，是否可說美國也非民主，這些人就只能支支吾吾，搪塞以對。若問這些人，低質量的多數人暴政與開明專制主義相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究竟判定是孰優孰劣，這些人往往瞠目結舌。若再以更深一層的學理告訴這些人，西方先哲多認為基於絕對平等性原則，投票所選出叫貴族制，抽籤所出才是真正民主時，這些人莫不勃然變色，拂袖而去。每當此時，筆者更深感有必要推介英儒柏克（Edmund Burke, 1729 -1797）的政治教誨，以使人耳聰目明，破除所謂的民主－專制二元迷思。

柏克一向強調國家需要有應對變動的能力，若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即無法保存自身。但大變化與改革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事情。柏克曾有這樣一段異常鞭辟入裡的分析：「在大變化與改革之間有著明確的區別，大變化試圖改變物質構成本身，將固有的好處與當時存在的壞處俱為拋卻，改革則是並不試圖驟然改變物質構成本身，而只是針對現在被廣為抱怨的現象做出直接有效修正，當問題被移除時，萬事皆變得清晰和確定。即使改革失敗，物質構成本身也無非是繼續和那被廣為抱怨的現象繼續共存而已。」

柏克又曾說，在他看來，所謂大變化即是一種全盤推倒重來的破舊立新，「但是大變化是否能夠達到改革的任何一個目標，以及大變化是否與改革致力的基本原則融貫一致，都是無法於事先知曉的。」

法國大革命在柏克看來，就是典型的抱怨一切，卻不願改革一事，最終結果造成所有事物皆歷經大變化，無一不如是（參閱 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 Vol. 5, G. Bell, 1906, page 119-120）因此，大變化有一種茫然未知前程的特性。美國政治學者歐尼爾（Daniel I. O'Neill）教授的研究甚至認為，在柏克看來，法蘭西大革命式的政治、社會、文化民主化，最終將摧毀整個西方文明架構。

柏克不是食古不化、抱殘守缺、思想僵化、行為教條的極端保守主義者。把柏克的話代入中國語境，文革末期的中國如果不改革，必然會像蘇聯帝國那樣崩塌，但是如果全盤推倒重來，是否就能避免今日俄羅斯模式寡頭盛行、民粹當道，普京一人垂拱治天下的局面，也很難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餘年來，基本國力和人民普遍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柏克有一層最核心的看法，就是一個政體如果當前發展尚好，人民安居樂業時，大家應該致力於不斷改革，修正各項不足，日拱一卒，亦要警惕旨在改變物質構成本身的全盤性大變化，勿使當前穩步增長的局面流失淪亡。

尤其是，我們還需要考慮到今日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盛行的政治極化現象。按照柏克的分析，如果民主體制的內部分歧太過強烈，其佔多數主導地位的人將可能對處於少數地位的人施行毫不留情的嚴酷壓制。柏克說的很清楚，絕對民主制不見得就比絕對君主制來得更為合法。

柏克並不反對民主作為政府形式的一種可能性而存在。自由民主體制並非不好，但是要實現自由民主體制至少要有三種前設性必要條件：1.人民的政治素質需上軌道，國家的政治傳統需能與自由民主良好對接；2.人均收入需普遍達到中產以上程度，真正藏富於民；3.實現自由民主體制必須由本國政府獨力主導推動，而不能有任何外國勢力強行干預插手。

縱觀西方強權在全球多處強推自由民主體制的失敗，即是或多或少地背離了這三個條件所造成。真正的自由民主體制會有足夠道德勇氣與思辨能力去承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政治生活的關鍵並不在於意識型態之別，而是在於穩步實現良善公共治理的能力，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同政治體制的優劣長短，而在哪種政治體制能更好地適配哪樣的具體實地環境，進而推進善治的逐步實現。

從這個樸素的視角看，中國古人說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許並沒有什麼錯。◆